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冬天，国民党军对赣粤边游击根据地发动第二次“清剿”。这次“清剿”以国民党军江西保安团为主力，“清剿”的重点地区是信丰、赣县、南康、大余等4县游击根据地。11月29日，国民党江西省第四行政督察区保安司令部将赣县、信丰、南康、大余等4县划为“赣信康余联防清剿区”，派保安第十一团团长肖燕孙兼任联防“清剿”指挥官，坐镇南康龙回圩，指挥保安第十一团（缺第三大队、第二大队第六中队），保安第十二团特务分队，第三大队的七八两个中队及信丰、赣县、南康、大余4县的“铲共义勇队”、碉堡守护队共计10余万人，计划于12月5日开始对游击区进行“清剿”，扬言用55天全部“肃清”红军游击队。
为了配合国民党粤军和保安团对游击区的军事“清剿”，国民党信丰县政府重新编组了“铲共义勇队”。除组建7个“铲共义勇队”常备队外，还强令18岁至45岁男丁编入“铲共义勇队”，全县组成7个区队、59个联队、423个小队，被迫参加“铲共义勇队”的共计47，380人。敌人这次“清剿”手段极其毒辣，主要特点是“移民并村”和“封坑”。具体做法是：（一）派出暗探。敌人派出暗探化装成游击队，侦察红军游击队的情况。（二）大搞移民并村。把山区小村庄的群众整村整村地赶到平原大村庄“安全区”居住，用围墙或篱笆围起来，修建炮楼，派军队把守。正如项英指出：粤军在赣粤边“凡是我们活动而有同样的地方——山地，将群众全部强迫出境，一切粮食均要搬出，如若不肯出去，即如有不搬迁者，即以通‘匪’论枪决。同时以后在山内见有人即以匪论枪决，使我们陷在无人无粮的空山中”。[37]搬出山外在“安全区”内居住的群众，受到保甲长的严密监视，实行联保连坐制，妄图切断群众与红军游击队的联系。到了春耕季节，粤军实行变通办法，“在接近匪区地方选定比较安全及较大村庄若干处，令迁出民众集中该处居住，并编查户口，将村庄自卫工作构筑坚固，日则回去耕种，夜则回来住宿，并由团队保护及游击，随时抽查户口，防匪混入，庶於封锁清剿及人民耕种均可兼顾。”[38]（三）砍树烧山。强迫群众编组成队，进坑砍树烧山，每队群众之后，跟随一个连的保安队，进山“抄剿”游击队，群众走后，立即焚烧全部房屋。（四）强迫封坑。强迫群众把粮食耕牛等物品搬迁走，不得留在山上，否则以济“匪”论处，制造无人区；还派兵把守坑口要道，不准群众进山，如发现有人进山，立即当“匪”击毙。当时南雄的兰坵、黄地、大兰、坪林、上下兰田、赵坑、黄陂洞等一带山村房屋都被烧毁，人员被迫搬迁。
1935年10月，“北山事件”发生后，项英、陈毅从北山转移到信丰油山的途中，看见群众被迫搬家的情况，判定敌人可能对红军游击队发动第二次“清剿”。经过分析，认为敌人采取的手段是封坑、抄山、“移民并村”，企图切断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断绝游击队的粮食物资来源。同年11月，项英、陈毅在信丰油山潭塘坑滴水垄召开信康赣县委和南雄县委联席会议，史称潭塘坑联席会议。项英、陈毅指出：敌人封坑是进一步的进攻，把群众与我们隔离，便于“进剿”，一方面是陷我们于空山而饿死，另一方面使我们不得不离开游区[39]，向白区找给养以便于敌人来消灭我们。会议强调，对敌人的新的进攻应有足够的估计，不能消极地隐蔽，空喊口号，反对出坑，而应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粉碎敌人的封坑。(www.xing528.com)
会议提出以下对策：（一）有计划有组织地分派党团员随同出坑群众到白区去居住，然后按党支部安排的区域去建立党组织，使之在群众中起核心领导作用；同时建立联络站，与游击队保持联系。（二）动员出坑群众把粮食埋藏起来，借给游击队食用。（三）区委的工作人员取消住棚子，到山边或山外采取隐蔽的办法做群众工作，并按出坑群众居住的地点，指定各人的工作范围；工作的方法，可以利用进山砍柴的机会，相互接触，取得沟通，向群众宣传游击队是保护群众利益的，揭露敌人驱赶群众出坑是帮助土豪收租的阴谋，发动群众抗租抗债，要求回坑。（四）游击队利用敌人不属同一建制的空隙，转移到边界地带隐藏，或深入敌后扰乱，以打破敌人沿山封锁。（五）布置群众游击小组砍电线，贴标语，破坏桥梁，迷惑敌人，吸引敌人出山，牵制敌人行动，在敌人砍树烧山时，发动群众怠工拖延，与游击队的行动合拍。（六）动员群众，反对敌人筑碉堡办民团，采用不出钱和拖延的办法对付敌人。（七）警告保甲长，不准他们胡作非为；同时，对少数落后群众讲清楚，不能受敌人欺骗。
潭塘坑联席会议吸取北山事件的教训，将指挥部领导分散各地，深入县委，以克服机关庞大、给养困难、县级领导力量不足、机关脱离群众的毛病。项英回忆：“各县领导太弱，特别鉴于这时游（击）战更要依靠群众力量，开展真正的群众工作，才能有力的对抗敌人，决定我与陈毅到信丰县委。李乐天带直属队到崇仙去加强该地领导，采取进攻扩大新游区（因敌人对该地一带注意差），上魁[40]及阿丕到南雄县委，特委书记由我兼。”[41]至此，指挥部机关精简，分散到各地的特委领导人担任当地对敌斗争的指挥。潭塘坑联席会议后，中共信康赣县委改为中共信丰县委。[42]随后，中共信丰县委在潭塘坑成立，由刘符节任县委书记。根据潭塘坑联席会议决定，指挥部设在信丰潭塘坑，为了加强与各地的联系，同时设立交通总站，由李绪龙任总站长。据李绪龙回忆：“1935年我担任交通站长，主要负责上坪、下坪、上乐、潭塘坑（即坑口一带）。县委、特委设在坑口一带。项英同志也是那年来的。当时规定送县委、特委、项英的文件情报，只有我、朱老表、李绍仁、李光林四人送。因为这是司令部，如果泄密，组织就危险了。”[43]以潭塘坑为中心，建立了3条秘密交通干线：第一条是从潭塘坑到上乐、龙回、大龙，往桃江河以东；第二条是潭塘坑通向大余梅岭、南雄、北山；第三条是从潭塘坑到九渡、正平、小河、万隆、崇仙。项英、陈毅把指挥部设在信丰油山潭塘坑，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群众基础好。项英明确地说潭塘坑有一个好的基础，“首先是有了经过长期斗争而有最明确的阶级意识和仇恨的群众，他们有大部分直接得过土地革命的利益，苏维埃和大红军影响深……对于共产党和游击队是始终爱护的”；[44]二是油山的地形很好。据朱赞珍回忆：“项英同志有较长一段时间住在潭塘坑南面山上的枫树窝、青山里一带。这里的地形很好。他住的棚子，就搭在山坳里，附近全是密密丛丛的树海。正前面有个突出的山嘴，叫旱坑岽，哨位就设在这个山嘴的树堆里。往前可以看到马头滩，往后可以望到黄坑口，上下五六里有什么风吹草动，都可以了若指掌。”[45]信丰油山，因群峰连绵，地势险要，森林茂密，成为红军游击队生存发展、辗转回旋的战略要地，成为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所在地之一、赣粤边游击区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指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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