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游击队改编新四军的重要性

根据项英、陈毅和中共赣粤边特委的指示，从1937年9月至1938年1月，信康赣游击队、油山游击队、北山游击队、三南游击队、湘南游击队等先后陆续下山集中整训。

信康赣游击队和油山游击队。1937年9月上旬，池江、赣州谈判达成初步协议后，封锁赣粤边游击区的国民党正规军和保安团奉命撤离到游击区二三十里外的下垄、漂塘、西华山、洪水寨等矿山，但地方地主武装思想仍很顽固。根据项英、陈毅和特委指示，信康赣各地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纷纷派出代表，到各区公署、乡公所、联堡办事处及驻军去，就“停止双方军事行动，一致抗日”“保证游击队的安全”“释放被关押的人”“释放政治犯”“不准捉游击区的群众”等进行局部谈判。信康赣游击队和油山游击队曾派出大龙中心区委书记康登兰、信丰大阿区委书记曾日三、长安区委代表朱赞珍分别与信丰牛颈联堡办事处主任康登林、大阿区署陈鸿钧及大阿乡长刘炳荣、长安靖卫团团总朱赞彬进行谈判。经过艰苦谈判，和谈达成协议。9月底，在信丰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和赣县、大龙、南康等地的红军游击队接到特委的命令，陆续到信丰境内的潭塘坑整训。经过3个月的整训，部队由200多人扩大到近400人。

9月下旬，陈毅到达信丰小江圩，与国民党信丰县第三区公署区长郭相唐会谈时，转达了赣粤边区红军游击队代表与国民党江西地方当局和谈达成的协议。陈毅在小江逗留期间，与中共信南县委取得了联系。县委书记罗世珍到区署与陈毅见面时，陈毅向他传达了中央和特委有关国共合作的精神，并作了如下指示：

（一）游击队所得各处枪械，应按地址发还。

（二）所捉来地方人士，应即放回。

（三）游击队务于日内向大余池江集中待命。^[43]

北山游击队。杨尚奎负责寻找北山游击队。1937年9月下旬，杨尚奎奔波数百里，在广东南雄的上嵩找到了北山中心区委书记袁达效，在袁达效的带领下，终于找到北山游击队负责人温峰山，来到游击队驻地，把游击队集中起来开会，亲自宣传国共合作抗战的意义。当时北山游击队有两个中队，80余人，很多人对国共合作想不通。为了让游击队员的思想转过弯来，杨尚奎在北山住了10多天，通过谈心、聊天等方式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教育大家一定要服从革命整体利益。他先后召集党员干部、积极分子开会并召开全体游击队员会议，宣讲当前国共合作的新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从而使大家的思想转到了合作抗日的轨道上。不久，北山游击队全部集中在南雄县的中洞、上嵩一带整训，随后，开赴信丰潭塘坑。这时，信康赣游击队和油山游击队也在潭塘坑整训。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游击队由山区逐步进到平原的边缘。到了11月，信康赣游击队、油山游击队和北山游击队从潭塘坑转移到大余的杨柳坑，最后到达池江附近的段屋、板棚下一带农村驻扎。这里背靠油山，面对章水，进退方便，为防不测，不驻县城或圩镇。从板棚下到池江一线还与国民党军划定一非军事线，规定双方不得驻兵，游击队在板棚下一面整训一面扩大部队。“杨尚奎主持召开军人大会，宣布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信康赣、油山、和北山三支游击队合编为第一支队，曹跃全任支队长，刘震英任政治委员。北山游击队编为第一中队，温峰山任中队长，管才刚任政治委员。信康赣游击队和油山游击队编为第二中队，谢礼炳任中队长，康世光任政治委员。”^[44]

