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游击战对胜利的重大意义

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正义的人民战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人民军队史上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它的胜利充分说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只有始终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牢固树立坚定的革命信念，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革命才能取得最终胜利。用鲜血和生命在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和创造的宝贵历史经验，是全党、全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一、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

关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1937年12月，项英从5个方面作了论述：

第一，保持了南方的许多游击战的支点，这些支点成为目前抗日战争中战略的主要支点。

第二，保持了经过十年血斗所锻炼的武装力量，这种力量将在当前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中成为一个坚强的力量。

第三，坚持为实现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而奋斗，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卒至达到抗日战争的实现。

第四，红军主力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创造了空前的伟大的事业，我们配合主力红军，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对于中国革命在目前新阶段的开展下，起了推动机的作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种结果，就是我们三年坚持的游击战，成为目前抗战中一个实际的榜样，对于争取抗战的彻底胜利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1]

应该说，项英的上述分析和概括是比较全面的。下面从3个方面进行归纳：

（一）在政治上保持了革命红旗不倒，为中国人民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是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同样的辉煌昭亮”^[2]。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以及红军游击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在逆境中发展，在反“清剿”中壮大，在赣粤边区始终保存着一大片有战略意义的游击区域。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南方的政治影响，特别是贯彻了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展了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红军游击队以他们坚定的革命信念，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和艰苦奋斗的精神，胜利地渡过了这段艰难岁月，为形成伟大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精神作出了重要贡献。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精神与苏区精神一脉相承，是苏区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是苏区精神的继承、捍卫和发展，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推动机的作用”。

（二）在军事上牵制和消耗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量兵力，创造了一套灵活机动的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在初期将几十万国民党军吸引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周围，并给进犯苏区的国民党军队以打击，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掩护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正如1981年8月谭震林为陈丕显所著的《赣南三年游击战争》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南方的游击战，在红军长征之初，牵制了蒋介石的兵力，使我主力部队得以大踏步地前进。”^[3]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到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和革命群众的作用时，十分肯定地说：“他们打了一场后卫战，使主力能够突围远去，南京来不及动员足够部队来加以追逐和消灭于行军途中。”^[4]随后，红军游击队在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凭借简陋的武器，多次粉碎了数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残酷“清剿”，为坚持抗战树立了“最好的一个榜样，足以打破对于抗日战争缺乏信心的‘恐日病’、‘唯武器论’的失败主义，揭破汉奸亲日派的和平妥协的投降阴谋”。^[5]

（三）在组织上保存了一块斗争阵地和一支革命武装，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和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段永久难忘的峥嵘岁月，保存了党的许多基层组织，保存了一支重要的革命武装力量，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忠于党、忠于革命、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领导干部和军事将领，如项英、陈毅、杨尚奎、陈丕显、刘建华、张日清、罗斌^[6]、康林^[7]、曾如清^[8]等。与此同时，赣粤边游击区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输送了一批优秀干部和战士。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传承红色基因，紧紧依靠人民，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很大的困难条件下，在没有大山依托的平原水网地区，与日军浴血奋战，每战必胜，打出了虎威，被新四军授予“战斗模范团”光荣称号，被江南人民誉为“老虎团”，为打败日本侵略者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新四军离开赣粤边开赴抗日前线时，留下了部分武装和人员坚持原地斗争，在广大地区撒下了革命火种，他们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胜利的宝贵历史经验

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经历了极其复杂的、残酷的斗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有着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1937年10月30日，项英在谈到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胜利的原因时指出：“在极端困难与非常恶劣的环境下我们依靠些什么条件去取得胜利呢？主要的是依靠共产党的领导，依靠我们能够正确的分析和估计整个的斗争形势，适应各个斗争的主客观条件，决定我们的行动方针；依靠游击战术的灵活运用，能够随机应变，以适应各个时期对方进攻的手段；依靠最忠实于革命和民众利益的坚强干部作骨干；依靠有高度政治觉悟以及有经常做政治工作的武装部队；最后而且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是依靠广大民众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参加，使武装与民众结成一片。”^[9]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的历史经验：

