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坚持在赣粤边的红军游击队，之所以能在极其复杂和艰难的环境中，同持续“清剿”的国民党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苏区斗争方式向游击区斗争方式的战略转变，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接到项英的迭电后，意识到中央苏区的形势严峻和紧迫，先后四次致电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第一次是1935年2月5日《中央书记处关于在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给项英及中央分局的指示》。第二次是1935年2月13日《中央关于坚持游击战争给中央分局的指示》。第三次是1935年2月23日《中央书记处给项英及中央分局的指示》。第四次是1935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政治局扩大会议大意和目前全党的任务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电》。项英和陈毅等中央分局领导人遵照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四次复电指示，立即主持召开中央分局紧急会议，决定彻底转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迅速作出分散开展游击战争的具体部署，留守红军分九路突围，部分地保存了党与红军的骨干力量。项英、陈毅突围到赣粤边游击区后，于1935年4月，在大余长岭村召开了全体干部会议，传达了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坚持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促成了红军和游击队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从而保存了革命力量。同时决定加强和充实中共赣粤边特委领导力量，在信丰、南康、大余、南雄、三南等设立了县、区委或工委、支部。共青团组织也按照党的系统建立起来，使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得以发挥。
为适应游击战争分散性、流动性的需要，在项英、陈毅和中共赣粤边特委直接领导下，赣粤边党的建设着重抓了各支小部队中党支部（小组）堡垒作用的发挥，积极培养党员干部的独立工作能力，建立和完善选拔干部的任用制度，在艰苦斗争中物色和选拔干部，使之成为党支部（小组）的领头人。党的支部（小组）成了群众斗争的领导核心。战斗中，党员总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渗透在赣粤边游击区大大小小的部队之中，并十分出色的发挥骨干作用。(www.xing528.com)
经过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党的基层组织进一步扩大，游击区域得到拓展，比如，连白区信丰正平乡也发展了数名党员，成立了党小组。到1937年8月，信丰县党组织由4个区委发展到5个区委，党支部由10多个发展到31个，党员由100多名发展到400多名。正如毛泽东所说：“南方的游击战争，受到了某些挫折，但是并没有被消灭。许多部分，正在恢复、生长和发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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