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的地下交通线：开辟、管理与联系

为了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积极开辟地下交通线。1935年4月长岭会议决定：“积极建立交通线保持与各方面的联系。”^[25]以油山为中心，建立秘密交通联络网，以保持中央分局、赣粤边特委与各游击队、县委的联系，实施对赣粤边各地游击战争的指挥。其主要干线是：一条由油山伸向三南；另一条由油山伸向梅山，再由梅山到北山。1935年11月，潭塘坑联席会议，增加了一条从信丰油山潭塘坑到上乐、龙回、大龙，往桃江河以东的交通线，这样，就形成了从油山出发，通往各地的三条主要交通干线。为便于管理，赣粤边特委决定成立交通总站，由李绪龙任总站站长，地址设在油山潭塘坑滴水垄，与赣粤边特委发生联系必须通过总站。交通总站之所以设在潭塘坑，是因为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指挥中心设在潭塘坑，加上这一带的群众基础特别好，“这个地区有县委、区委的直接领导，加上这一带的群众从一九三五年初曾被反动派赶到外山，群众对敌人的仇恨深，思想觉悟高，革命意志也很坚决”^[26]。

交通总站成立后，又在交通干线上逐步建立许多专职交通分站和群众性的联络点（又叫接头处）。交通站是红军游击队的生命线，在反“清剿”斗争中，交通站不仅是联络站、情报站，而且是物资供应站，它对粉碎敌人的“清剿”阴谋，保证游击队的安全，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赣粤边特委交通员李桂花在《女英自述》中回忆了这段峥嵘岁月：

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游击队的活动更加隐蔽了，有些经不起考验的人跑下山，有的竟成为可耻的叛徒。游击队的负责人刘新潮同志对我说，“以后有谁来找游击队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于是，我家就专为来往的同志设了一间客房，有人来找游击队，先招呼他住下，问问他的情况，观察他的动静，告诉他不知道游击队在哪里，我去找找看，然后悄悄的去找刘新潮同志汇报。领导上同意了就带上山，否则我就对来人说：“给你找了好几次都找不到，不知他们到哪里去了，你还是自己想办法吧。”就这样，我接待了许多来找游击队的陌生人。^[27]

1935年11月，赣粤边特委在信丰油山上乐塔下建立了交通站接头处，这是特委机关通往龙回、大龙线上的第一站。当时，特委和游击队的许多情报、文件以及项英、陈毅编写的《红军战士识字课本》和军事、政治教材，都由交通站接头处印刷、交接和转发。由各地区不脱产的地下党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担任工作，负责该地短距离的联系。县有县级站，区有区级站，这种脱产与不脱产相结合的交通网站，保证了党的指示和游击队战斗信息正常传递，使上下联系畅通无阻，使赣粤边的游击战争形成一体。由于交通站的建立，油山区与上（犹）崇（义）资（兴）汝（城）桂（东）区蔡会文部保持了联系。蔡会文到湘粤赣游击区后，便派人与北山区的项英、陈毅沟通了联系。据赣粤边女交通员张健妹^[28]回忆：“我每隔几天挑柴到大余城去，把柴卖了，买点米和胶鞋、电池等游击队急需的用品回来。有时我一个人挑不了，就和隔坑嫦娥嶂的吴己秀一起去。那时出城要经过驿使门，城门口有广东军和保安团的岗哨检查。每当出城时，我们就等到人多拥挤的时候，乘机夹在人群中出城。”赣粤边特委在大余开设了地下秘密交通站“广启安糖铺”，每次张健妹卖完柴，“还要到‘糖铺’转一转，有时带点情报，有时带点报纸回来给游击队的领导同志”^[29]。交通站实行秘密单线联系，“由于交通站时常遭受敌人的破坏，一破坏就往往使我们遭受很大的损失，我们总结了教训，秘密交通站采取单线联系，一站送一站”^[30]。

每个交通站配备几名交通员，“有的交通站一个人，有的两三个人，崇仙是信南游击区同油山联系的枢纽，当时崇仙秘密交通站有3个人；小江交通站有两个人；社迳交通站设在船寨附近”。^[31]交通员大部分是“从游击队中挑选出的最勇敢、最能吃苦又最坚定的同志担任。有时，也会挑选一些地下党员和忠实可靠的群众担任”。^[32]交通员在反“清剿”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1935年夏的一天，曾纪财和交通员老林去赣粤边特委汇报工作，途中与一个排的国民党保安团遭遇，他们藏进茅草丛中，敌人四处搜索，眼看就要发现他们了，这时老林对曾纪财说：“今天是躲不过了，我们两人只好牺牲一个。你是负责干部，应当赶紧走，由我出去把敌人引开，”曾纪财未曾答话，老林已勇敢站起来坦然向敌人走去，说：“不要搜了，我在这里。”敌人问他还有一个人在哪里，他回答说：“在东边，我带你们去。”他把敌人引开后，曾纪财乘机脱身，后来敌人发现上了当，就严厉拷打老林，老林却说：“再打也没有用，人家早跑远，你们抓不着了。”老林就这样英勇牺牲了。^[33](www.xing528.com)

1935年冬天，赣南下了一场历史少有的大雪，山路全被大雪封盖着。项英和信康赣县委机关在上乐钟鼓岭，已经被大雪困了几天。粮食没有了，交通联系不上。上乐交通员郭洪传想尽各种办法，凑合几升米，连走带爬送到钟鼓岭项英住处，这样才暂时解决断粮的问题。在反“清剿”斗争中，项英、陈毅经常来往于北山、油山、信康赣之间。1936年三四月间，北山区委交通员张更生^[34]，曾护送项英、陈毅从梅岭转移到油山交通站，使项英、陈毅及时掌握当地的斗争情况，以利研究部署新的斗争策略。1936年10月，交通员廖光春、钟慈坤接到要将龙南县城李美龙铁匠铺修理好的一支驳壳枪带回游击队驻地的任务后，他们商议后，由钟慈坤先买一袋红薯渣，将枪藏匿在红薯渣里，走小路回家。当钟慈坤走到象塘中岭山岗时，国民党便衣特务突然拦路搜查。钟慈坤被捕后，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壮烈牺牲。其儿媳钟玉妹擦干眼泪，接过婆婆的工作，为游击队购运物品，取送情报，以后被人们称为“红婆媳”。

1978年，为纪念陈毅逝世七周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人员编写《人民的忠诚卫士——缅怀陈毅同志》一书，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陈丕显，激情满怀，浮想联翩，挥笔写成《弥天烽火举红旗——回忆陈毅同志领导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一文。文中对交通员的作用写道：

更令人难忘的，是那些无名英雄交通员。我在油山时，有个交通员陈妹子，二十五六岁，她为了及时传递信件和执行各种任务，常常深更半夜只身穿过深山密林，往来于敌人的堡垒群中。他们大多是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具有坚定的阶级立场，而又机智、勇敢，对游击战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然而，有的交通员意志不坚定，落入敌手后立刻就叛变，因此，如果交通员误期不归，游击队马上就要搬家。正如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所指出的那样：“日落西，集会议兵机。交通晨出无消息，屈指归来已误期。立即就迁居。”^[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