（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夺取胜利的根本关键

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所遇到的艰难困苦是亘古未有的。红军和游击队想要生存和发展，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指挥。毛泽东指出：“十年以来，从游击战争开始的一天起，任何一个独立的红色游击队或红军的周围，任何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周围，经常遇到的是敌人的‘围剿’。敌人把红军看作异物，一出现就想把它捕获。敌人总是跟着红军，而且总是把它围起来。”^[10]1935年春，根据遵义会议后党中央指示精神，项英、陈毅突围到赣粤边油山领导坚持游击战争。项英、陈毅等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较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他们从实际出发，善于观察、分析、处理各种复杂问题，具有发挥集体智慧的领导艺术和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身先士卒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作风。在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的领导下，赣粤边游击区的各级党组织，能在游击战争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及坚强的堡垒作用。虽然特委、县委、区委和党支部人数不多，但是这些党组织始终保持不散，从上而下形成了党的统一领导的体系。

长岭会议以后，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

在军事上，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多数同志主张：游击队必须依靠群众，在斗争中求生存，在斗争中夺取胜利。游击队的军事行动虽然应该秘密，但是政治口号一定要公开。对华北事变、两广事变、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等重大政治事件一定要以共产党的名义和游击队的名义发表宣言，表明共产党的态度，提出鲜明的政治口号，揭露敌人，教育群众，扩大政治影响，使游击队成为政治武装工作队，团结广大群众开展积极主动的游击战。

在政治上，党内“左”倾分子主张对国民党的乡村政权和土豪劣绅不分青红皂白一律镇压，以赤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而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等同志则主张分清情况，具体分析，采用争取、分化、瓦解、打击相结合的灵活政策，坚决镇压顽固的反动派，坚决反对不讲政策对土豪乱杀乱抽款的极端错误做法。

在巩固内部方面，当时“左”倾分子把中央苏区肃反中的错误作法搬到游击区来，主张对革命动摇者坚决镇压，对情绪低落思想落后者开展无情斗争，造成内部恐慌疑虑，严重影响团结。项英、陈毅等同志则认为在党内和游击队内部应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坚定革命信心和决心，提高革命的自觉性，树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气节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发扬政治、军事、经济民主。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歧视，不打击，使其改正错误。

由于项英、陈毅和特委其他领导同志，在党内采取了正确的做法，进行了极其严肃认真的思想斗争，统一了思想认识，使党内上下步调一致，并且始终加强了对游击队指战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通过以上工作，确保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全党全体指战员同心同德，“他们相信党，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积极地投入了[到]游击斗争（中），在残酷的斗争中，茹苦含辛，流血牺牲，表现了最大的勇敢和坚定”^[11]，因而保证了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

（二）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红军和游击队胜利的源泉

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红军和游击队之所以能够长期地坚持斗争，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红军和游击队给予有力支援。游击区的人民深深懂得，红军和游击队的艰苦斗争，完全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进行的。早在创建苏区时期，红军就帮助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使人民翻身作了主人。血浓于水，人民群众始终把红军和游击队的困难当成是自己的困难，把红军和游击队的干部和战士视为自己的亲人。

1935年3月中下旬，项英、陈毅突围到牛颈后，由曾纪财岳母家安排宿食，帮助联络交通，打探消息，直至把项英、陈毅安全送走。临别时，曾纪财岳母还装满了一叉口袋的炒米糖、熟鸡蛋和黄元米果，让他们在路上吃。同年夏，少共赣粤边特委书记刘建华住在上乐村邓坑娘娘家里。邓坑娘娘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儿子看待，刘建华的衣服被雨淋湿了，邓坑娘娘拿出家里的衣服替他换洗，连夜烘干，好让他天亮前穿上赶路。一听到敌人要来抄山，她马上进山告诉游击队。有一天深夜，她向刘建华报信，说敌人会来抄山，当晚，刘建华等人就转移到别的山头。第二天，敌人来了，结果扑了个空，无功而返。

