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的思想绕行，既已先然规定了价值之争，那么城市文学的兴起与研究，实质伴随着西方现代性理论冲击下整个文学传统及价值坐标的动摇，就是必然。至少“五四”的现代文学起点地位遭遇了决定性降落。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23]的语式延异中，不仅只是某些“被压抑”的历史不时带出，更有鲁迅文学在“空间”“场域”理论演进中的难以安置，日益成为“乡土文学”之宗。而问题在于，城市文学研究正在带来整个文学史的松懈、重构。
这是一个并不自觉的过程。起先，海派文学现代性的发现，固可谓之自然，但它与“左翼”的“都市”亲缘，却是近年形成的重要理路，足以预示某种文学史变局。[24]在此，反拨整个现当代文学对于城市“罪恶”原罪式的批判立场，成为两者切近的驱动。而“新感觉”派正以其空间叙事相对客观、中立而又不失批判的文学姿态，起到了关键作用。关于它与左翼文学的分合演变，即有流派史的如此追溯。按研究者分析，两者最早的交集，就发生在都市资本主义文化背景下对于都市罪恶的共同批判。之后，左翼作家进一步转向阶级意识，才导致双方产生激烈论争，并分道扬镳，因此成就了两个各具鲜明文艺特征与观念主张的重要流派。[25]显然，这里有意忽视了两者在后来历史造就上的根本不对等，却正好演绎出现今的一种方法论，即借重“新感觉”派特属都市的存在方式，探究左翼文学在城市文化历史中的位置和意义。如文化市场意识对于蒋光慈“革命加恋爱”模式形成的潜在导引。[26]
这方法论的背后，无疑有着谨慎的道德悬置和消解。而其经越“左翼”的阐释理路，作为“海派”的重大重构与扩张，则将触动现代文学史上京派—海派的历史天平。事实上，价值的砝码已然倾向后者。作家沈从文作为“京派”的重要参与者，其位置调整，无疑是价值变动的风向标。正有批评家通过区分精神、道德与物质、现实两个层面，限定其都市文明批判的范围、力度，从而将“湘西世界”的意义向都市的“现代文明”开放，强调其建构而非批判性。[27]继之是老舍以其对于都市道德破败的宽厚、温和而从“京派”作家群别出一格。[28]
自然，这还远不足证明新的价值已经生长、确立。道德的“空间”悬置，不仅无法消释城市罪恶，而且正好表明认知的匮乏，以至京派—海派的天平微倾，恰恰指示了其背后的历史文化传统丧失。而只有面对前30年当代文学的“城市想象”时，才能显见事关罪恶根源的“物”，如何深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笼罩，以致根本是在词与物、逻辑与历史的意义上，丧失真正的命名，继而丧失自身历史。进而言之，当“物”的不解，深刻关涉历史的丧失，即表明此“物”的存在，远非“资本”从知识至道德所能垄断。唯如此，这一题材论的原发地，亦今日所谓现代性的中心场所，才凸显“物”作为当代思想障碍。空间理论的大行其道，因此恰是曾经“资本”名下巨大历史断层的呼召，并首先构成认识论上庞大的意识形态迷雾。
这才是“海派”之于“左翼”的重构与扩张，以及“都市文学”的价值新立，所要面对的。它考验从“海派”原先的贬义、笼统，到“新感觉”派的正面立意、分梳，再到它与“左翼”共同的社会历史文化起源探寻，从而不断容纳并消释其“一体化”表征所形成的思想力量几何。事实上，通过“工业化”的生产性城市与“消费性”欲望城市的区分，一道“工业城市想象”的地平线已然勾勒，至少贯穿“十七年”。一批文学创作，正以“工业城市”对“消费城市”日渐加剧的价值压抑，显示出一条新的文学史脉络。在此，充满物质主义诱惑的城市景象与国家工业化的现代性追求构成了深刻矛盾。如《我们夫妇之间》，即因其叙述立场偏向“堕落”的“进城者”而受到批判。《上海的早晨》则呈现出革命理性与城市感性的多层次矛盾，以至发生城市空间的思想争夺。[29]而随着充满暧昧、罪恶，却展现空间之丰富与流动的“消费城市”受到贬抑、驱逐，这个愈益走向“工业城市想象”的文学史图景，也必然狭窄、僵化。事实上，研究者发现，当以《创业史》人物徐改霞为代表的“乡下进城者”从“工业城市想象”的地平线出现，已经呈现“工业主义”的一片胜景。作为社会主义文化构建，这样的“城市想象”不仅丝毫没有现代工业文明与生俱来对于人的压迫、异化，而且毋宁就是乡村及乡村伦理的扩展。[30]
