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国民党粤军的“清剿”重点已转向油山。其进攻目标：驻守在信丰大小窝、九渡水、犀牛圩据点的粤军，每天派兵向油山游击区和大龙游击区进攻；驻守在南雄邓坊、里栋、白云据点的粤军，派兵向油山、梅山、北山等游击区进攻；驻守在大余河洞、游仙、留地、池江等地的敌军，由北至南，向北山、油山进攻；驻在湖南汝城、桂东的敌保安第十九团及粤军，向诸广山和崇犹边境进攻；驻在崇义、资兴的铲共团第一大队，从东向西，向思顺、文英、上堡、内良等一带进攻。其手段是：
（一）实行经济封锁。余汉谋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公然宣布：“各乡米谷不得运入山中，以济匪粮。如查出或拿获，应即枪决。”“各乡查有济匪、通匪、窝匪者，限一星期内一律送来部讯办，否则以该乡里长庇匪论罪。”[1]凡是“济匪粮械弹药有据者枪毙”。[2]敌人占据沿山大村庄以后，逐渐把据点伸向山里。信丰的禾秋陂、长安、锡坑、中坝、黄泥排、牛颈、犀牛，大余的杨柳坑、小汾、留地、河洞、内良、佑源，南雄的黄地、大兰、坪林、茶头背、益田等游击区村庄都有粤军驻守；南康的龙回、贤女埠；赣县的王母渡等地驻有江西保安团。敌人对生活必需品，如粮、油、菜、盐等实行按人口计量限制购买，对胶鞋、电池、布匹等也严加控制，企图断绝游击队的物资供应。
（二）强化保甲制度。敌人为达到其“清乡剿匪”的企图，修正其《编查保甲户口条例》，规定赣粤边“各县圩镇、村庄，限期编组保甲，按10户为一甲，10甲为一保，5保为一联保”的形式编组，推选保长、甲长，以便清查户口，执行联保连坐法。如一户通“匪”，十家株连，一保通“匪”，五保连坐，并“将保甲内十八岁以上至四十五岁以下之男子编成壮丁队，……合力协助于搜捕追剿”，以严格控制群众行动，切断群众与游击队的联系。[3]
（三）进行政治欺骗。敌人提出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一方面对群众进行反动宣传，说：“中央苏区失败了，游击队有什么用？！没希望了。”到处贴标语，发传单，欺骗群众：“朱毛才是共产党领导的真正的红军。他们这些游击队是朱毛不要的，朱毛回来也要剿他们。”以此来离间群众和游击队的关系。[4]另一方面制订《修正共产党人自首法》，引诱游击队员自首自新，提出什么“共产党人于发觉前自首者，得免除其刑”“如检举其他共产党人犯罪事实，因而查获人犯或其他证据物品者，得免执行其所首余罪刑之全部或一部，或缓刑”[5]。以此动摇红军战士的斗争信心，妄图瓦解游击队。
（四）组织军事“清剿”。敌人进行经济封锁和政治欺骗的同时，对游击区的基本地区，实行全面的军事进攻。国民党粤军和保安团等地方反动武装，分别编组“清剿”队，清晨上山“抄剿”，傍晚返回据点。此外，敌人还装扮成红军游击队，到山林里埋伏，然后派人到村子里去欺骗群众：“我是打散了的游击队，弄点饭给吃吧！”老百姓答了话，开了门，马上抓起来，罚五百元、一千元。有时，敌人装扮成老百姓，找一个妇女或老太太走前头，搞些饭菜拿着喊：“游击队同志们，反动派走了，我给你们送饭来了。”或者说送消息，或者装作砍柴的、打猎的、砍竹子的、采香菇的、烧木炭的等。只要有人一出来就会被抓住。总之，为了达到其消灭红军游击队的目的，敌人是不择手段，把各种阴险、毒辣的手段都用上了，一时山里狼烟四起，枪声大作。[6]
