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春,国民党粤军对游击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清剿”失败后,由限期“清剿”改为长期“清剿”,继续采取封锁、“抄剿”的手段向游击区进攻。
6月上旬,国民党粤军的进攻突然停止。经过了解,才知是发生了“两广事变”。“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1936年6月1日,国民党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以北上抗日为名发出通电,把他们的军队改称为“抗日救国军”,出兵湖南,企图以此争夺南京国民党中央领导权。这是一场争夺权力的军阀争斗。“两广事变”发生后,余汉谋的部队暂停了对游击区的进攻。这期间,蒋介石一面积极备战,一面派人入粤收买陈济棠的部下。7月,余汉谋通电拥蒋。国民党粤军从大余、信丰、南雄等地撤走。留在游击区的江西保安团、“铲共团”则龟缩起来,不敢动弹。因此,赣粤边游击区局势一度平静下来。
在新的形势下,红军游击队内部又出现了新的思想认识问题。有人认为陈济棠比蒋介石更好,对他抱有幻想;有的盲目乐观,认为革命反攻的时机已到,可以重振旗鼓,趁机恢复中央苏区。项英、陈毅却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他们冷静地分析了形势,于6月中旬在潭塘坑召开了特委和各县委负责人、游击队长和交通站长参加的干部会议。会上,项英指出,“两广事变”发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日本军进攻华北,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出兵山西打日本侵略军,更加推动了全国抗日运动的高涨,全国人民更加强烈反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同时两广军阀与蒋介石的冲突加剧,于是两广军阀利用抗日的名义实行“反蒋”。他指出,“两广事变”的性质,绝不是真心实意为了打日本侵略军,而是军阀之间争夺地盘的争斗,是借抗日之名,行与蒋介石争权夺利之实,其本质不是抗日而是军阀混战,而“军阀战争是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他主张要利用蒋介石和粤桂军阀的矛盾,积极开展游击活动,扩大游击区,壮大革命力量。[6](www.xing528.com)
陈毅在会上揭露陈济棠的阴谋:1933年,红军曾经提出过一致对外共同抗日等三个条件,与全国军队停战。可是陈济棠不接受,仍和蒋介石一样,热衷于打内战,坚决站在反共反人民那边。现在突然“响应”抗日,是不可能的。陈毅从阶级本质上分析:陈济棠的所谓反蒋抗日,其目的是接过全国人民的抗日口号,维护他的权力,扩张他的势力。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借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的呼声,反对蒋介石,争取民心,说明全国抗日高潮快要形成,新的有利形势很快就要到来。因此,我们既要认清“两广事变”的本质,又要抓住“两广事变”这个有利时机,提出明确的政治口号,积极开展游击战争。
项英、陈毅的讲话,统一了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思想认识。会后,项英,陈毅以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的名义发表《为两广事变告群众书》,提出了“停止内战、停止反共、一致抗日、团结起来,打倒军阀”“反对军阀战争,实行抗日战争,变军阀战争为抗日的革命战争”等政治口号,宣传共产党和游击队的政治主张。“两广事变”的发生和国民党粤军从游击区的撤走,客观上给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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