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第二次反‘清剿’的成功

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变，在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这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消息很快传到信丰油山，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十年积怨，一朝得偿，莫不拍手称快。有的说：“蒋介石卖国反共，这次该杀了吧！”有的说：“这下我们要下山去打个痛快了。”有的游击队贴出标语：“坚决主张全国民众公审枪决蒋介石！”围绕如何处置蒋介石，是“杀”还是“放”这个问题，红军游击队干部战士们争论得十分热烈。听了大家的争论，项英发表了看法：“蒋介石不能杀，可能会放掉，要他联合抗日，实行全面抗战。”^[5]果然，不久就传来消息：蒋介石被释放了。大家又议论纷纷，有的表示气愤，有的感到惋惜，有的疑惑不解。

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项英在信丰油山上乐写了题为《关于西安事变》的长篇文章，在各游击区负责干部会议上进行了讨论。项英、陈毅在会议上分别讲话，解答大家提出的问题。项英分析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及其意义，表明游击队的态度，并强调：“西安事变不是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的私人冲突，而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是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涨形势推动下发生的。”陈毅指出：“从中国革命形势发展来看，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抗日的革命高潮马上就要到来了。”^[6]项英、陈毅告诫大家，对西安事变不能盲目乐观，不能有片刻的松懈。要清醒地看到，反动派的阶级本性不会改变，要做好粉碎敌人新的进攻的准备。项英、陈毅号召赣粤边广大群众和国民党官兵响应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开创南方联合抗日的新局面。根据项英、陈毅和特委的指示，信丰游击队和大龙游击队集中在山焦坑整训。信南地区的游击队也集中整训，编成一个游击支队，趁国民党军停止“进剿”之隙，打击白区反动地方武装，扩大游击区，广泛宣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政治主张，并作好充分准备，对付敌人新的进攻。1937年1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却背信弃义，实行“北和南剿”政策，密令国民党军加速“清剿”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在保安团和“铲共义勇队”协同下，向游击区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清剿”，信康赣区仍是敌人“清剿”的重点。敌人的“清剿”手段依旧是强迫群众大抄山、大烧山，与上次不同的是派出大批谍报人员，寻找游击队的踪迹，一旦发现游击队就组织围攻。

1937年1月至2月间，为了避免敌人的骚扰和袭击，项英和信丰县委领导一起，从潭塘坑转移到上乐坑，在信丰、南康、大余3县交界的山林中来回穿插，指挥斗争。春节期间，敌人利用群众过年的时机，分别组织信丰长安、大小窝、黄泥排，南康龙回、窝窖，大余新城、池江等地数千群众，强迫他们去上乐砍树烧山。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以两连正规军配合江西省保安团第十一团第二大队和“铲共义勇队”4个中队，在保安团第二大队长毕竟成指挥下，向上乐地区“抄剿”。国民党军进山后以3个连为一个战斗单元，用1个连下坑搜抄，1个连埋伏在坑尾，另1个连在对面山上观察策应。这样逐坑逐坑地搜抄，一直抄到2月11日（正月初一），才停了一天，大年初二又开始搜抄。项英和县委书记刘符节在山里同敌人周旋到初八，后考虑到继续在原地坚持下去可能会被发现，于是又转回到潭塘坑。

接着，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派1个营到坑前驻扎，准备对该坑进行砍树“抄剿”。项英得到情报后，随即写信通知各游击队，准备干粮，拆除棚子，转移山外。项英将跟随的游击队分成若干小组，他和县委书记刘符节等5人为一组，转移到新发展的游击区新城鹅湾里，在一户群众家里躲过了敌人的大抄山。(www.xing528.com)

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的第二次“清剿”时断时续地搞了两个月。红军游击队进行了有力反击。1937年1月，三南游击支队在南雄水口打击国民党保安团两个班，歼灭1个班，缴获步枪20余支；3月上旬，北山游击队在南雄横水袭击驻横水保安队，毙伤敌10余人、俘敌20余人，缴获短枪40余支、手榴弹70余枚；4月，北山游击大队又在大余仙人洞打击国民党保安团1个中队，毙敌6人、伤敌3人，缴获步枪16支、子弹400多发、手榴弹20多枚。在粉碎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的“清剿”中，曾彪在战斗中光荣牺牲。1937年春天的一个深夜，他带着一支游击队袭击池江西北丫山脚的国民党保安团。当他举手抓住树蔸欲翻过保安团的院墙时，被敌人发现，开枪打穿了他手背的动脉血管，流血不止。连夜抬回蕉萍，第2天就牺牲了。在游击战争中，为了防止枪支丢失，红军游击队在每支驳壳枪上都系着一根粗粗的保险带，持枪者就把保险带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曾彪的驳壳枪柄被敌人的子弹打歪时，手枪还一直吊挂在他的脖子上！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曾彪一直同陈丕显一起在油山地区战斗。他身体魁伟，性格刚直，待人和气，打起仗来非常勇敢。油山地区的群众尊称他为“曾爷爷”。他的牺牲，使群众深为痛惜。^[7]

这时正是春荒季节，加上头年歉收，农民普遍无粮度荒。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到信丰后，派兵帮助地主收租，强迫农民交租，农民苦不堪言。饿死人的事是大事，为了解救农民缺粮痛苦，项英指示各地开展春荒斗争，并要求游击队予以配合，打击敌人。

在春荒斗争中，中共大小窝区委、长安区委和各支部，发动农民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发还征收的粮食接济春荒，有的则要求地主免息借粮。这些要求被拒绝后，中共赣粤边各级党组织发动农民哄抢国民党政府的粮食。在游击队支援下，农民的胆子壮起来了，到地主家强行借粮毫无惧色，地主不借粮就把他捆绑起来，强行借粮。国民党政府在大小窝官洞坑的粮仓，一次就被成群结队的饥荒农民挑走70多担谷子。国民党信丰县政府惟恐激起农民更大愤怒，一面向国民党军驻信丰团部报告，要求从山里调出军队来镇压，一面表示同意开仓借粮给群众度荒，但要付利息。这次春荒斗争，基本上取得了胜利，重要的是配合了游击队的反“清剿”斗争。毫无办法的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只好悄悄收场，从信康赣地区撤回原驻地。国民党军第二次“清剿”被彻底挫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