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陈毅赴南雄县谈判国共合作事宜

大余池江谈判。在陈毅的据理斗争下，彭育英复函陈毅，邀请陈毅于9月5日去南雄县境内钟鼓岩真观洞会面，商洽谈判事宜。项英、陈毅和其他特委领导进行了慎重研究，决定陈毅为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的全权代表，前去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

钟鼓岩，地处南雄县北面与大余县的交界处，山不是很高，远看重岩叠嶂，四面峭壁，无路通至山顶，只有岩脚一洞口，沿洞内溶岩盘旋而上，便有一玲珑幽雅的古建筑群。据传，南雄县北有座翠屏山，山中有两岩，一为钟岩，用石打击作钟声；一为鼓岩，用石打击作鼓声，故合称钟鼓岩。钟鼓岩下有一座建于唐朝贞观六年（公元632年）的“洞真观”，是道教藏经之所，住有道人，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彭育英知道游击队常在这一带出没，故选择此地作为第一次会面的地点。9月5日早饭后，彭育英亲自向西华山钨业管理局借来一辆黑色小汽车，派鲁炯雯带着另外一个人先往钟鼓岩洞真观，等待陈毅的到来。陈毅他们就隐蔽在钟鼓岩对面的山上，潘聋牯发现彭育英并没有如约前来，陈毅担心有诈，便没有下山。彭育英得知会面没有成功的消息后，不得不亲自出马。9月6日早饭后，他又借来那辆小汽车，带上秘书鲁炯雯、经征处主任王培恩、管印文书赖志刚、一个公务员和一个勤务兵，从大余县城出发，10点钟到达钟鼓岩洞真观。洞真观中有个道人，叫曾广桃，他与彭育英是同乡，也是万安县人。他曾当过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军长征时因病留下，在苏区遭到国民党军迫害，便逃来这里隐居，人们称他为曾师父，游击队早就与他有过接触。曾师父见彭育英一行前来，便热情地将他们引入观中大殿坐下，一边烧开水一边观察周围的动静，在确认安全有绝对保障的情况下，派人到对面树林向游击队报信。彭育英坐在观中耐心地等待着。约摸过了两个钟头，忽然看见对面的山路上有个人撑着一把红纸伞走出松林，慢慢地朝观中走来。彭育英一看是潘聋牯，连忙叫随行人员去把他请进观内。潘聋牯四处看了看，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他用红纸伞向树林方向晃了几下。20分钟后又有四五个人跟着来到观里，隐约还看见一些人留在对面山上警戒。彭育英见来人中有位身材魁梧，天庭饱满，脸额方圆，身穿灰色带补丁的便服，脚穿一双老布鞋，外套一双旧草鞋的人，估计此人就是陈毅，便主动上前自报家门：“敝人是大余县长彭育英。”

彭育英眼力不错，一下看出了陈毅。

“我就是游击队的大老刘。”陈毅也自我介绍。

“幸会，幸会！”彭育英连忙将陈毅一行让进观内大殿坐下。

“洞真古观，岭南福地。彭县长真有眼力，很会选地方嘛。”陈毅端起碗喝了口茶，夸奖道。

“哪里，哪里。值此国家危难之际能与陈将军在这里共商国事，算我彭某人三生有幸！”彭育英脸上露出钦佩和敬意，“只要你们共产党抗日，那就是爱国，我们就和你们合作，过去的是非恩怨也就一笔勾销。”

“彭县长，俗话说，不打不成交嘛，你的一片爱国之心令陈某敬佩，今后我们可就是朋友了。”^[16]陈毅说道。随后，陈毅和彭育英开始谈判。

陈毅再次向彭育英介绍了红军游击队关于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并且代表中共赣粤边特委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事先拟定的几项谈判原则，这些原则是陈毅以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提出三个条件为基础拟定的，共有5条：一是保持红军游击队的独立性和共产党对红军游击队的领导权，同意改变番号，但保持独立的建制单位；二是保持共产党对抗日运动的自由；三是释放政治犯；四是红军游击队区内的保甲制度实行民主选举；五是不准国民党政府和豪绅地主追缴以前的租债和税收。彭育英十分认真地听取了陈毅的陈述，并要鲁炯雯一一记下，表示回去后对游击队的要求进行讨论研究后予以答复。双方最后商定：9月8日双方派出代表在大余县池江镇举行正式谈判。

陈毅一行离开钟鼓岩，当晚回到特委驻地。他把与彭育英接头的情况向项英和特委作了报告。大家受到很大的鼓舞，对即将进行的池江谈判进行了认真研究，并推举陈毅为特委和游击队的正式谈判代表。

彭育英乘车回到县政府，也立即向赣州四区专署打了电话，报告与陈毅接头成功的消息。上峰指示彭育英，可以和陈毅他们就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这一问题进行谈判。于是他决定派鲁炯雯作为县政府的正式代表，前往池江参加谈判。