针对敌人的进攻手段，赣粤边游击队积极开展反“清剿”斗争，采取各种对策，主要做法是：
（一）化整为零，搭棚隐蔽
为了避敌锐气，保存力量，防备敌人的包围和袭击，棚洞受袭之后，游击队改变住房子的做法，采用分散搭棚的办法进行隐蔽。特委要求中央苏区来的同志，虚心向当地同志学习搭棚技术。搭棚的材料起初用芒杆，搭成人字形，又小又窄。后来逐渐改为就地取材，用杉树皮或竹片。以后又改用油布棚，把油布四角钉上扣襻，选择适当地点，四角一挂，就成了一个油布棚。这样既容易布置，有了情况又方便收拾撤退。
按照敌人进攻的情形和老区的斗争经验，特委规定几个搭棚隐蔽的原则，同时制订了军事行动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几条规定。
搭棚的原则：一是位置的选择既要进退方便，又要能够隐蔽；二是要有良好的观察哨位；三是要有方便进出的道路，而且不易暴露目标；四是要经常转移，不能久住一地。
在隐蔽过程中要遵守4条秘密原则：一是烧火不出烟；二是不出响声，说话小声；三是进出不留脚印，走小路，走无路的地方，走水沟；四是各机关单位不得任意互相往来，无直接工作关系绝对不准往来。
在平常行动和执行军事任务时，应遵守以下规定：一是转移时间应选择夜间行动；二是不走大路，走山路或水路，不留脚印和痕迹；三是过山凹最好从旁山爬过；四是行军路上随时判断敌情；五是夜晚行军不准亮手电筒，行军速度要慢，以免失去联络；六是行军一定要有尖兵，而且相距应在十米以外，行军的距离不能太远；七是行军时绝对禁止讲话。
遵照上述原则，游击队和工作团到达各自的目的地以后，又分散成大至十几个、小至三五个人的武装工作组，每个人的装束改换像当地农民一样，把军衣脱掉，换上便装，扎上头巾，把枪把锯短，以便隐藏。每个战士找一个职业作掩护，或做裁缝，或做篾匠、木匠，不会做手艺的就跟群众下地莳田、割禾，和群众结合在一起。为了对付敌人的抄山，白天游击队在山上隐蔽，晚上到村子里做工作。他们置身于群众中，谁都分不清谁是游击队员，谁是老百姓。
1935年夏，驻扎在游击区沿山据点的敌人，以连排为单位，向游击区进攻。他们每天早晨把队伍开进山里，满山坑地搜索，看见有怀疑的山坑就去搜查，看见冒烟的山林就去包围、“抄剿”，一直抄到傍晚才返回据点。游击队及时掌握敌人的活动规律，采用“捉迷藏”的方式隐蔽，敌人抄东山，游击队藏西山；敌人抄西山，游击队藏东山。即使偶然与敌人巧遇，也应沉着镇静，万不得已，决不轻易暴露目标，加上敌人怕死，有时搜到面前又退却了。据李绪龙回忆：“敌人进坑围剿，我们出山隐蔽。敌人出坑，我们进山。敌人到大山，我们到小山。我们主要保存自己的实力，建立群众关系。有一次，朱老表带着项英等三四人走到新城附近的鹅湾里老表家里埋伏。鹅湾里老表对我们接待很热情，吃饭睡觉都照顾周到，大小便都在老表家里。我们依靠了群众，问题就好办。”[7]
有时游击队到敌人据点附近，甚至到土豪劣绅家里躲藏。有一次，陈毅带了几个短枪队员到一个土豪家里躲藏，土豪吓得要死，不但让陈毅一行住宿，而且“殷情”地“招待”了一番。敌人万万没有想到游击队敢到土豪家里隐藏。由于游击队采用各种灵活行动，敌人的“抄剿”始终难于找到游击队。