上乐屋场背住了一名青年妇女，大家称她“水南嫂”。有一天，刘建华在她家吃了晚饭，水南嫂对他说：“你常年洗冷水澡，今天你洗个热水澡，走了长路，洗洗热水好。”谁料还没洗完澡，就听到水南嫂在外面高声嚷道：“我刚从田里做功夫回来，这里没有土匪。”刘建华知道有敌情，赶紧把衣服穿上，撤退到屋后树林里。原来是国民党长安乡自卫队20多人来搜山。敌人走了，刘建华向水南嫂表示感谢，水南嫂回答：“谢什么，游击队就是我们的亲人啊！”^[12]

1936年初，大雪封山一月余，躲在上乐钟鼓岩山洞里的项英、陈毅，春节时不能安稳的过年，连米菜都吃不上。上乐的群众知道后，赶紧将米、菜及过年的年货让交通员送过去。

大余池江彭坑，有一位名字叫周三娣子^[13]的革命群众。1936年初，陈丕显和油山区委的几个干部来到了彭坑。经同志们介绍，周三娣子家成为游击队的落脚点。有一天，敌人突然把彭坑包围，进行“搜剿”，把原来藏在周三娣子家中的油山游击队长曾彪困在对面山上。曾彪不能回家，只好暂时藏在山上的河沟边，钻进树洞里，想等敌军撤走后回到周三娣子家。可是，敌军却在三娣子家中住下了，哨兵就设岗在她家门口的水塘边，监视很严。为了给曾彪送饭，周三娣子装扮去河边洗衣服，把饭装进竹筒，放在水桶里，上面盖着要洗的衣服，到河边后，把竹筒塞进树洞，周三娣子就用这种办法，坚持每天给曾彪送饭，一直送到敌人撤走为止。^[14]

1936年6月，陈毅和陈丕显正在彭坑大叶坑、沙子坑、黄山子、石壁下一带搭棚子住。端午节那天，周三娣子为他们送粽子踏破了脚皮，陈毅等人非常感动，当即为手提竹篮的周三娣子取名叫周篮。有一天傍晚，陈毅坐在周篮家屋背树下的石块上乘凉，警卫员潘聋牯在一旁擦枪，周篮在门前的水沟里洗衣服，突然发现一群敌人进坑，而且快到家门口了，周篮来不及报告陈毅，喊起来又要暴露目标。正好门前一头猪，周篮心生一计，大骂：“瘟猪仔，还不快回去，等刻子^[15]就一枪打死你！”陈毅他们一听，知道敌人来了，转身就上山钻进树林里，敌人搜了一阵没有发现什么就走了。晚上，陈毅下山到周篮家，表扬她：“大嫂子，你真有法子！”周篮调皮地回答：“你的时运好，好得这只瘟猪仔保了你的命！”^[16]陈毅听后开怀大笑。

在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下，游击队的生活十分艰苦。人民群众通过各种途径给游击队采购粮食、电池、胶鞋等物资。后来敌人实行移民并村，游击队只好在深山里搭棚子住。离开了人民群众，游击队的粮食和日用品的供给就更加困难。于是，群众把家里的粮食、咸菜、辣椒干等食品用缸子密封好，埋到村子背后的山里，做好标记，让游击队自己去取。在敌人隔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时，群众依然想尽一切方法给红军游击队购买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用品，并设法送去。

在国民党军事“清剿”无定期的情况下，能否及时提供他们进山“清剿”的消息和情报，是关系到红军和游击队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1937年2月，国民党军派部队到潭塘坑“清剿”时，群众及时把国民党军一营的征粮数字报告项英，使项英能推算出国民党军“清剿”的时间有多长，决定是否带领队伍转移。项英在信丰阅读的国民党报纸，也是群众提供的。正是通过这些报纸，项英、陈毅等领导人得以了解全国的政治形势，研究和决定斗争的正确方针策略。

人民群众还积极参加军事政治斗争。三年游击战争开始后，游击区的基本群众组成游击小组，除担负站岗、放哨、运送物资等任务外，还直接参加政治、军事斗争。信丰油山上乐塔下的游击小组，利用赴圩和晚上去大余新城看戏的机会，把特委油印处印制的标语传单，秘密散发到新城敌人的据点和群众中，产生了良好的政治影响。