无疑，当这条从生产—消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文化分裂之中浮现的思想线索中断，首先暴露的恰是现今空间理论面对巨大历史断层的虚弱。但是，它由此转接近年形成的“城乡迁移”理论视野及其“乡下人进城”这一当代文学的寓言性母题，却有望成为历史的一线拯救。因此这些论述着意的不是“乌托邦”的简单拆穿，更非以中国特殊文化道路表现的所谓现代性内在矛盾的再次体现。这无疑是一个思想的推进。当这条“工业城市想象”的地平线，以“消费城市”对于“资本主义”道德罪恶的不断负荷、沉沦为基础，它实质勾勒的就是一条难以跨越的思想界线，以至“乡下人进城”在此构成了整个当代历史进程的思想盲区。事实上，正是今日破败现实的逼迫，而非仅出于“底层”文学、特别是众多打工者自书的“打工文学”潮的关注，“城乡迁移”作为理论视野得以形成。[31]在此，批评家进而发现，新世纪以来的大量创作已经形成一个不拘题材的“乡下人进城”主题，足以视为一个自发的文学思潮。[32]
显然，“城乡迁移”正在重新概括、阐释“十七年”至今的整个当代文学。它无疑更深地表达了新兴的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之间的全面紧张，并且深受历史的制掣，因而尚是近于社会学的理论视野。而当它还显示为京派—海派的历史曲折与覆盖，作为历史的拯救，就更可见其有限。其中的思想盲区，即足以带来文学史的全面松懈。事实上，已然可见价值标准的严重摇摆。“重写”还不自觉，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已被论断为现代文学的“起源”；[33]鲁迅文学尚在边缘，邱华栋的城市“戏剧人”写作，却借“新感觉”派的历史直通，成为人之异化的深刻表达，誉为荒原上的“呐喊”。[34]如果说，这类作品评论尚属前述京派—海派价值取向的思想呼应，那么认为“底层”“打工文学”在“城乡迁移”视野的突起，是“现实主义”依然“最富有魅力”的体现，[35]就将是其彻底回落。而能衡量它的，正是从京派—海派到“城乡迁移”，一个最重要思想刻度的失落。即面对今日“底层”，城市罪恶愈发无以阐释、批判，反而加剧认知的困惑。故而一方面是理论批评界，甚至作家自身对于一般人道主义“底层”写作表现的深刻隔膜甚至流于虚伪道德姿态的普遍认识与自省。[36]另一方面则是针对“城市”的“消费主义”愈益凝固为一种总体社会文化批判的价值论的难以清理。认为“消费主义文化霸权”，影响了中国“整体性文化结构的转型，改写了20世纪以来的文学话语谱系”，[37]仍是现今时见的前提式断语。
这里可见“消费主义”正在知识与道德垄断的意义上，成为既往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的无意识延续。唯此，“物”仍然深沉未解，导致空间理论的严重挟制，继而历史的依旧难挽。而当下文学创作确然发生的“N城记”版图重组，恰与此思想的困窘形成了更深的镜像和互制。事实上，地域文学的空前突出和繁荣，已成为1980年代寻根文学“乡土”价值地标的改写、反拨。邱华栋之于北京、王安忆／上海、张欣／广州、何顿／长沙，池莉、方方／武汉等，当批评家在1990年代以来全新经济现实所确立的坐标系中得以这样的点画，[38]新的文学版图却可谓成形，一批新生代作家则由之推向新的价值序列前端。作为再度出发的“寻根”，它甚至被赋予了这样的世界意义：“文学的地域性”具有“根的意蕴”，而中国城市少见的“复杂和多样性”，将提供未来“圣城”的乌托邦构想。[39](www.xing528.com)
但显然，创作现实并未提供这样的乐观。愈是具体论述，愈见出空间理论的有限、失效。事实上，在“物”所障目的“空间”视野，作为研究对象的城市文学恰恰呈现全面的“流动”状态，以致不断消解批评家们种种分析、归纳的努力。老城叙述者、城市游走者、都市女性流、淘金者传奇，即是1990年代城市文学叙述形态的较早归纳。[40]而城市的过客、身心分离者、边缘者、转换者，作为现今的人物形象分类，[41]实质与前者并无类的区分。市民世态、历史文化、欲望叙事，谓之城市小说的几种表述，[42]却根本属于主题内容，甚至不脱现实反映论。