据史料记载，国民党报纸时常追踪报道“清剿”陈毅的消息。当时国民党报纸诬蔑陈毅同志为“陈毅股匪”。有一天，有一个同志问陈毅，国民党报纸上说的“‘陈毅股’是谁？”陈毅笑了笑回答：“那就是我。股者，一股两股，不成名堂之谓也。”过了几天，国民党报纸又改称为“陈毅散匪”。这个同志又好奇地问陈毅：“‘陈毅散’又是谁？”陈毅坦然答道：“还是我。”这个同志惊疑地说：“你怎么改名字了？”陈毅诙谐地一笑：“‘股’的资格不够了，是谓之‘散’。这样更好，目标小，少麻烦。”[8]
（二）依靠群众反“清剿”
赣粤边的反“清剿”斗争，主要是在群众的支持下开展的。活跃在油山区、信南区一带的红军游击队善于听取群众意见，以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常常深入到五六十里远的白区打土豪，号召当地群众去搬运土豪的米谷、衣服、农具等东西，把没收土豪的东西分发给群众。当敌人进山“清剿”时，红军游击队挺进到敌人的后方去，向群众做政治宣传工作，“部队所到之处，均受群众的欢迎和爱护”“在群众的掩护下，不管敌人如何‘围剿’，我们仍然能够立住脚”。[9]形势缓和时，游击队帮助群众搞生产。住大余宰庄坑和大陂坑的游击队，帮助当地群众播种插秧，一直累到下午5点钟才回山上。形势紧张时，游击队就和群众结合起来反“清剿”，给群众传授对付敌人的办法，交给他们任务。[10]
在抄山“清剿”中，敌人无法抓住游击队，就强迫老百姓带路抄山。老百姓事先给游击队通风报信，然后把敌人带到空棚子里。有时游击队到处丢锅头，摔罐子，留烟火，迷惑敌人，扰乱敌人耳目。群众带敌人去后，敌人信以为真，以为游击队早走了，夸奖群众很真诚。信丰油山黄坑口两面甲长李绍沧被国民党粤军抓去带路，敌人要他带去捉游击队队员朱赞珍，李绍沧说他已经死了，故意带敌人去看一具死尸，指着说，这就是朱赞珍。他们不认识朱赞珍，看了尸体，就停止追捕朱赞珍了。
上乐是信康赣游击区的最基本地区。这里的游击小组白天轮番站岗放哨，一发现敌人从长安来了，便打暗号“东边牛吃禾”；一发现敌人从新城来了，就打暗号“西边牛吃菜”，大家听到暗号就赶快离开田间向山上转移。村里来了敌人，他们总要盘问一番，暗中盯梢，发现密探就捉起来送游击队处置。如果游击队出发打土豪或袭击敌人，游击小组先作侦察，砍断敌人电线，然后当向导，有时直接参加战斗。
上乐的妇女、小孩也积极参加反“清剿”斗争。在敌人实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她们总是想方设法替游击队送饭、买东西、探消息。上乐有一个“邓坑婆”[11]，她对游击队亲如家人，游击队到她家，她总是弄点好菜请大家吃，或炒鸡蛋，或炸小鱼干，还为游击队员缝补和洗衣服。有一次，已是下半夜了，“邓坑婆”突然到游击队的棚子里，告知敌人明天一大早会来抄山，当晚游击队就转移了，游击队亲切地称她是“革命娘娘”。每逢新城圩日，妇女们就挑柴赴圩，卖完柴后，帮游击队买油盐、电池、纸张、墨水等，每个人带一点，分别到各个商店去买，以防被敌人发现。在情况紧张的时候，男人出不去，送情报的任务就由妇女来担任。她们扮起走娘家的模样，把情报塞进螺丝壳，藏在头发结里，顺利完成任务。“女党员安妹子（记不得她的姓名了）虽是个农村妇女，但很能干，她知道全村的姑娘嫁在什么地方，也知道全村的媳妇娘家在何处。全村妇女都很喜欢她、尊重她。我们要采购物品、探消息，送情报，她都能找到适合的人去办。妇女们换上新衣，装扮走娘家、串亲戚，出山去搞情报。”[12]在父母教育下，小孩子也懂得保守秘密，敌人进入上乐，小孩把放牛的鞭子插到显眼的草垛上，提醒游击队。敌人用糖果引诱小孩说出游击队藏在什么地方，孩子们总是回答“不晓得”，也不吃敌人送的糖果。