赣粤边游击区的人民为支援红军游击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信丰黄泥排有个名叫黄垂基的屠夫，以卖猪肉为掩护，给游击队提供不少情报。后来，由于叛徒出卖，他壮烈牺牲了。信丰崇仙白泡一位姓杨的交通员，碓寮一位姓肖的理发员，都是为了革命，为了支援红军和游击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像他们这些舍生忘死为了革命，支援游击队的群众，不计其数。正如陈毅同志所说：“在那样艰苦残酷的长期斗争中，没有人民的积极支持，没有与人民生死与共的团结，要想坚持下来是不可能的。”^[17]项英、陈毅多次脱险都是在群众的有力帮助下化险为夷的。人民群众与红军和游击队血肉相连，其深情厚谊是经过血与火的洗礼而凝聚的。正如陈毅同志在《赣南游击词》里所说：“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

（三）游击队的团结巩固是胜利的重要因素(www.xing528.com)

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由于国民党长期的军事“清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虽然有群众无私无畏的支援，但仍不能完全保证粮食供应，特别在敌人“清剿”的最紧张时期，游击队更是经常断炊，夏吃杨梅冬剥笋，风餐露宿，分散隐蔽游击。在这样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游击队能始终坚信革命必胜的信念，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团结友爱，自力更生，在人民的支援下度过艰难的岁月，取得战争的胜利。这主要在于项英、陈毅和中共赣粤边特委始终十分注重游击队本身的团结、巩固、发展、壮大，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来加强部队建设。

1.加强内部团结防止叛变事件的发生。项英、陈毅和中共赣粤边特委主张对那些危害革命的叛徒坚决实行镇压，而对游击队内部则主张运用红军政治工作经验，靠教育、说服、民主以及必要的组织纪律来管理部队。当时斗争非常残酷复杂，特别是在斗争的初级阶段，少数人动摇、逃跑、开小差甚至叛变。但是，陈毅采取了与国民党军阀主义完全相反的做法，指出：“开小差的，抓回来就杀，听到讲怪话的就斗争，那是自己挖自己的脚嘛！靠这种办法是没法巩固队伍的，这是国民党的办法，我们共产党无论如何不能采用。革命是自愿的，决不强迫，不能逼着人家革命，更不能绑着人家革命。”^[18]根据陈毅的指示，特委采用了正确的做法，对那种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总是劝他们留下来坚持斗争。如果他要走，就让他走，或帮助他走，发给他路费，帮他换上老百姓的服装，找好路线派交通员送他通过赤白交界区，使其安全到家。有的出去后被反动派抓壮丁了，还千方百计营救他，做到仁至义尽。不但如此，陈毅还针对当时的严重局面在会议上公开讲明：“能坚持的当然应当坚持，愿意回家的，可以发给路费。但出去了，要站稳立场，不要叛变，不要去当反革命，不要翻脸为仇，危害革命，不要不辞而别，要握手告别，后会有期。出去了呆不住，愿意回来的还可以再来。至于我个人，党交给我的任务是在这个地方坚持斗争，就剩下我一个人还是要干。”^[19]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领导同志这样宽大为怀，晓于大义，陈于利害，战士们都说：“你能坚持，我们为什么不能？”“我们也要坚持到底，决不动摇。”^[20]这样，留下来在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都是一些革命的精英。

2.加强对游击队指战员的理论学习和政治思想教育，不断克服领导软弱、自由涣散和各种破坏纪律的现象，大力提高游击队的政治素质。项英、陈毅和其他特委领导同志经常利用一切机会给游击队指战员作报告，分析形势，讲解政策，指明前途，使大家明白斗争是复杂的，现实是困难的，前途是光明的。特委还给游击队规定了五大任务，十项注意，作为行动的宗旨。并且还编写了《红军指挥员必读》、《红色战士必读》供游击队指战员学习。经过一系列政治思想工作，游击队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倾向不断得到纠正，使游击队真正成了政治武装工作队和革命的大熔炉。

