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粤边游击战争中的革命文化活动

在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中，红军游击队开展的革命文化活动一直没有停止，它成为游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赣粤边革命文化活动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34年10月至1935年3月，通过开展文艺宣传活动，激励军民浴血坚守苏区。

演戏。中央红军长征后，瞿秋白将留守在中央苏区的工农剧社和高尔基戏剧学校的人员，重新分成三个剧团：以石联星、王普青带领的火星剧团，施月娥、刘月华带领的红旗剧团，赵品三、宋发明带领的战号剧团。每个剧团30余人，各剧团在指定的区域开展文艺宣传活动。演员们编演话剧、歌舞和新山歌，利用赶集、上庙会等机会，向群众宣传坚持革命斗争的重要性，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由于演出活动通俗易懂，深受群众的欢迎。1935年的元宵节，三个剧团从不同地方回到于都举行会演。项英、陈毅、瞿秋白、陈潭秋、何叔衡、毛泽覃、刘伯坚等观看了演出。当时参与组织这次会演的赵品三，1962年写诗回忆当时的情景：“十里听歌冒雨来，辉煌灯火照山台。军民同乐逢佳节，星月联华呈妙才。东边唱罢西边和，前幕收场后幕开。披蓑张盖通宵立，三度闻鸡不肯回。元宵结彩赣江春，壮舞高歌洗战尘。夜雨绵绵弦韵急，红灯冉冉掌声频。蒸豚煮酒劳军旅，磨剑擦枪待敌人。三十年来谁记得，于都情景宛如新。”^[16]通过文艺演出的宣传，提高了群众对敌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办报纸。中央红军长征后，继续出版《红色中华》报，由瞿秋白和韩进具体负责，发行对象仍然是中央苏区军民，报纸内容：扩红、征粮、保卫苏区及动员群众坚壁清野。报纸发行量只有几千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瞿秋白坚持将《红色中华》报办到最后一期，即1935年1月21日出版的第264期。这期《红色中华》报所刊载的《国民党的暴行》《游击队活捉反革命》《砂星游击队抓获敌探》《官仓游击队英勇抗战》《瑞金群众开展反国民党斗争》等文章，反映了游击队在艰苦的岁月里依靠群众、团结一致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精神，对于开展游击战争起了促进作用。同年2月，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发来二月指示，要彻底转变斗争方式和组织方式，《红色中华》报坚持出刊四个半月后就停办了。

出布告。1934年11月7日，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副主任梁柏台联名签署了六言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布告》第一号，从政治上揭露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阴谋和屠杀人民的罪行，第一次宣告红军已经出动远征，目的是“实行反帝抗日”，号召群众抗日反蒋，开展游击战争，这在苏区军民和敌军营垒中产生了巨大反响。1934年12月1日，陈毅和梁柏台联名签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布告》第三号，通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辅币在苏区内照常通用，对拒用苏币的奸商富农反革命分子严惩不贷。这些布告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很快传遍了苏区内外，极大地鼓舞了苏区群众，威慑了敌人。

第二个阶段，1935年3月至1937年7月，通过开展文艺宣传活动，激励军民坚持开展游击战争。

在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由于斗争环境十分残酷，演戏已不可能，但是，游击队员通过唱山歌等方式，开展革命文化活动。

唱山歌。赣粤边游击区的群众，上山送粮、油、盐到山上，都唱山歌。红军游击队员有时围拢来听，有时红军游击队员也一起唱。大家经常唱的有《十二月革命歌》《天下最恶土豪心》《抗日反帝歌》《红军歌》《杀敌歌》《游击队歌》《红军纪律歌》等。红军游击队和群众通过唱山歌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党的无限忠诚、对革命的无比热爱、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和对国民党军的无比愤恨。1935年，项英、陈毅自中央苏区突围到油山后，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先后巧夺了水口、乌迳、长安、龙回等敌据点，取得了节节胜利。于是，信丰革命群众高兴得唱起了山歌：“过了一崖嘞又一崖，红军胜利节节来哟。红军唔怕有枪枝哟，自有白军送得来哟！”当革命处于低潮时，群众又唱起山歌来宣传革命，鼓舞斗志：“唔要忧来唔要愁，好的日子在后头。等到形势有好转，走出竹林住高楼。”^[17]

这些歌词充满着革命的现实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通过开展唱山歌活动，广大红军游击队官兵不但愉悦了身心，而且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念，思想政治觉悟得到很大提高。

写诗歌。用诗歌来表达坚定彻底的革命精神，这是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革命文化的重要特色。陈毅写的《赣南游击词》《梅岭三章》等是游击斗争艰难生活的写照，是弥足珍贵的文学精品。1935年春，蔡会文从于都上坪山区率部突围奔向油山途中写下了《七绝》《过桃花江》（外一首）《突围行军记事》等三首诗歌。《七绝》：“连天烽火炮声隆，惜别赤都情意浓。重围突破万千重，挥划[戈]直指油山中。”《过桃花江》（外一首）：“三月渡桃江，江水滔滔不绝。休道人饥马乏，三军心似铁！过关斩将敌胆寒，破贼围千叠。指顾油山在望，喜迎风云合。”《突围行军记事》：“料峭春寒浓，强敌追踪，夜行山谷月朦胧；林密坑深惊敌胆，莫辨东西。血染遍山红，士气豪雄，餐风饮露志若虹；倦卧茅丛石作枕，若醉春风。”^[18]