湘粤赣游击队。根据中共赣粤边特委指示，9月15日，中共北山区委代表罗绍增在大余县政府事务员李垅兴陪同下到达崇义，同县长聂大炎洽谈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18日，崇义县政府派员随同罗绍增、李垅兴前往崇义县第三区思顺、上堡等地，向区、乡长传达池江、赣州谈判达成的协议，要求停止对红军游击队的进攻。时至9月27日，罗绍增等走遍崇义、桂东边界的东边山各处，均未见到游击队的踪影。10月3日，大余县县长彭育英又一次派人送来通行证及致桂东县政府的公函，同时送来项英以中共中央分局名义发表的《告南方游击队公开信》，并告知要设法将项英的公开信送到王赤手中。10月4日，罗绍增在思顺冬瓜坪会见王赤所部。9日，罗绍增返回思顺，李垅兴即向崇义县政府报告：“王赤所部一百余人，枪支六七十支，已集中于本县第三区冬瓜坪，业已商妥，该部拥护北上抗战。现在问题是，红军游击队中仍有湘属一部尚未得悉此方消息，须再往桂东边境宣达项英命令。”^[45]20日，王赤亲自到崇义县政府与聂大炎会谈，达成停止进攻红军游击队，从物资、经费等方面资助红军游击队集中整训等协议。王赤还提出再往桂东边境传达项英的命令，并与西边山红军游击队洽商集中整训事宜。聂大炎当即给予通行证，并书函请桂东县县长给予交通方便。正当王赤在东边山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之时，赣粤边特委派人去湘南游击区传达合作抗日精神，通知游击队集中整编，西边山游击队将信将疑，就派顾星奎跟随赣粤边特委送信人一同到大余池江，见到杨尚奎，才知情况属实。10月下旬，王赤来到西边山，顾星奎也从池江回到西边山。为了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有关合作抗日的指示精神，研究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下山集中整训的有关事宜，游世雄主持召开了湘南特委会议，决定东、西边山游击队以桂东沙田为集中点。由于沙田驻有国民党的保安团，于是又决定，以游世雄、曾昭圩、肖国天、顾星奎4人为代表到桂东桃寮与国民党湖南省第八区保安司令部（驻郴州）代表郭大为、黄存善谈判，达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条约。11月8日，活动在资兴、汝城、桂城的游击队开赴桂东沙田集中整训。300余人暂编为“湘赣粤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下辖两个支队，原西边山游击队为第一支队，由游世雄任队长兼政治委员；原东边山游击队为第二支队，由方玉明任队长，王赤任政治委员。12月5日，根据赣粤边特委指示，王赤所部和游世雄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合编为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二支队，王赤为支队长，游世雄为政训员。

三南游击队。正当信康赣、油山、北山的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达成协议，下山集中整编时，国民党军还在“清剿”信南游击区。当时，三南游击支队与赣粤边特委失去联系，面对敌人的“清剿”，三南游击支队进行了有力还击。1937年8月26日，三南游击支队在龙南县凉伞迳伏击国民党保安团1个中队，毙敌7人、俘敌17人，缴获枪24支；9月，三南游击支队在定南县封门凹打击地主“十人兄弟会”，毙敌16人、俘敌5人，缴获枪30余支、子弹600余发。赣粤边特委派陈丕显带着项英、陈毅写的介绍信去联系汀瑞和三南游击队。11月初，陈丕显到达瑞金的第二天，就在瑞金党组织的帮助下，找到了汀瑞游击队，会见了游击队领导人胡荣佳、钟得胜、彭胜标、张开荆等，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和项英、陈毅要游击队下山集中的指示，工作很顺利。他返回瑞金后，又于11月5日去南雄。他以江西抗日义勇军代表的身份，找到南雄县县长曾绳点和驻军师长，商洽处置“铲共义勇队”不良分子的报复行为。陈丕显给曾绳点的信中说：“最近在敝党游击区周围之铲共义勇队中少数不良分子进行报复，屡次发生不幸事件。当国共合作正亲热之际，更在赣粤边敝军集中候令抗日之际，这些凶徒，实有意破坏国共合作，愿为奸细。弟除将各凶徒行动陈述如下外，特请贤明南雄县政府押解，以汉奸惩办。”^[46]然后，陈丕显又向曾绳点县长和驻军师长交涉，向他们提出8条要求，主要是解除游击区的“铲共义勇队”枪械；取消旧租旧债，减轻人民税捐；释放政治犯、惩处破坏国共合作开枪射击红军游击队员的豪绅地主；取消“铲共”标语；抚恤死亡游击队员的家属等。因为事实俱在，曾绳点只好立即发电报呈报上司，请示处理办法，为了避免冲突，他只好将“铲共分子”“暂迁住所”。从而打击了“铲共分子”的嚣张气焰。

接着，陈丕显在乌迳区委书记肖信明及交通员游高连陪同下，从南雄出发，前往三南，他们沿途开展宣传工作，张贴标语传单，宣传联合抗日主张，几经周折，于11月中旬到达新龙，后转全南县陂头乡，和三南游击队事务长张三木取得了联系，才找到游击队负责人张日清等同志，陈丕显把项英、陈毅写的亲笔信交给张日清，并说项、陈派我来找你们，把部队带下山整训，准备上前线打日本鬼子。陈丕显在杨梅石住了两天，同他们详谈了当前形势和项英、陈毅下山谈判的情况，要他们集中部队，准备接受整编，准备抗日，并要他们把捉来的土豪全部释放，枪也归还，要他们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不久，活动在三南各地的游击队100多人在全南头杨梅石村集中整训，随后三南游击队在张日清等同志率领下，开到大余池江集中整训。