如是，“城市漫游者”作为一个深刻相关空间理论，且源自本雅明对于波德莱尔诗歌阐释的概念，就成为批评家们的切近依靠。在此，“新感觉”派以充满哲思和宇宙神秘想象的作家徐
的特别加入，首先成为“精神漫游”的标杆。[43]它对知识分子主体的提振，及对现代城市保持疏离态度的“震惊”体验强调，无疑为当下创作“欲望”的膨胀，提供了批判的武器。不过，当“非典型性漫游”与王安忆《长恨歌》的“鸽子”视点产生如此错落，就构成了理论的反诘。按批评家分析，“鸽子”视点远超“市民”却仍近人世，并因此在新、老上海的历史文化地图测绘中，产生了“看”的层次、角度微妙不同。这种内在分裂，反映作家主体的一种自我迷恋，因而未能真正拉开知识分子批判的距离。然而，一个城市的观看者并非只有知识分子，分裂或许更在于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学的不合。[44]
这至少预示了“漫游”的限度。而在批评家看来，那种缘于陌生、边缘的“震惊”经验，迄未获得充分表达，遑论美学创造。只有少数城市书写已经形成了自身特征，如“北京”政治属性所带来的大量意识形态隐喻及后革命时代的“狂欢”“残酷”，“上海”作为“东方的资本主义传奇”所不绝散发的日常生活之单纯、阴柔气质，“广州”唯其空心主体才突出表现的工业时代美学特征等。[45]但是，贴近作家作品，到底能够发见这有限“漫游”之于城市文学想象的开拓。如“偷窥者的目光”，恰带来作家陈希我对于人的内心世界的特别深入；个体化叙事的兴盛，则使徐则臣笔下漂流底层的小人物故事有了新的叙写。它们共同显示一种去中心、碎片化的新型美学风貌，并成为传统价值体系失效之后的多声部。问题在于，这种展示“个人”内心冲突的创作，在缺乏浪漫主义传统的中国文学，难以获得较高评价。[46]
这种理论之力不逮、批评标准短缺，无疑在面对具体创作时最能深刻感受。而浪漫主义的在此提出，只能更加突出自身历史的丧失。作为“现代意识”的重申，它或可针对“底层”书写的人道主义虚伪与现实主义僵化，却无法指认城市文学作为新的价值生长所在。质言之，在未能确知“总体”何在、如何之前，那些思想的“去中心”、美学的“多声部”，是否出于浪漫主义之“个人”甚至后现代的“非确定”性，根本难以判定。它毋宁就是时间纵轴上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真实瓦解。
在此，王安忆的创作作为一个例外，恰好成为瓦解的深度证明。无疑，这位当代重要作家的上海书写，足以代表“日常生活”美学形态的成立。事实上，它不仅是切近现今文化理论的美学构造，更指示着文学史上“城市”成为栖居之地的未来方向。然而，正是在空间理论的透视下，其“日常生活”叙事显示与“城市”的背离。批评家发现，无论小说人物穿行于怎样广阔的文化地理，城市空间都只作为背景存在，因而这里没有人与城的交流，更无“物”对于“人”的挤压。而正是这种空间的漠视，叙述者可能自由进入人物内心、设置人物关系。由此带来“人”的话语发达，为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极致体现。[47]显然，这样的判断，已是这难以“漫游”的“日常上海”之为城市文学较高价值的反对。但是，它无法顾及这位作家全部上海书写构成的时间纵轴，其长远堪称无与伦比。在此，如果“空间”意味着现代人生存的破碎、漂流与虚幻易逝，那么其创作的特点恰恰不在逃逸，而在试图以自身历史文化传统努力弥合这一切。近年的长篇《天香》，即显示了前现代历史文化的精妙把握，堪称一种“清洁”的城市书写创造。这才发生“人”与“物”的根本闪避，恰表明传统的内在瓦解及“人”的失去庇护。故而当其足以时间纵轴切离现今的“空间”视界，这样的创作，首先是思想理论整体失陷的证明。
总之，从京派—海派的重评，到“城乡迁移”的反转，再到城市实地“漫游”受限，是传统的全面分解、重构，以至尽见“被压抑”、丧失的历史。实质上，这就是现今“空间”悬隔之下“想象”所能洞见的。它已经预示“N城记”的停滞，进而是“想象中国”作为新的价值构建必经之地的难以穿越。在此，所谓全球化、现代性，恰以时间的流逝、历史的断裂为考验。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