陈毅、蔡会文写下的诗歌生动地反映了游击队员坚决革命到底的决心和豪迈的乐观主义精神。1935年7月，信南游击队在崇仙青龙山一带张贴《游击队布告诗词》：“游击队员是红军，红军本是子弟兵。为打土豪反动派，来到此地为人民。不拿群众一针线，保穷打富政策明。切莫听信谣言话，团结起来打日军。打倒一切反动派，穷人才能得翻身。”^[19]开宗明义讲明了红军游击队的目的和宗旨，号召群众坚持革命斗争，写得通俗易懂，言简意赅。(www.xing528.com)

办油印处。油山上乐有个特委油印处，设在上乐塔后面的水口庙里，由刘建华负责，工作人员有3人，即谭延年^[20]、黄老伯^[21]、郭洪传^[22]。油印处设备仅有一块钢板、一支铁笔、一架油印机。油印处接到油印任务，谭延年就把钢板往自己的膝盖上一放，弓着身子刻写蜡纸，蜡纸写好后，交给郭洪传和黄老伯油印，他们打开油印机，开起沙盖，把蜡纸反贴在纱盖上，然后，把纱盖压在纸上，用滚筒把调匀的油墨沾在纱盖上，再把滚筒往前一推，一张印刷品就成了。黄老伯蹲在一旁，把印好的那张翻过来，再印第2张，第3张……印好之后，由郭洪传按照刘建华的布置分发，“油印处自开办至1937年冬，历时两年，油印的东西不少。项英同志写的东西最多，有文件、传单和标语，还有政治教材和识字课本”^[23]。经常油印文件、传单，需要很多纸张笔墨等文具用品，这些物品都是通过上乐群众到大余新城赶圩时购买的。每户买一点，回来后汇集在一起交给油印处。

编课本。针对游击队里文盲较多的现象，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编写了内容浅显，通俗易懂的识字课本。据刘建华回忆：

我记得识字课本第一册，就是从“人”字学起的。课本上列举了各种不同的人，如大人、小人、男人、女人、中国人、外国人等等。对文盲进行启蒙教育。第二册是从“阶级”讲起的。课本上写到，阶级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在农村，地主、富农、高利贷者是剥削阶级，农民是被剥削阶级；在城市，工厂商店老板是剥削阶级，工人贫民是被剥削阶级。剥削者叫做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被剥削者叫无产阶级、农民阶级。课本还指出为什么会产生阶级。第三册讲地理常识，课本上列举了世界分几大洲、几大洋，中国位于什么洲，苏、美、英、法、德、日等主要外国在什么洲，中国的首都叫什么，主要大城市叫什么等等。^[24]

游击队队员学习这样的课本，就能达到既识字又增加知识的目的。项英亲自动手，编写过教材和识字课本。他每编一篇课文，都先念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听，问懂不懂，不懂就修改，直到听懂为止。他耐心地教身边的同志学文化，一个字一个字教。在信丰油山，项英手把手地耐心地教长安区委书记朱赞珍识字、写字。由于经常学习文化，后来朱赞珍可以看书看报，写简单的信了。陈毅非常关心战士们的学习，不仅亲自为战士们编写文化课本，而且教他的警卫员宋生发等同志识字。许多同志就是在他们的耐心帮助下，学到了文化，由一字不识到能够写信，能够看懂文件。

第三个阶段，1937年7月至1938年2月，通过开展文化宣传活动，激励军民团结抗日。

发表时局意见书或宣言。每当重要时间节点，中央分局和赣粤边特委都会发表时局意见书或宣言。中央红军长征后，中央分局和赣粤边特委先后发表了一些意见书或宣言，如1934年10月18日，项英以个人名义发表了《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保卫中央苏区》；两广事变后，赣粤边特委发布了《为两广事变告群众书》；华北事变时，发布了《为日本侵占华北告群众书》。卢沟桥事变后，中央分局和赣粤边特委对时局发表了比较多的意见书或宣言，通过纲领性文件的制定与宣布，表达共产党和游击队的政治主张。如发布了《赣粤边共产党游击队联合宣言》（1937年8月8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告赣南民众书》（1937年8月25日）等。经过广泛的政治宣传，使共产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日益深入人心，广大人民群众无不热烈拥护。

写书信。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用书信，展开政治攻势。1937年9月3日，陈毅以个人名义，给大余县县长彭育英发去“快邮代电”，表示：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希望国民党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游击队近期派代表前往谈判。彭育英收到回信后立即回信，表示欢迎游击队派一负责人去谈判。1937年9月，项英在南昌谈判期间，给浙南游击区负责人刘英写信，代表中央分局向浙南游击区的同志们表示慰问，同时通知刘英到南昌或池江来讨论游击队改编事宜。9月29日，项英又以中央分局名义发表《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救国武装的指示精神。

写标语。革命标语作为一种简单易行的文化宣传手段，在中央苏区就曾得到普遍运用。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写标语进行革命文化宣传活动，贯穿整个三年游击战争中。卢沟桥事变后，为了宣传团结抗日，上乐党支部、团支部发动党团员积极分子，组成宣传小组，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写在竹片上、木板上，插在交通要道上或投入大江小河中，使它们流到赣州等地，收到比较好的宣传效果。

总之，在艰苦卓绝的岁月中，红军游击队开展的革命文化宣传活动一直没有停止，它是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