刘建华是寻乌人，对罗屏汉和寻南工委的领导人熟悉。他带着中央有关国共合作抗日的文件和项英给游击队的信，从池江到安远，又由安远徒步从高云山、三标到达寻乌县城。第二天，他拿着大余县县长彭育英的介绍信，见了国民党寻乌县县长吕日东，说明来意。吕日东表示帮忙打听游击队的消息。刘建华通过其他途径了解，也没有打听到游击队的活动。他在寻乌住了五六天，没有找到游击队的下落，只好走另一条路返回安远，再乘车回到大余池江，向特委书记杨尚奎汇报。

为了便于部队整训并保持警惕，赣粤边特委把各地下山的游击队分散驻扎在池江圩南岸靠山临河的板棚下、弓里、小汾等地，先后来到池江集中的有油山游击队、北山游击队、信康赣游击队、三南游击队、湘粤赣游击队等。

湘赣边红军游击队。10月5日至6日，陈毅与国民党兴国县县长邹光亚谈判，达成协议。随后，陈毅经兴国到达吉安，与国民党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刘振群就有关湘赣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国民党从游击区撤出部队，释放游击队被捕人员以及在吉安设立通讯处等问题进行谈判，达成协议。^[47]10月中下旬，^[48]陈毅奉中央分局指示，从吉安出发，赴湘赣边区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指示精神，途经安福、莲花、永新等地，到达铁镜山。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书记谭余保把陈毅作为叛徒绑起来严加审讯。经陈毅的耐心宣传、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谭余保接受陈毅的意见，决定派人到莲花县城和吉安了解情况，结果，证实国共合作确有其事。谭余保当即坦诚地向陈毅赔礼道歉，果断地表示坚决服从中央决定。

11月中旬，谭余保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学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党中央的决定，强调：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绝对服从党中央的决定，拥护国共合作，摒弃前仇，一致对外，党员干部要带头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愉快地接受整编。11月下旬，湘赣边红军游击队分别从武功山、九陇山、铁镜山等地下山，赴莲花县垄上村整训改编。延安派来的李忠民、张至秀等3位八路军干部参与部队集训。

12月，中共湘赣临时省委改为中共湘赣特委，由谭余保任书记。湘赣特委利用合法手段，与茶陵等县国民党县政府谈判，争取释放了被捕人员，还派人到邻近各县大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扩大影响力，得到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与拥护，群众踊跃参军，游击队很快发展到400多人。莲花、永新、安福、茶陵等县的国民党官员，均派人到部队慰问祝贺。

1938年1月，项英和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来垄上看望了部队，将湘赣边抗日义勇军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一营。

