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绪论部分我们已经了解了襄阳花鼓戏的源远流长，虽然它长时期处于自生自灭状态，但是依然绵延不绝。在它的深厚根基上，形成了鄂西北戏曲艺术之特色，这也是它的风骨所在。在国家日益重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下，时代给我们提出了抢救、挖掘、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任务，就是要全面清理我们的这份家产，就是要系统地占有我们的这份资源，就是要对我们的襄阳花鼓戏强筋固本。在这个基础上，创造更加经典的不朽杰作，以满足当今襄阳人民、湖北人民新的文化需要。
从文化学的角度讲，文化的本质是人化，人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传承者。从这个角度来立论，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就显得非常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别于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基本特性，就是它依附个体的人、群体而存在。如果个体的人、群体消亡，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不复存在了，古语讲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换言之，正是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存在与发展，才赋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鲜活和持久的生命力。因此，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手段和措施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更重要的是要对掌握、表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或形态的“人”加以有效的保护。
正是因为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近年来，政府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提上了议事日程。文化部开展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与命名工作，分别于2007年6月、2008年2月、2009年5月，公布了三批共1488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013年又公布了498名，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颁证仪式。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协会于2007年6月6日“文化遗产日”举行首次“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命名大会”，全国156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166个民间艺术家获得这一称号。各省市以及各州（市）、县也陆续开展了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命名工作，这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来讲是十分必要的。
戏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自身的传承特点。
戏曲类文化遗产的传承，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传承，指的是师徒之间的戏曲核心技艺的传授；广义的传承指的是戏曲通过演出，实现社会文化传承。这种广义的传承方式，是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传承不具有的特点。
师徒之间的传授，是目前人们观念中最为普遍的戏曲类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在戏曲类文化遗产的传承中，师徒之间的传授确实具有特殊的意义。戏曲讲究规范性的程式动作，而初学者务必要经过老师的“扶走”，才能“一步一足”“一招一式”地学好、学规范，才能唱得有味。章诒和先生指出：中国戏曲的表演艺术的全部法则、程序、范式，以及技术、技巧，都保存在一个一个具体剧目里，且细致入微，细致到无法用文字表达，入微到无法提炼成元素。于是，就有了口传心授式教学。这种口传心授的教学方式恰恰极其有致地适应了戏曲表演的根本特质。关于口传心授，周丽玲女士认为，“口传”固然不错，但“心授”的含义过于含糊、晦涩，在实际的传授中，老师不仅要以“说”来指导学生，更重要的是要一招一式地教授与指导学生掌握戏曲表演的程式动作。而这一招一式的教授，不是“口传”二字所能概括的，更不是“心授”那样含糊，如果以“口传身授”四个字代替“口传心授”，可能更加符合戏曲的传统传承方式。
襄阳花鼓戏第四代传承人胡锐诗在指导徒弟演花鼓戏
襄阳花鼓戏第四代传承人胡锐诗在指导徒弟们上妆
襄阳花鼓戏演员在排演《逼休》选段
关于“口传心授”与“口传身授”，笔者认为周丽玲女士似乎把章诒和先生的“口传心授”具体化了。戏曲传承自古以来就是师傅带徒弟，每个师傅带出来的徒弟因为师傅唱腔、程式的不同而呈现出各自的特点，这也就是同为京剧，但是也有很多门派的原因。“口传心授”不仅仅是传承的具象化，更是指出了传承的具体模式，也指出了这种传承方式的纽带性。“心授”在我们外行人看来，可能具有模糊性，但是在梨园行内来看，自有其特点，应该是包含“身授”的。(www.xing528.com)
戏曲文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师徒传承，除了传承戏曲表演的技艺外，还是流派宗承的重要途径。戏曲流派纷呈，即使是同一个戏，同一样的情节，也因为不同的流派、不同的演员演出，而呈现出不同的美学风格，进而产生欣赏趣味各不相同的观众群。而戏曲流派的延续，正是通过师傅的“口传心授” 与徒弟的拜师学艺来实现的。
