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清剿”和经济封锁，是国民党当局用来对付游击区军民的两个主要手段。军事“清剿”是“杀死政策”，经济封锁是“饿死政策”。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国民党设置重重封锁线，构筑碉堡，颁布法令，实行保甲制度，采取“移民并村”“封坑”等手段，对游击区进行经济封锁，以达到“封锁匪区断匪接济促其崩溃”的目的[7]。余汉谋公然宣称：“不把共匪打死，也要把他们烧死，烧不死的就把他们饿死、困死。”[8]
民以食为天，军以粮为先。赣粤边游击区军民在粉碎国民党军军事“清剿”的同时，还为打破经济封锁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一）实行民主理财。项英、陈毅等突围到赣粤边地区时，曾带了一部分金条、银元。正如陈毅所说：“当时有很多的钱，什么金子呀、金条呀、钞票呀，相当多。我们机关经常有三四万元存款。”[9]有一次，项英、陈毅在信丰油山上乐召开会议。会议快要结束时，项英、陈毅将藏在腰带的经费公布于众，告诉大家这是党的经费，发展党的事业，要靠这笔钱；发展部队，也要靠这笔钱。大家都有责任来保护党的经费。项英、陈毅充分发扬民主，在经济上实行民主管理，做到账目公开，从而巩固了内部的团结。[10]
（二）打土豪或向土豪筹款。为了解决经费和打击那些存心与游击队作对的土豪劣绅，游击队采用打土豪的方式筹款。有一次，游击队派一名交通员送信到南雄石水塘一个外号叫“叶玻璃”的土豪家里，要他送四百块大洋到指定地点。起先，“叶玻璃”根本不理睬，后来，游击队下山，把“叶玻璃”抓了起来，押到山上。“叶玻璃”赶忙写信通知家里。这个土豪家里立即派人向游击队送来一担大洋、一支长枪、一支短枪和四五百发子弹。[11]赣粤边游击区还争取土豪为红军游击队购买“违禁品”，“并要他们代买群众难于买到的物品，如油墨、蜡纸、电池、药品等，买来这些物品，我们付款或按价抵消派款”。尤其是“补充我们所需的军需物资，在被捉的土豪财主佬中，有些人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和各种人际关系的，则向他们要枪支弹药，如果他们没有就要他们去买，当然提出的要求也要适当，根据他的经济情况和社会地位、可能达到的程度，不要过分”。[12](www.xing528.com)
（三）通过“两面政权”发展贸易。针对国民党实行的保甲制度，红军游击队对保甲长采取军事上打击与政治上争取相结合的办法，建立“两面政权”，解决经济困难。同时，还派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群众积极分子，担任保甲长，以合法的身份为红军游击队采购物资。如信丰油山潭塘坑黄坑口李绍沧是一个共产党员，他能说会道，开了一间货铺，保长委派他为甲长。李绍沧“经常把红军游击队需要的油盐、电池、纸张等物品，交给群众带进山去。这些东西都是李绍沧以自己杂货店进货和保甲办事处公用的名义买来的”。[13]
（四）靠人民群众的支援。尽管环境十分险恶，但是群众却千方百计地支援红军游击队。当国民党政府实行“移民并村”，赶群众出山之际，群众把自己的口粮、食盐等物资埋在地下，做好暗记留给红军游击队。当国民党军队逼着群众一起搜山时，群众把竹竿打空，在里面装上粮食、盐、药品等，丢在深山里，等游击队晚上去捡。每到耕种季节，群众回来耕田，也会带些粮食进山，宁可自己少吃，也要留给游击队。正如杨尚奎回忆：“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带着粮食、油盐和日用品出来支援我们。他们把东西放在鱼篓里，压在担子下，送到指定地点，我们派人在那里给钱。国民党军队来搜山时，逼着群众一起来，群众就把竹竿打空，在里面装满粮食、盐。进了山，乘敌人不防备，一面把竹竿丢在山里，一面唱着山歌通知游击队。每到耕种季节，群众要回来耕田，也可以带些粮食出来。”[14]项英也举例说：“1935年，我们曾有一次被围困在山里，附近的民众，被驱逐干净，四面包围封锁得非常紧密，我们不仅没有饿死在那里，而且每天还能有白米吃，还能够行动。这完全是由于群众的帮助。他们在深夜的时候，会自动的想尽一切方法，冒险送米给我们。”[15]
（五）依靠交通线（站）的交通员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详见本书第177—180页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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