有的时候会出现意外情况。1935年5月的一天傍晚，信丰长安“铲共团”团总林新球率领地主武装乘黄昏时间偷袭上乐村，这时，中共信康赣县委司务长李绍炳和两名红军游击队员在村里取物资。凑巧，朱乙妹背着3岁的女儿，去挑水浇菜，碰见反动派，她不顾自己的安全，丢下水桶往回跑，边跑边喊：“白狗子来了！白狗子来了！”司务长李绍炳和游击队员听见喊声，立即从屋后门飞奔上山，进入深山密林脱险了。铲共团团总林新球把全村人集中于村子大门外的草坪上，逼问是谁通风报信的，没人回答。林新球从人群中拉出一位老大爷进行逼问，老大爷也回答说不知道，敌人就用枪托砸他，砸得老大爷额头鲜血直流，但是老大爷依然说不知道。朱乙妹不忍心让老大爷受苦，挺身而出说：“你放手！刚才是我喊的，一人做事一人当。”敌人残忍地枪杀了朱乙妹。[13]
大余黄坑是陈毅、杨尚奎经常去的地方。1935年8月，陈毅、杨尚奎在梅山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黄坑支部，由黄赞龙任党支部书记。1936年割中稻时，杨尚奎在黄赞龙家开会，这天，黄赞龙正在打谷，发现敌人来了，他借机跑回家里报告杨尚奎，“急中生智，把屋里的一个谷桶缸翻过来，把杨尚奎盖起来。等天黑敌人走了，他才把杨尚奎带上驼背岭，脱离了危险”。[14]群众就是这样，通过各种巧妙的办法来掩护游击队，支持并参与游击队的反“清剿”斗争。
信丰锡坑的李桂花[15]也是一位机智勇敢的青年妇女。她在1930年暴动时，年仅15岁就参加了革命活动。刘建华来到信余康地区后，她积极热情为红军游击队购买物资，打探消息，张贴标语，配合游击队捉土豪筹款，掩护裁缝师傅为游击队缝制衣服。她能力强，思维敏捷，善于应对敌人的盘问，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后来她加入了共青团，并担任过团支部书记，后转为中共党员。[16]
（三）开展反“清剿”战斗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保存游击队的有生力量，赣粤边红军游击队采取行之有效的战术，开展小规模的、群众性的游击斗争。根据总的斗争方针，中共赣粤边特委制定了游击战的战术原则，据项英回忆，主要有六条：
第一，用俗语来说，就是“赚钱就来，赔本不干”，每次战争，我们一定要以最小牺牲换得大的代价[17]；第二，“有把握就打，无把握就溜”，就是说要一下能把对方弄死才来，否则决不轻易去打；第三，打不赢的时候就隐藏起来，这“躲”的办法，过去是不知道的；第四，有利的时候就集中来打，否则就分散；第五，利用对方的弱点和空隙的地方去进攻；第六，是“有路不走，没路就走”，因为有路的地方大概都有埋伏，对方常带着干粮，在路旁埋伏着一两天不动，我们只得找没路的地方走，所以时常使我们身上受到许多刺伤，整个说来，我们“躲”的功夫，是好的。[18]
按照上述原则，游击队以小部队的形式，机动灵活地不断地扰乱敌人，迷惑敌人，分散敌人，疲劳敌人，最后打击敌人。这样，来掌握斗争的主动权，达到以少胜多，积少胜大的目的。在反“清剿”斗争中，赣粤边游击队打了许多成功的歼灭战。(www.xing528.com)
