最新的理论观点与方法探讨

本前沿问题研究的开展，首先需要对有关概念予以讨论，这就涉及一些理论上的探索与争论。相关的重要问题包括城市是什么概念，也就是在理论上，中国是否存在城市；城市的空间是什么概念；与文人相关的机构在城市及城市体系中是如何存在与发展，从而影响人员流动、人文素养及区域政治的。

仅就物理空间而言，一个汇聚一定人口，具有一定防御功能的规模化区域性聚居地或者聚落，可以被认为是城市。在这个意义上，孤立地看，城市并不具有特殊的定义，各个城市之间，无论是中国的城市、东亚的城市还是欧洲的城市，除了规模大小，几乎不具有特殊性或者差异。换句话说，城市研究，无论是历史的研究、文学的研究还是社会学的研究，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果城市仅仅只是聚落的巩固或规模化，也就失去进一步思考与探索的意义。

那么，作为人生活其中的空间，城市究竟如何定义，无疑是各项研究得以开展所必须解答的问题。作为《汉口》一书绪论，罗威廉在《欧洲与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中比较和反思了欧洲学者对于城市的理论探索。他指出，西方历史学者曾把中国城市看作中国“倒退”的原因，其理论前提在于，西方学者所普遍认知的城市是一种超越了区域行政中心的“自治共同体”。这是基于欧洲中世纪城市发展得出的结论，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及中产阶层寻求自身权利的斗争有关，构成现代学者对于西方民主社会的基础叙述。在这种理论前提或者认知背景之下，如何看待中国的城市？马克思·韦伯认为中国从未出现过真正的城市，因为构成城市的必要条件“自治共同体”从未存在。在陈述韦伯关于中国城市不能够得到发展的政治、宗教、经济以及城乡关系等原因之后，罗威廉指出尽管韦伯的这些论述是为了给其欧洲社会发展的思想提供一个参照物而提出的，但却广泛影响了中国史及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形成所谓韦伯模式。而这一模式实际上存在着概念上的问题，从而忽视了中国城市的特殊性，比如城市类型的差异、县以下的市场活动、城市功能结构差异等等。罗威廉进一步指出，面对韦伯理论的各种缺陷，西方学者开始注意中国城市的地理与人文背景、中国城市的经济功能、中世纪以后的城市发展等，尤其对宋明以来的中华帝国晚期的活跃的城市经济与贸易网络予以普遍关注。在这种关照之下，中国城市已经完全不是简单的行政或军事控制的中心，也不是农耕腹地中的商业岛，而是作为商品集散中心，与周围发生直接联系。他进一步引述施坚雅关于乡村市场“中心地”的理论，指出其理论使学者摆脱了城乡二元论的束缚，从而得以认识城市或城市群的层级、分布甚至体系情况，进而提出城乡统一体的概念并认识具体城市在区域网络化中的功能与意义。在省思各种理论的有效性之后，罗威廉通过汉口的个案，综合地考量政治、人口、贸易、近代工业等各个方面，进而指出在全面进入效法西方，从而偏离其固有发展道路，进入一个泛文化城市历史的阶段之前，中国存在以自身模式高度发展的城市。^[2]面对罗威廉的研究，中国本土的研究者当然欣慰于他提供了中国的独特发展模式的正面描述，但尤其值得中国本土的研究者注意的，却不是汉口这一具体城市的研究所呈现的辉煌过去或者悲哀往事，而是他对于理论模式的自觉反省意识。(www.xing528.com)

1980年代以来，地域观照、空间批评等相关视角被引入古代文学的研究领域。其中，从地理空间观照文学创作，清代学者徐松在其所著《唐两京城坊考》中就已采用相关的研究视角。正如学者朱玉麒所指出：“《唐两京城坊考》研究方法论的贡献，除了从历史学的角度可以肯定的‘小说证史观’以外，在文学史研究的领域，它的编撰出发点也开创了以地理线索来赏析作品的方法，即通过唐代地理空间的象征意义作为解读文学人物活动的重要切入点，文学故事中的地理标注不仅具有还原现场的逼真感，也同样为唐代社会风俗史提供了生动的画面。”^[3]他将这种文学欣赏的方法总结为“地理空间观”，并指出通过虚构小说作品这种地理空间的真实外壳以增强现场感的文学意味，相关研究的代表作是日本学者妹尾达彦的《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以〈李娃传〉的分析为中心》一文。妹尾达彦通过对唐代传奇小说《李娃传》中所出现的长安地名的逐一分析，他在文中说明：“故事的起源、转折都有长安真实存在的坊名、街道名称出现，使故事增强了现实感。”以及“故事情节之所以展开，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利用了当时长安的街衢所代表的含义”。^[4]朱玉麒认为这一研究方法正是徐松“地理空间观”文学解读法的理论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