襄阳花鼓戏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培养传承人方面倾注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在襄阳花鼓戏还没有被列入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前，也就是20个世纪90年代，宜城花鼓剧团就招收一批新学员随团学艺，给他们解决户口、编制问题，使他们成为宜城花鼓戏剧团的正式职工，然后由花鼓戏剧团的老师傅亲自教他们演唱花鼓戏。现在的第五代传承人，也是现襄阳花鼓剧团团长张青松就是那个时间入团的，经过第四代传承人胡锐诗的培养，加上他自身几十年的学习与练习，目前已经成为襄阳花鼓戏剧团的台柱子，也是襄阳花鼓戏的第五代传承人。
张青松参与了20多场次重大演出活动以及60多场次的招商引资专场晚会，每年送戏下乡演出100场次以上。他主演的角色也屡屡在全省获奖，其中主演的花鼓戏《宋玉传奇》获湖北省第七届戏曲新人新作展演表演、演出奖；领舞的舞蹈《赶飞蛾》获湖北省第十一届“楚天群星奖”银奖；主演的花鼓戏《鄀乡选美》获首届湖北省地方戏曲艺术节比赛演出表演三等奖；主演的《宋玉·悲秋》在全省地方戏曲演员决赛中荣获表演二等奖；主演的花鼓戏《盘夫》获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比赛表演一等奖、襄阳市首届地方戏曲展演折子戏小戏类二等奖；主演的以张自忠将军为原型的大型花鼓戏《长山壮歌》，被文化部列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优秀剧目巡演活动”参演剧目，并列入2015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名单，实现了襄阳市在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上零的突破。
襄阳花鼓戏被列为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不管是国家、湖北省，还是襄阳市、宜城市，都对襄阳花鼓戏的发展比较关注，给予了比较大的支持，确定了襄阳花鼓戏的传承人，给予专门资金培养花鼓戏传承人，鼓励襄阳花鼓戏剧团积极申报国家级文化产业项目，通过排演比较优秀的剧目来锻炼花鼓戏传承人。据现任襄阳花鼓戏剧团团长张青松介绍，近年剧团采取“请进来、送出去学习”的办法培养花鼓戏人才，用“以戏带人” 的方式让年轻演员在磨炼中成长。目前，当地政府每年会资助剧团30万元用于演出，让剧团每年能安心创作和编排3～5台剧目。襄阳花鼓戏剧团排演的《长山壮歌》和花鼓小戏《青稞》从全国4000多个项目中脱颖而出，双双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15年度资助名单，在全国尚属首例。
除了襄阳花鼓剧团自己培养花鼓戏传人外，还将在高校中引入襄阳花鼓戏元素，将襄阳花鼓戏人才的培养作为地方高校服务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 方面。
地方高等院校与所属地方的发展具有特别紧密的关系，即地方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院校，而地方院校又只有在主动适应并服务于地方的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因此，作为地方院校，必须在人才培养、科研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地方特点。湖北文理学院音乐学院课程设置中就开设了由李大庆主讲的 《鄂西北民间音乐》。反映地方音乐特色的选修课在声乐教学中，杨传红老师把地方戏曲的演唱纳入声乐教学内容，受到师生的普遍欢迎。
有了襄阳花鼓戏曲艺术的传人，还必须培养民族民间艺术的观众队伍。热爱民间艺术的观众鉴赏水平越高，民间艺术的技术水准就提高得越快，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也是戏曲艺术走出的成功道路——不仅要培养戏曲名角，还要培养“懂戏”的戏迷。
俗话说得好：“只有了解他才会爱上他。”如果观众对襄阳花鼓戏根本一点都不了解，怎么会有人花时间和金钱走进剧院？没有观众就没有戏曲，加之襄阳花鼓戏是一种自生文化，一种需要无数人从心底里痴迷和喜欢的大众文化，其发展和推广需要有观众的支持。一种好的艺术形式是需要被大众认可和喜爱的。襄阳花鼓戏是大众的艺术，是襄阳文化中俗文化的代表，跟老百姓是最接近的。怎样让老百姓喜欢这种艺术形式，最重要的是要使襄阳花鼓戏的内容符合大众的审美，紧贴人们的生活，首先让老百姓听得懂，进而让老百姓感觉戏曲里所讲的跟自己的生活是紧密相连的，并且在看戏过程中能有所收获。
因此，发展和推广襄阳花鼓戏，除了要做好剧种和曲目的保护和创新以外，还要培养观众的热情，扩大观众群体，把戏曲文化融入大众文化创建活动中，通过送戏下乡、节日庆贺，甚至是开展襄阳花鼓戏大奖赛等方式，在全市掀起一股襄阳花鼓戏的传唱热潮，尽可能多地吸引群众参与，群众喜闻乐见。在这个过程中，无形中就提高了人们对花鼓戏的了解程度和欣赏水平，从而使襄阳花鼓戏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和推广。
培养襄阳花鼓戏的观众，除了要在成年人中进行培养，还要从娃娃抓起，要让小孩子们从小就知道襄阳花鼓戏，喜欢襄阳花鼓戏。近些年，京剧已进入中小学课堂，教育部决定在北京、天津、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江西、湖北、广东、甘肃等省市开展试点工作，在音乐课程中增加京剧内容。襄阳市已有三所中小学进入试点。通过对试点经验的总结，把其他剧种诸如襄阳花鼓戏这样的地方剧种纳入本地教育也具备了一定可行性。可在中小学开设民间戏曲音乐欣赏课，聘请民间艺人担任教师教唱戏曲唱段。还可定期举办一些民歌、戏曲大奖赛，提高了观众的欣赏水平。本土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和传统文化，正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在国家教育部新颁布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中，已将民族民间音乐纳入教学内容，并在新出台的《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中明确提出：“中国传统音乐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善于将本地的民族民间音乐资源运用在音乐教学中，使学生从小就受到民族音乐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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