1.奇袭乌迳。1935年5月，正当敌人“清剿”最紧张的时候，为了吸引敌人出山，在地下党组织的协同下，油山游击队乘敌人后方空虚的有利时机，跳出敌人的封锁线，夜行一百多里，天亮前到达敌人的后方据点南雄乌迳镇，并快速地全歼靖卫团和区公所反动武装，击毙靖卫团团长邱光华。然后，他们用某支队、某大队的番号，四乡贴传单，写标语，加上群众有意识地传说，闹得敌人草木皆兵，惶恐不安。敌人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游击队，只好把“清剿”山区的部队调回乌迳防守，而游击队却早已安全撤退了。不久，游击队采用相同战术，又奇袭了大余的青龙、池江等敌人据点。
2.游仙圩战斗。游仙圩位于梅关附近，是敌人在大余的一个据点。敌人凭借圩上筑有牢固的碉堡，为非作歹，迫害革命群众，经常袭击红军游击队。一到晚上，敌人就龟缩在碉堡里。油山游击队决定拔掉这个白色据点。1935年5月的一个夜晚，油山游击队由叶明魁率一部分队员埋伏在离敌碉堡不远的树林里，曾彪率战士佯装从土围子旁通过。当曾彪他们走近碉堡时，故意打亮电筒，高声喧哗。敌人又惊又喜，急忙通过围墙的枪眼猛烈地向外开火，顿时枪声大作。曾彪佯装中弹受伤，故意大声叫喊：“哎唷！”“痛啊！”战士扶起他向树林里撤退，边走边喊：“不好了，队长受伤了，快背着走！”躲在碉堡里的敌人听到了叫喊声，以为真的打中了游击队队长，他们欣喜若狂，立即打开围门，放下吊桥，越过水沟，追了出来。敌人看见只有几个游击队员，便得意忘形地叫喊：“站住！你们跑不了，快投降吧！”事先埋伏在山坡树林里的游击队员，看见敌人全部钻入了伏击圈。随着曾彪一声令下，几十支枪一起开火，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游击队乘胜而入，全歼敌人，缴获长短枪10余支，炸毁了敌人的碉堡。
3.善河战斗。游仙圩战斗结束不久，油山游击队又去攻打南雄县善河圩。1935年6月的一天，正是善河逢圩日，街上的耕牛市场正好设在伪乡公所附近，游击队化装成牛贩子，手里拿着鞭子，给卖牛的讨价还价，一边磨时间，一边寻找机会。当敌人毫无戒备的时候，游击队突然冲进伪乡公所，缴获步枪4支。战斗结束后，游击队马上撤离。
4.袭击敌军汽车。雄余公路是南雄通往大余的主要交通线，经常有敌人汽车通过。1935年9月6日晚，中共南雄县委交通站给油山游击队送来一份紧急情报：“明天有三辆军车从曲江（韶关）开往大余。”油山游击队得到情报后，天没亮就出发，迅速绕过敌人碉堡，埋伏在雄余公路灵坛路段的树林里。次日中午，三辆军车从曲江方向开来。游击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军车一起开火，押车的粤军士兵听到游击队开枪的声音，便弃车逃命。游击队轻而易举地缴获了三车军用物资。这一仗解决了游击队的弹药和医疗药品奇缺的困境。然后，游击队给司机做宣传，讲政策，要他们把游击队的传单带回韶关去，如实告诉敌人，游击队缴获了车上的物资。汽车司机按照游击队的吩咐去做，消息传开了，闹得曲江满城风雨，到处议论红军游击队“神通广大”，吓得土豪劣绅纷纷外逃。
5.“三南”战斗。1935年7月，在黄成则、张日清率领下，三南游击队经信丰崇仙到达全南河田地区。为了打击反动势力，扩大游击队的影响，以争取群众的支持和信任，10月21日凌晨，游击队打入船寨村，把为非作歹、罪大恶极的伪保长黄运镇、黄运伯两兄弟处决了，给群众分粮分物。不久，与游击队为敌的黄永刚也被处死，并以“三南游击队支队”的名义公布了黄运镇、黄运伯、黄永刚3个人的罪行，同时贴出布告、标语和散发许多传单。其中有一布告的内容是：