池江圩座落在章江西岸，距大余城约60华里，赣雄公路穿圩而过，其东面就是连绵的油山山脉。沿山有5个游击基点村，还建立有4个党支部。设在圩上的池江区公署，被选定为双方谈判地点。在这之前，彭育英已命令驻池江和县城的保安团队，撤离到漂塘、洪水寨矿山驻防，为谈判创造了宽松的环境。

9月8日，陈毅带着四五个随员，沿着崎岖的山路，步行来到区公署。过了一会儿，鲁炯雯等四五人也乘车赶到这里。由于双方已见过面，因此没有作更多的寒喧，就在区公署会议厅开宗明义地进行正式谈判。“南方红军游击队归我们指挥，但现在如何处理要听我党中央的。不过南方各省的游击队要联合起来，这是肯定的。希望你们给予交通方便。”^[17]但是，第二天，大余县国民党中的一些顽固派与县党部狼狈为奸，在国民党报纸发表一条显眼消息：“油山共匪投诚。”陈毅十分气愤，义正辞严地说：“是谈判就来，投诚不干。”^[18]

彭育英说：“陈将军，对不起，这是官样文章，是做样子给英、美看的。说是‘投诚’，实际上是合作。”还说：“这事是县党部干的，国民党搞的就是这一套。”^[19]

陈毅明察秋毫，当即反驳：“三民主义难道可以口是心非，装样子取媚英美帝国主义吗？！”^[20]

由于陈毅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党报纸被迫改为陈毅代表共产党“下山接洽抗日合作事宜”，^[21]这就比较客观地报道了事件的真相。经过一番斗争，双方初步达成了游击队下山改编的7项协议：

（1）大余县政府负责“电请本省三、四、八行政区各县停止武力游剿”；

（2）“各县共党人犯恳即予以开释”；

（3）共产党“要求地方各界化除岐视意见，统一抗日意志”；

（4）红军游击队“视人数枪支之多寡编成正式国军”，准备开赴抗日前线；

（5）“红军原有政训及军事指导人员恳予保留”；

（6）湘鄂豫皖闽淅赣粤等省游击队“由项英、陈毅负责”召集改编；

（7）双方商定，9月11日由大余县政府派员陪同陈毅前往赣州，与军政当局谈判，“最后决定改编手续，尅日实施”。^[22]

谈判结束时，陈毅站在池江圩处，想到经过艰难谈判，国共两党将再一次合作，共同合作抗日的愿望即将实现，游击队就要下山改编成抗日的队伍，他禁不住吟起了半个月前自己写的一首题为《生查子·国共二次合作出山口占》的词：“十年争战后，国共合作又。回念旧时人，潸然泪沾袖。^[23]抗日是中心，民主能自救。坚定勉吾侪，莫作陈独秀。”^[24]

9月10日，为了落实池江谈判的成果，同时作好赴赣州谈判的准备，陈毅带领宋生发、潘聋牯和特委两名工作人员出山，进入大余城。他们入城时，大余县县长彭育英组织全县机关，团体，学校和城镇居民数千人，高呼口号，燃放鞭炮，夹道欢迎。“热烈欢迎游击队代表下山商谈抗日事宜”“欢迎国共合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标语随处可见。县政府对陈毅一行的膳宿非常重视。彭育英见陈毅双腿长满疥疮，流脓流血，便安排陈毅到县城当时最好的医院——平民医院住宿，并请医术高明的医院院长张君白为陈毅治病。彭育英还派人从西华山矿医院弄来了专治疥疮的特效药“六〇六”供陈毅使用，并派赖志刚给陈毅送去香烟、糕点和报纸。县城一些开明士绅如杨根甲、严攸兰等也前来探访。彭育英自己多次来医院看望并与陈毅晤谈。陈毅在医院一面治病，一面与前来探访的各界人士交谈，宣传共产党和游击队的团结抗日的政治主张。当然，他也抽空前往大余县政府，礼节性地拜访了彭育英。^[25]

赣州、南昌谈判。9月11日，陈毅在大余县县长彭育英陪同下抵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江西省抗日义勇军编练处副主任熊滨、江西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马葆珩谈判。赣州人民热烈欢迎陈毅的到来。全城到处出现油印的宣传品：“欢迎共产党代表前来商谈抗战合作事宜”“共产党一向主张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目前该党代表陈毅莅临，赣南民众热烈欢迎！”^[26]国民党当局代表企图否定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的平等地位，遭到陈毅的严厉驳斥。在赣州谈判中，陈毅提出《中共赣粤边特委代表陈毅向赣南军政当局提出的合作抗日意见书草案》，共七条。

一、为拥护中央政府对日抗战，特委负责立即停止凡命令能达到地域之军事行动，要求军政当局同样对游击区域解除戒严，并考虑和接受特委所提出之参加抗日救国条件。

二、特委负责领导号召管辖区域内党部党员及各游击队，及其邻近之群众，立即抛弃其反政府当局的一切活动，竭诚拥护中央政府领导之抗日救国大计。(www.xing528.com)

三、游击队问题：特委负责命令赣粤边境游击队停止暴力活动，并让所有游击队员在游击区适当地点集中，第二步则开拔到余赣公路附近，听候点编。点编后之一切经费给养由政府当局完全负担。

