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国共合作抗日的斗争，争取胜利

为推动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1937年8月8日，项英、陈毅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名义，正式发表《停止内战联合抗战宣言》（又称八八宣言），主要内容：（一）卢沟桥事变是日本侵占华北的既定步骤。为了保卫华北和中国，就要实行全国抗战，反对和平妥协。（二）中央政府既宣布抗战，我们拥护政府抗战，要求政府宣布实行抗战。（三）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自“九一八”以来，一贯主张全国一致，对日抗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正为了统一全国实行抗战。（四）我们游击区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愿与国民党当局合作，一致抗日。（五）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进剿”游击区，准许抗日自由，采取最低限度安定民生的办法。特委分别致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赣州公署专员王有兰和国民党驻军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以及信丰、大余、南康、南雄县的县长，要求他们团结合作，共同抗日。此外，还把抗日口号写在竹片上、木片上，插在交通要道处或投入大江小河中漂流到信丰、大余、南康、赣州等地。通过广泛宣传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不但得到了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而且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开明绅士和国民党爱国士兵也赞叹“共产党真是大仁大义”“共产党是抗日，是爱国的，我们要合作抗日”“别打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些一致抗日的呼声迅速传遍了整个赣粤边。

但是，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队乘机大造谣言，胡说：“油山共匪要求投诚”“游击队应迅速下山改编为国民党军队。”并卑鄙地发出信件，要游击队的负责人出来“自新”“归顺”，不愿收编的可回家种田。一些豪绅地主也大肆造谣，“合作共产党都走了”“合了后工农的事共产党不管了”“合了后要加租加利要追还一切老债”^[4]，妄图挑拨游击队和群众的关系。8月上旬，特委派南雄县北山区委书记袁达郊为代表，前往南雄县里栋，试探与当地国民党驻军唐营长谈判，可是，这个唐营长在会见时却答复：“投诚是可以的，谈判没说的。”^[5]为此，项英、陈毅在油山地区的一座大山上召开赣粤边游击区党组织和游击队干部会议，学习党中央和毛泽东有关抗日指示，要大家提高思想觉悟，认清形势。陈毅指出：我们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是要谈，要“舌战群儒”，不要缩手缩脚，但不能失去警惕性。会后，各游击队严厉打击敌保安团的反扑。对国民党地方当局的造谣污蔑，违反国共合作精神，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径，予以坚决揭露，希望他们改变那种剿匪主义的谬见，指出只有承认共产党和游击队的合法地位，才能进行谈判。为驳斥土豪劣绅的各种谣言，阐明抗日救国与工农群众解放的关系等，争取政治上的胜利，陈毅指示中共信康赣县委发布《告游击区工农同志书》。里面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我们共产党是始终代表工农的利益，始终为工农利益而斗争，我们联合抗日也是为了中国和工农利益，共产党除了工农利益以外，没有别的利益，这是同志们所知道的。

我们为了民族解放的总利益，不得不牺牲阶级的部分利益，但这种牺牲是各阶级都应如此，是互相让步，而不是一方面的牺牲，所以我们共产党与政府商洽，联合抗日，以及我们上级于八月八日宣言中都提出要安定民生与民众抗日自由两项，也是这一道理，想政府当局，为了巩固抗日联合定能采纳这种意见，定有具体解决办法，请大家等候看，不要听了少数汉奸造谣而发生疑惑。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共产党始终同你们一块而不分开，任何时候都是为你们的利益而斗争，我们警告这般故意造谣，企图破坏联合的东西，我们为了保障抗日胜利，要反对他们，我们为了工农利益也要反对他们……^[6]

8月25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又发表《告赣南民众书》，号召赣南“工农商学及一切群众们！[迅]速武装起来，准备听候政府的征调到前线去杀敌，一切壮丁都要□^[7]起□来，到军队中当抗日战士去！这是我们的最光荣事业，凡是□□政府的征兵和不愿意武装上前线的人是最可耻的行为，当兵是民族的最前线战士，杀敌是英雄，是好汉”。同时宣告：“我们共产党和游击队已于八月八号[日]正式发表宣言，停止游击战争，正在枕戈待命，上前线杀敌，抗日救国是我们一贯的主张，抗日救国是我们革命的素来志愿，也是我们革命的任务和目的。”^[8]

经过政治和军事的斗争，加上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直接威胁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国民党才被迫承认南方共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陆续从赣粤边游击区撤走了。这时，国民党地方当局不得不改变腔调，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师长和信丰、大余、南康、南雄等县的县长联合署名发表《告中共同志书》的快邮代电，说：“你们是爱国志士，多年奋斗，我等无限敬佩。当今正值志士抗日之时，请中共志士下山谈判，共商北上抗日事宜。”^[9]此时国共和平谈判的条件完全成熟。

为了早日实现国共合作抗日，项英代表中共赣粤边特委草拟了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的条件。主要是：保持部队的独立性和领导权，可以改番号，但必须独立的一个建制单位；共产党在赣南活动是合法的，言论行动自由；释放政治犯，游击区的保甲制度实行民选；不准追缴以前的租税和债务。