赣粤边特委及时抓住有利形势，向广大群众进行广泛的抗日救国宣传。每逢池江圩日，杨尚奎都到圩上去讲演，宣传抗日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激发广大群众的抗日救亡热情，扩大党的政治影响。特委还派人到老游击区、县城、大圩镇，开展宣传演出活动，当时的池江红旗招展，歌声嘹亮，热气腾腾，被誉为“小延安”。此时的大余池江一带，成了抗日救亡热潮汹涌澎湃的地方，“在这一时期是赣南最热闹的时期。特委机关驻在大庾池江”，^[49]在大余池江的公园设立了江西抗日义勇军办事处（对内为中共赣粤边特委办事处），由杨尚奎兼任办事处主任，陈丕显主持办事处的日常工作。一方面，同国民党当局联系，接待来访的国民党当局官员和绅士，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另一方面，倾听各地党组织来人的请示汇报，联络各地失散人员，扩大革命队伍，指导各地开展革命活动。这个办事处当时接待工作十分繁忙，大有“门庭若市”之势。中央苏区各县都有人来池江，找关系，要求分配工作，年轻人要求参加抗日义勇军，老根据地的群众，包括头发斑白的老公公、老婆婆，中青年妇女和少年儿童，他们像走亲戚一样，提着东西来慰问子弟兵。当时，国民党方面，提出游击队“点编”时，一定要交花名册才发军服、军饷，为防止红军游击队开赴抗日前线后国民党顽固派按册抓人，杨尚奎亲自与彭育英进行交涉，结果，彭育英答应按1000人拨发军服、军饷。在支拨军费时，国民党当局又犹豫了一阵，特委通过耐心细致地做彭育英的工作，彭育英才从县财库内支出6000元借供义勇军使用。“点编”后，赣州专区保安司令部按义勇军享受保安团待遇的协议，发下1000套军服，但全是旧的或破的。办事处负责同志立即向彭育英提出抗议，彭除表示歉意外，即派县府庶务主任去赣州力争，最后还是以“一半新，一半旧”妥协解决。当时，一部分战士对部队改编、换穿国民党的服装，在思想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他们说：“‘五角星’（指红军的五星帽徽）同‘十二角星’（指白军的‘青天白日’帽徽）打了十年仗。现在要我们摘下‘红五星’，换上‘青天白日’，谁愿意呢！”有的还说：“我们红军制服就是再破烂，穿着心里舒服，感到光荣。我就是打赤膊也不穿国民党的那‘黄狗皮’。”^[50]有的战士气得哭起来，认为这是向敌人投降，怀疑被出卖了。针对以上情况，特委领导杨尚奎、陈丕显等深入各连队做说服教育工作，告诉他们：我们虽然换了军服，改了番号，但是，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的意志是永远不变的，何况我们正是为着这个目标的实现，才光荣地走上抗日前线，承担起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重任。经过一番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战士们勉强穿上国民党军装，流着眼泪把为之奋斗多年的红星帽，珍贵地放进包袱里。

在整训中，特委和各游击队开展了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为了进一步提高战士们的思想认识水平，特委通过作报告，开讨论会等方式，组织大家学习党的知识、党的抗日主张，了解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等。在学习期间，项英、陈毅、杨尚奎、陈丕显等亲自到会作报告、演讲，对游击队官兵进行教育和动员。针对过去的残酷的斗争，只在游击战术上各有特长，但对军事普通常识都感到不足的状况，为了适应部队从游击战争转变到抗日战争的需要，赣粤边特委决定，利用整训机会，在弓里、小汾等村修建了6个练兵场，对游击官兵抓紧进行军事术科的训练，提高他们的杀敌本领。

1938年元旦和春节前后，赣粤边群众掀起了一个慰问抗日义勇军活动的高潮。“信丰、大余、南康、南雄、三南等地的几百名青年和妇女，送来几百担鸡鸭、鱼肉、花生、米果、烫皮和1000多双军鞋布袜等慰劳品，以及大量的慰问信，慰问抗日义勇军指战员。信丰的李桂花带领的一支慰问队，就送来五百双鞋和五百条毛巾，还有五百斤花生油。”^[51]军民召开联欢会，李桂花代表群众作了讲话，表示对子弟兵的慰问和鼓励。游击区的群众热烈响应党的抗日救国的号召，纷纷动员亲人参加义勇军，到处出现了母送子、妻送夫、妹送哥、兄弟争相参军的动人情景。短短的几个月，部队扩大到700多人。

这时，在桂东沙田整训的湘赣粤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也奉赣粤边特委的指示，300多人在游世雄、王赤等同志率领下，于12月28日出发，途经思顺、崇义县城，在1938年元月下旬到达池江集中。

项英、陈毅分别从延安和湘赣边游击区回到赣粤边特委，与杨尚奎、陈丕显、刘建华等见面，随项英来的还有曾山等同志。项英向大家讲述了他赴南京转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三年游击战争情况和经验教训等经过。他说，他到达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就像久别的孩子找到母亲一样高兴和激动，真是百感交集。项英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示的精神，讲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势，介绍了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抗战的情况。项英详细地传达党中央关于将南方八省游击队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决定，并讲述了党中央派出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南京政府进行艰苦的谈判，终于达成改编协议。^[52]

1938年1月下旬，特委在大余板棚下村召开了军人大会。会上，项英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精神，讲述了全国合作抗战的形势，还正式宣布了中央关于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成立新四军的命令。会上还宣布由赣粤边、湘鄂赣、湘粤赣、湘赣、皖赣边等5个地区的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陈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胡发坚任参谋长，刘炎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团、第二团。第一团团长傅秋涛（兼），副团长江渭清，参谋长王怀生，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第二团团长张正坤，副团长刘培善，参谋长王必成，政治部主任肖国生。赣粤边游击队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廖昌金为营长，张顺龙为教导员。赣粤边原北山游击队大队编为第二营的第四连，连长温峰山，指导员管才刚；原信康赣游击队和油山游击队编为第二营的第五连，连长吴少华，指导员郭守真；原三南游击支队编为第二营的第六连，连长吴积德，指导员罗思富；湘粤赣游击队和皖赣边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三营。遵照新四军军部命令，原在赣、湘、闽、粤、浙等长江以南各地的游击队，到安徽歙县岩寺集中。