3.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坚持官兵平等，实行经济民主。在三年艰苦斗争中，项英、陈毅等领导处处以身作则，和游击队员一样过艰难的生活，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带头执行和遵守各种纪律与制度，亲自到前线观察动态，分析敌情，指导工作，指挥战斗，工作责任上是上下级，生活上一律平等。每人每月发一块钱“鞋子费”，他们都节省下来，把买来的鞋子给队员穿，衣被鞋袜等日用品不分彼此，谁需要就谁用，吃饭和大家一样有什么吃什么，甚至把自己的一份节省下来让给伤病员吃。打土豪得来的钱都作为游击队的活动经费，数目公开并让忠于革命的同志公开保管。领导同志这些官兵平等的做法、同甘共苦的高尚的革命品质和乐于助人的革命情操，极大鼓舞着全体游击队员，尽管风餐露宿，枪林弹雨，但是广大指战员们仍然是斗志昂扬，乐观向上，团结友爱，通力协作。

正是由于项英、陈毅带领特委成功地运用红军政治工作经验，采取了以上行之有效的做法，赣粤边游击队在三年的艰苦斗争中，使整个游击队拧成一根绳，坚强如钢，才保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圆满胜利。

（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克敌制胜的强大武器

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敌我力量对比悬殊。陈毅说：“敌人采取搜山、烧山、移民、封坑、包围、‘兜剿’等等手段，进行最残酷的‘围剿’。我们对付的办法是依靠群众的支援和掩护，开展灵活的游击战争，这种游击战术达到了最精采的阶段。”^[21]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广大的群众”^[22]的战术原则，结合实际，制定了游击战的6条战术基本原则，以及关于行军、宿营、侦察、警戒等一系列军事要规。项英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编写出“团结群众，配合行动，支配敌人，自己主动……”^[23]的游击战术歌诀。这些基本原则、军事要规和战术歌诀是三年游击战争军事实践的理论体现，是克敌制胜的强大武器。红军游击队依靠这些战略战术，在军事实力异常悬殊的形势下，灵活机动开展斗争，从生存到发展到壮大，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这些具有开创性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井冈山时期、苏区时期游击战争理论和实践，成为中国共产党军事理论的宝贵财富。游击队在这些原则指导下，把指挥机关设在高山大岭里面，敌人难以找到；队伍行动做到来无影、去无踪，使敌人找不到目标。队伍精干，七八个人一组，分散打游击；队伍机动灵活，保持主动，伏击、袭击是作战的主要形式。根据敌情变化，坚持公开斗争与半公开斗争相结合，武装斗争与地下党的内线工作相结合，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时而活动，时而隐蔽，声东击西，神出鬼没，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最终使敌人消灭各游击区和游击队的企图彻底失败，赢得了三年游击战争的最后胜利。

【注释】

[1]项英：《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1937年12月1日），《项英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445—446页。

[2]郭沫若：《〈三年游击战争〉序言》，《红旗飘飘》（第18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74页。

[3]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4][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63页。

[5]项英：《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1937年12月11日），《项英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446页。

[6]罗斌（1914—1967），福建省武平县人，曾任南雄南山游击队政治委员、队长。1962年任公安部队后勤部副政治委员时晋升为少将军衔。

[7]康林（1910—1995），江西于都人。曾任南雄游击队队员、赣南游击队特务员等职务。1961年任某军副军长时晋升为少将军衔。

[8]曾如清（1914—1989），江西吉安县人，曾任中共于都县谭头区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治委员。1955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七军政治委员时，被授予少将军衔。

[9]项英：《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1937年12月11日），《项英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446—447页

[10]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页。

[11]陈毅：《忆三年游击战争》（1959年2月），《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27—228页。

[12]刘建华：《风雷激荡二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147页。

[13]周三娣子（1904—1975），又名周篮，其简介见本书第183页注释。

[14]杨尚奎：《创业艰难百战多》——回忆陈毅同志在赣粤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

[15]等刻子，客家方言，一会儿的意思。——引者注。

[16]周篮：《陈毅同志三年游击战争琐记》，《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98—601页。

[17]陈毅：《忆三年游击战争》（1959年2月），《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34页。

[18]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页。

[19]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页。

[20]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4页。

[21]陈毅：《给罗生特同志的信》，《陈毅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363—364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71页。

[2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