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妄图以谈判为手段，实现其“清剿”中未能实现消灭红军和游击队的阴谋。他们写信给项英、陈毅：“跟你们只谈你们赣南的问题”“就是你们这里了，你们两位先生对抗日运动太不关心了。”项英、陈毅始终坚持原则，要国民党跟中共中央或中央分局谈，不要直接和各个游击区谈，并针锋相对：“你们去谈好了！谈好了再来找我们。”^[10]结果，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具有高度革命组织纪律性，都表示实现和平可以，但谈判的条件由中共中央或中央分局决定。这样，国民党顽固派各个击破游击队的阴谋破产了。(www.xing528.com)

8月27日，国民党大余县长兼“江西抗抚委员会”副主任彭育英派人给项英、陈毅送来“感秘代电”专函，对项英、陈毅“历年奋斗，艰苦革命，都是热情救国救民。于敬佩之余，精神大为感召，明确了解当时非有中共参加抗日之力量，决不能战胜日寇”，^[11]他愿意与红军游击队接洽谈判有关事宜，并表示可先通电湘粤赣边各县军政当局解除封锁，示以诚信。陈毅对彭育英其人早有所闻，他出身绅士家庭，江西万安县人，中学毕业后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思想较开放，富有正义感。回国后，与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有深交，被派往大余任县长。期间，他积极造桥、办学、开设贫民医院，做了一些有益于乡民的事。他时常被红军游击队提出的抗日主张所感动，不像那些顽固派口口声声把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称为“奸党”“共匪”，而是称“友党”“爱国志士”。在这种情况下，赣粤边特委决定以陈毅名义复函彭育英。全文如下：

育英县长先生尊鉴：快电奉悉，抗日热情溢于言表，读之令人至感且奋。日寇肆虐，非举国一致不能抵抗；举国一致，非各派首先联合无由实现，此固事理之致明者。国共两党为中国两大政党，两党重新合作则抗日统一战线告成，而日寇为不足虑矣！敝党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即提出联合抗日之主张，工农红军在当时曾不断抗日事实之策动，惜乎最初和者甚寡。迩来随形势之剧变及日寇之猛烈进攻，抗日联合之主张遂得深透人心，而为各友党友军所鉴谅所接受。民族抗日大革命于已开展，诚中国历史之转捩，世界反侵略阵线之迈进，不独国人庆幸，即国际间同情亦倾注于国共两党矣！我辈虽处深山，在敝党中央及特委领导之下，早于抗日工作多所准备，故于八月八日发表抗日宣言，复于八月二十日分函呈请南昌熊主席、赣州王专员、戴师长，^[12]要求立即指示抗日合作，以配合全国抗战大计。同时，敝特委又发出各种指令，使雄余信康雩赣各地党部及部队立即停止游战及一切反政府之活动，以示抗日之诚意，其他远地如三南、瑞金、长汀、上崇、^[13]莲花等地，以半年来交通断绝传达无由，其行动之转变迟缓，诚为憾事，但敝党衷心，固焦灼莫名，热望早日停止对峙之局，方有益于抗日救国也。兹得尊电指示，感佩莫名，敝党心中之萦结思虑得以舒解为快。何如昨日得里栋唐营长及信丰第六区陈区长两信，谆谆以抗日救国相属望，足资感佩外，复谬承其厚爱，以自新纳降投诚相责难，同时并以赏金名利、免死不咎既往为饵，复引何长林、李丙生^[14]等无耻叛徒之前例，信誓旦旦，良足私感，但揆诸各党派联合抗日之精义，又不禁令人失望。夫不以友党友军视我，则立场既乖，前嫌未释，“剿匪”之旧观念不除，又乌能表示抗日联合之真诚。敝党不敏，出生入死为革命奋斗近二十年，不为帝国主义之凶焰稍屈，又乌能毁政治节操以图名就利乎？夫无节气卖党求荣之辈如某某等，其自新之日，即脱离共党之时，界线显然，岂可强同。且此辈既无气节，复又贪生怕死，他日万一日敌深入，摇首变为汉奸自意中事，敝党素知善与人同之义，亦愿此辈革面洗心，努力抗日；但为抗日阵线巩固计，对此辈亦应有所戒惧也。尊电明澈识深，洞悉大体，饶有政治家风度。敝党当有以副雅望。抗日救国之基本原则既同，余事商讨不难迎刃而解。自新纳降之说必须辩正者，非敢饶舌，亦所以示抗日之忠诚耳，公其谅之！毅一面将尊电飞送敝特委负责讨论答复，其代表约一二日可达庾城；一面以个人鄙见略陈，以渎尊听。又项英同志于今春仙人岭袭击后即他去，当设法将尊电转达北山粤赣义勇队刘发处，当再行令其待命抗日，一切请释尊念。再有请者，如尊处能转函驻军先行停止对信雄边、三南、上崇等地“清剿”，当于传达收拾便利多多。草此，谨复。不恭之处，伏乞原宥。

致敬

抗日之礼！

陈毅谨上

古七月二十九日夜^[15]

复函首先褒赞了彭育英“抗日热情，溢于言表。读之令人至感且奋”。接着，阐述中共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一贯抗日主张，同时又以犀利的笔锋，驳斥了“自新”“投诚”“纳降”等谬论。针对国民党所谓“赏金名利免死不咎既往”，陈毅严正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出生入死，为革命奋斗近二十年，不为帝国主义凶焰稍屈，又焉能毁政治节操以图名就利乎？抗日救国之基本原则既同，余事商讨不难迎刃而解。“自新纳降”之说必须辩正，“清剿”之举必须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