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指导各地反“清剿”斗争,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决定将领导机关进一步分散。当项英正准备带几个游击队员去南雄的时候,从搜集到的香港《工商日报》上看到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消息和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这时,驻赣粤边的国民党军在群众中造谣说:共产党投降了,你们这些小“土匪”还不投降。为了揭穿敌人的谣言和欺骗,项英当即给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写了一封指示信,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抗日统一战线运动进一步开展,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民众中取得更大的拥戴。中国共产党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报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提议是完全正确的,使广大群众更加认识到我们是真正的抗日救国的领导者,必然使广大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迅速开展抗日的民族战争。国民党对于我们游击区必然猛烈进攻,以达到其消灭红军游击队的目的。我们要坚决与敌人斗争,战胜敌人,以与全国抗日运动配合,以争取革命新的形势的到来。项英随后到达南雄,约陈毅到梅岭附近开会,并顺便检查在国民党军中开展的兵运工作。
1937年4月下旬,当项英和陈毅在梅岭会合后,赣粤边特委派在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从事兵运工作的陈海(又名陈宏)也按约定的时间,先后两次来梅岭向项、陈汇报兵运工作情况。他汇报说,国民党军队很苦,怨言很多,有两个连随时可以拉出来。陈毅指示陈海,应该钓大鱼,现在暂不要动,以免打草惊蛇。汇报后陈海在返回途中被捕叛变。遂即发生了严重的“梅岭事件”。“梅岭事件”和“北山事件”一样,都是大叛徒龚楚、何长林一手阴谋策划的。
一天,北山区地下工作人员李品仙到南雄里栋采购药品和食物时,不慎被叛徒何长林抓住,何对他多方进行威胁利诱,要他带路去捉拿项英和陈毅,还说捉到了有重赏,李品仙随即叛变。5月1日陈海从梅岭返回大余途中,与李品仙带着的敌人相遇,陈海被敌人抓捕。这时,贪生怕死的陈海跟着叛变,并供出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在大余县开办的“广启安糖铺”做内线交通员的黄亚光。随后敌人诱捕了黄亚光,黄亚光经不起考验也叛变投敌,向敌人供出他所了解的赣粤边特委的情况。于是大叛徒龚楚、何长林和陈海之流,为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出谋划策,设下了骗取项英、陈毅到大余县城接头的阴谋圈套。
5月2日早晨,项英、陈毅收到当地一个内线交通员送来陈海写的一封机密信,说中央派人从上海来了,带来了重要指示,要项英、陈毅到大余县城去接头。起初大家都很高兴,以为这次可以和中央联系上了。陈毅找中央心切,过去曾几次给在上海的鲁迅和茅盾先生写密信都无回音。这次收到陈海的信,陈毅非常高兴,主张立即去大余城和中央派来的人员接头。但是项英看完信后,觉得有许多疑点:大余县城中敌人岗哨林立,防卫森严,叛徒特务随处可见,为什么中央派来的人,不到游击区来?他主张不去。而陈毅的理由则是:陈海一贯表现好,是靠得住的,机不可失,坚决要去。因此,陈毅就由梅山区委书记黄赞龙带路两人直奔大余城。[8]
进城后,陈毅和黄赞龙先到陈海家探虚实。陈海老婆说:“陈海已去团部。”由于大余土话“团”与“糖”是谐音,陈毅一听陈海去了“团部”,以为是去了“广启安糖铺”,就急忙赶往糖铺。不料快到糖铺时,只见国民党兵正在那里搜查。陈毅、黄赞龙知道出事了,两人马上停住脚步,躲进一家茶馆喝茶,恰巧遇上了在“广启安糖铺”工作的曾万祥。曾万祥悄悄地告诉他们:“陈海叛变了!昨天他带着国民党兵把店里的黄亚光也抓走了,你们快走吧!”陈毅和黄赞龙从巷道绕出县城,为避免敌人注意,出城后就分手各自取道回梅山。
陈海把信送出后,就在大余县城等候项英、陈毅下山来,左等右等不见人来,害怕阴谋破产,就迫不及待地到国民党团部纠集部队,一面破坏交通站,一面带敌人到梅岭,悄悄包围特委驻地斋坑。当敌人从后山包抄过来时,特委警卫员曾忠山正在棚子外放哨,他把注意力放在棚子的正面大道上,未料到敌人会从后山包抄上来。因此,当他发现敌人时,已来不及回棚子里报告,只好大喊一声:“反动派来了,快走哇!”随即开枪把迎面而来的一个敌人打死,同时滚下山去隐蔽了。这一枪不仅向棚子里的同志报了警,而且也使敌人吓了一跳,以致不敢贸然前进。这时,项英、杨尚奎、陈丕显和警卫员们听到枪声后迅速走出棚子,隐蔽在一个树木稀疏,但茅草茂盛的小山包中。敌人搜到离项英他们仅二三米的地方时,恰巧老殷和彭妹子两个交通员前来斋坑汇报工作,把敌人注意力吸引过去,老殷用一把布伞作“武器”虚晃一下,趁机冲出包围圈,女交通员彭妹子不幸落入敌人魔爪。敌人大叫:“捉到一个‘土匪’婆!捉到一个‘土匪’婆!”随即逼问她:“这山上一共有多少人?‘大头子’藏在哪里?”彭妹子虽然知道项英就在旁边,却不慌不忙回答说:“两个人。”不管敌人怎样骂她、打她、踢她、威吓她,她坚贞不屈,始终没有向敌人屈服。这股敌军300多人在山上搜索了两个多小时,却没有捉到什么人。这时天空乌云翻滚,狂风大作,雷声轰鸣,哗啦啦下了一场大雨。敌人折腾了大半天无计可施,只好吹集合号,押着被打成重伤的彭妹子下山,关进了大余监狱,后来彭妹子英勇牺牲。项英等人幸免于难。