1938年2月15日，新四军第一支队奉命从大余池江出发，经赣州开赴抗日前线，杨尚奎、刘符节、刘建华、朱赞珍、李绪龙等领导人和部分干部、战士留在赣粤边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从此，赣粤边区各游击队正式结束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转入抗日救国的新阶段，掀开了中国革命历史崭新的一页。

【注释】

[1]毛泽东：《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4页。

[2]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8页。

[3]陈毅：《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85页。

[4]《中共信康赣县委告游击区工农同志书》（1937年9月8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0

[5]刘建华：《风雷激荡二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

[6]《中共信康赣县委告游击区工农同志书》（1937年9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0页。

[7]原文如此。□指字迹辩认不清。下同。——引者注。

[8]《中共赣粤边特委告赣南民众书》（1937年8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45页—46页。

[9]刘建华：《风雷激荡二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页。

[10]《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陈毅元帅丰碑永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页。

[11]《彭育英的交待》（1956年4月16日），见上海市委统战部存彭育英档案（主件之二）。

[12]熊主席，指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王专员，指国民党江西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王有兰；戴师长，指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

[13]上崇，指江西省上犹县、崇义县。

[14]李丙生，系大余县北山交通站交通员。

[15]《陈毅关于红军游击队谈判事致国民党大庾县县长彭育英信》（1937年9月3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47—48页。(www.xing528.com)

[16]《赣南抗日烽火》，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99页。

[17]《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80页。

[18]陈丕显：《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5页。

[19]陈丕显：《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5页。

[20]陈丕显：《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页。

[21]陈丕显：《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页。

[22]见广东省韶关市委档案局敌伪档案全宗号28、目录号13、卷号8，第3—5页。

[23]在这首词的上半阕，陈毅回顾了1927年8月至1937年8月这十年间，由于国民党蒋介石背弃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主义”，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共产党高举革命的旗帜，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了十年苦斗，许多的民族精英英勇地牺牲了，想到这里，陈毅潸然泪下。——引者注。

[24]词的下半阕，是对刚刚到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理解。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抗御日寇。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已踏向祖国大江南北。要挽救民族危亡，就要全民抗战，进行民主改革，废除专制独裁。可是，国民党内有不少顽固派，仍坚持反共立场，企图诱使游击队“投诚”“收编”。而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以为国共合作实现之后，就没有阶段斗争了，对于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危害抗日，实行反共的行为丧失警惕性，有重蹈陈独秀的覆辙，造成第二次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危险。陈毅深深地觉得只有记住教训，才能获取胜利。——引者注。

[25]《大余县人民革命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94—95页。

[26]陈丕显：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页。

[27]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51—53页。

[28]江西省抗日义勇军编练处关于改编红军游击队致崇义县长快邮代电（1937年9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457—458页。

[29]陈丕显：《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页。

[30]《新四军·文献》（一），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3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57页。

[32]《半月文摘》，1937年第一卷第一期。

[33]项英：《在国民党江西党部举行总理纪念周上讲演词》（1937年9月27日），《项英军事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417—418页。

[34]项英：《致书南方各边区红军游击队》，《项英军事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422页。

[35]项英1937年9月20日给刘英的信中：“我们在南昌设有总接洽处，由陈毅同志负责，可与他接洽一切。”

[36]指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

[37]《〈赣南民国日报〉报道项英赴南昌谈判后路经赣州情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459页。

[38]刘建华：《风雷激荡二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244页。

[39]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403—405页。

[40]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415页。

[4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433—434页。

[42]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

[43]《〈赣南民国日报〉报道陈毅赴信丰联系游击队集中改编事》，《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461页。

[44]刘建华：《风雷激荡二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页。

[45]崇义县委党史办：《崇义县人民革命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页。

[46]陈丕显：《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

[47]《陈毅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页。

[48]此时间据10月13日博古转项英电和顾玉良《一次特殊使命》一文判断。

[49]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页。

[50]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9页。

[51]刘建华：《难忘的三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页。

[52]刘建华：《风雷激荡二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2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