四、释放羁押政治犯问题：热烈希望军政当局释放赣南各县及驻军前所羁押之共产党员，以及因共产党嫌疑而致羁押之人。据报方志敏之妻子确系共产党员，羁押在南昌，盼望当局转呈省府，代达我们此种要求，予以释放，并通知其来特委一行，以便协力收拾闽浙赣边区一带游击队。

五、收拾各边区问题：分局饬令特委向当局表示，可以收拾以江西为中心之各边区，要求能将粤赣边区特委与当局之要求合作经过，转知朱毛两同志。

六、散布游区边界或一部住在游区腹地之“铲共团”队，希望撤退或集中一地训练，或解散之，对此辈“铲共团”，民众则极为反对。撤退解散“铲共团”，正是表示政府当局对游区内人民给予时局更新之安慰。

七、对目前抗日救国动员工作之意见：保证抗日救国运动之自由，请政府制止带民团武装收租的手段，减轻重租、重息、重利，严惩农村恶霸讼棍，此辈行动，最为影响对政府的信仰，赣南及临近之县，此类分子不在少数，望政府设法加以惩处。^[27]

国民党地方当局也提出谈判的条件，其基本内容如下：

一、该部应在9月底以前，在大余县属地之池江附近集中听候点编。

二、该部点编后，所有一切经费给养，概由江西省政府发给，与现有保安团官兵同样待遇。

三、所有干部，准由该部保请省政府委用，但政府须酌派人员参加于各该指定地点予以整编与训练。

四、该部自点编后，即改为抗日义勇军第八游击（支）队，须视人员枪支数目之多寡决定之，俟其他各方受编部队完竣后，或呈请编为正式国军。

五、该部改编以后，须绝对服从政府一切命令。

六、该部队在集中改编期内，由政府令各县及各部队予以通行便利并停止进剿，但该部须严守纪律，不得有所骚扰。

七、改编以前，由省政府首发国币若干，以为集中时给养之用。

八、所陈意见，准分别酌予呈请核示办理。

九、其他事项，可派代表来赣，随时商承第四区专员公署办理之。^[28]

在谈判中，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的一个代表竟胡说：“无所谓国共合作，这种说法英、美不习惯。”

陈毅当即质问他：“你代表谁？代表英、美吗？”

他慌乱地说：“对不起，这不是兄弟的意思。我们中央党部的文件指示我们这样讲的。”

陈毅愤怒地站了起来，义正辞严地说：“你要是代表英、美，就没有资格和我谈判。我们的队伍在下山，你挡不住！进赣州，你挡不住；中国有共产党，英、美也挡不住！形势变了，你的脑袋也得变。”

那个家伙连忙表示歉意说：“是，是，很对，很对。”^[29]

由于陈毅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了必要的让步，终于达成了国民党停止对游击队的进攻，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等九项协议。在谈判期间，陈毅多次要求公开发电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报告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情况，国民党当局却借口有碍“国际关系”坚持不发。

12日，陈毅作为中共赣粤特委的代表，在“合作意见书”上签字。9月16日，熊滨代表国民党江西省当局在处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的“办法”上签字。

1937年9月20日，项英从信丰油山到大余，会见了大余县县长彭育英，并由彭育英陪同到达赣州，会见江西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马葆珩和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就红军游击队集中的有关问题举行了进一步谈判，达成红军游击队点编后，即改为抗日义勇军等协议。项英于9月24日前往南昌，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到达南昌后，他从报纸上得知中共中央代表博古和八路军代表叶剑英正在南京同国民党政府谈判时，立即给他们发去电报，并请他们转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原文是：

久别以来，音信断绝。现为改编各边区部队抵达南昌，已与江西省政府商妥一切，即日返赣南，以求迅速集中。闻诸兄在京，特此电达，请派人来弟处联络。如有电复及来人，可到省保安处找。^[30]

正当项英、陈毅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时，1937年9月22日，在共产党催促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的谈话。项英仔细领会中共中央的精神，认为总的方面是符合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这个精神。据此，项英在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代表熊滨谈判，双方口头谈妥了以下三点：红军游击队番号改为抗日义勇军；游击区域的老债、新债均废；在游击队集中期间，一切费用由江西省政府负担。双方还商定，其他各项问题，待国共两党中央谈判决定。^[31]

项英在南昌与国民党江西当局谈判成功，标志着整个南方各区红军游击队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南方游击队出山抗日，受到全国人民的赞扬，各人民团体和知名人士，纷纷来电祝贺，就连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对共产党的精诚团结抗日精神也表示由衷敬佩，1937年9月27日，国民党中央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给项英、陈毅拍来电报：

顷接赣省府电告，两兄敌忾同仇，情殷抗日，殊为钦佩，最近蒋委员长宣言，对于国内任何派别，祗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今已将两兄捐弃成见，愿与本党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热诚报告蒋委员长，嗣后借重之处必多，目前改编贵部一切手续，请就近与赣省府接洽办理。^[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