正当敌人往山下撤时,陈毅刚好从大余县城回到梅岭附近。但他不知道特委驻地斋坑已经出事,不料与敌人迎面相遇躲避不及,一个敌人抓住他说:“老俵给我们带路。”陈毅听说叫自己带路,一时不便脱身,只好领着敌人往回走。一路上,经过观察和分析,又听着敌人叽叽喳喳的谈笑声,才知道这支国民党军正是陈海领来抄山搜剿的,陈毅以屙屎为名钻进芦柴丛中,藏到一山洞里。国民党兵在这里上上下下反复搜索,也没有发现陈毅。他们恼羞成怒,施出毒计,下令放火烧山。熊熊大火满山遍野地烧了起来。火迎风势,呼呼燃烧,转眼间,洞前茅草丛已开始跸剥作响。一阵火焰热浪迎面扑来。陈毅在“虑不得脱”的情况下,决心慷慨赴死。他撕破衬衣,用笔在布片上写下了著名的《梅岭三章》:[9]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10]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11]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12]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13](www.xing528.com)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14]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15]
陈毅在生命危在旦夕之际,大义凛然地写下这首“绝笔诗”,充分表现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反映了他决心与国民党反动派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对革命战友继续努力完成革命事业的殷切希望。
正当万分危险的时候,漆黑的天空忽然雷鸣电闪,狂风大作,一阵大雨从天而降,敌人仓皇逃走了,火也被雨浇灭了。
此时绝处逢生的陈毅高兴而又风趣地说:“这真是托马克思在天之灵啊!”[16]
当夜陈毅回到特委驻地,见棚子烧了,锅碗砸了,便到处联络,直至下半夜项英等同志才和陈毅会合。劫后余生,幸喜重逢,陈毅向大家讲述自己进城经过和回来时的遭遇,项英也向陈毅介绍了敌人突然袭击特委驻地的情景。接着大家分析了情况,估计敌人还会重来,因此决定马上离开斋坑转到北边的一座荒无人烟的山上隐蔽起来。
果然,为了捉到项英、陈毅等,第二天一早,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出动了四个营的兵力,以两个营重新包围梅岭,一个营由南雄经连山到青龙一线,另一个营则在油山与大余交界一带交通要道堵截。敌人带着猎犬,打着探照灯,日夜进行搜剿,整整搞了五天,把山里的野猪、野牛等吓得满山乱跑。为了躲避敌人的追踪,保存革命力量,项英、陈毅等同志带领着特委机关工作人员忍饥耐寒,在荒无人烟的大山里穿插周旋。一无米,二无锅,什么吃的也没有,曾忠山把买来剩下的五六两米拿出来,用压扁了的大搪瓷茶缸当“锅”煮饭。这时大家早已饿得饥肠辘辘,可是谁也不肯多吃一口,五六两米做出的饭,八九个人吃了一餐,还没有吃完,最后把剩下的米饭连同野菜叶煮成了稀饭,又吃了一顿。陈毅开心地说:“别小看这几粒米,它胜过一支人参呢!”[17]
1937年12月7日项英在延安就此事件向中央汇报时有这样的一段叙述:
最危险的事发生了……同时见四面山上的电光闪闪,毫无疑义是敌人在山上包围和阻截我们,如若再继续留在此地是不妥了,而且吃饭成问题(我们白天已饥了大半天),遂决定向南雄县委去。这是[时]按照路走是不行了,只有爬山坡不照路走才可,不至[于]中敌人的埋伏。可是这一带的山又高又陡,爬上去不易,爬下山更困难。陈毅在下山时不断打觔斗,使我当时非常担心,真有跌死的危险。一夜爬到天亮,不过爬了二十多里,人疲倦不能走了,只有在山上休息,困一下,再走到一个有树林的地方困觉,等到下午再走。这一天无饭吃,大家饿得不得了,于是找草及树叶子煮吃。这时大家饿了,吃起来也渐渐有味了。到了下午再向前走,到夜晚才将一个交通站找着,吃了饭在一个山顶上睡觉……我们脱险以后,使大家高兴得了不得,确实是我们胜利,使叛徒与反动派□□□□[18]垂头丧气。[19]
项英、陈毅等翻山越岭在茫茫密林中和敌人周旋,最后在地下交通站的掩护下摆脱敌人转移到信丰的坑口一带隐蔽。不久,项英就回到信康赣县委,陈毅、杨尚奎、陈丕显就回到南雄县委指导工作。至此,敌人的阴谋完全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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