游击队，是红军，红军穷人一家亲；
为打土豪反动派，来到山里助人民。
不拿老表一针线，保穷除恶政策明；
切莫听信谣言话，团结起来打白军！
打倒一切反动派，穷人才能得翻身！[19]
通过半年多艰苦细致的工作，三南游击队在船寨、上芫坝、社口、塘坑子、小姨坑、南芫、坪岗山等村寨建立起基本群众网。在群众的支持下，游击队很快在青龙山扎下根。[20]
6.上崇游击区的战斗。1935年4月，长岭会议作出由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统率两个大队到崇庾[21]边境向湘赣东南（汝城、桂东一带）发展游站，建立游区，并设法与湘赣省委取得联系”决定[22]。长岭会议后，蔡会文奉项英、陈毅和中央分局的命令，率两个大队约300人挺进湘南。蔡会文率部抵达罗霄山脉南麓的东边山地区，会合先期抵达湘南的原湘赣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长方维夏等湘赣省委派来的干部和他们率领的红四团，以及由中央苏区突围出来的另两支部队余部[23]。5月上旬，蔡会文在东边山和西边山交界的赤水仙召集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转变斗争方式，实行与游击战争相适应的战略方针以及长岭会议等精神。会议决定从湘南的斗争形势出发，以东边山、西边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并将上述各支队伍合编为湘粤赣边游击支队，蔡会文任支队长兼政治委员，游世雄任副政治委员，罗荣任参谋长，李国兴任政治部主任。支队总部设在东边山赤水仙，下辖8个大队，每个大队50—80人。会后，游击支队开进于东、西边山和酃（县）桂（阳）资（兴）边界地区，坚持游击战争。与此同时，湘南特委也重整旗鼓，总结经验教训，采取新的斗争方针，领导湘南赤色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湘粤赣边游击支队成立后，为加强党对支队和地方工作的领导，游击队与湘赣省委取得联系，成立了中共湘粤赣特委。中共湘粤赣特委成立后，立即组织8个工作团，分赴汝城、桂东、资兴、郴县、崇义、上犹、南雄、始兴等地开展活动。不久，东边山、西边山游击区迅速扩展至方圆450余公里的范围，游击队人数由原来的300多人扩大到1000多人。为了扩大革命影响，牵制更多的敌人，支援北山游击区、油山游击区的游击战争，蔡会文率领游击队，深入崇义上堡、思顺等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他根据陈毅提出的“化整为零”和“赚钱就干，赔本不干”的战术，把游击队分成十多人或二三十人一支的小分队，声东击西，灵活作战。这时，国民党粤军第一军军长兼国民党第六绥靖区主任余汉谋，命令其第一师副师长彭霖生率部“清剿”东边山游击区。蔡会文率两个大队共170余人，埋伏在东边山江西门两侧的山脊上，待彭霖生部进入伏击圈后，突然发起攻击，给粤军以很大杀伤。而后，主动撤出战斗，直奔大余，佯攻大余县城，迫使余汉谋下令彭霖生放弃“清剿”计划，回守大余。
5月下旬，蔡会文率领一支游击队在上犹县上寨村抓住了铲共团团总蓝鑫发，并押到杰坝的瓦窑潭进行处决。红军游击队在上犹平富横坑游击期间，有一次，当地土豪邹万全见游击队人数不多，就狂妄地说“红军的枪打不响”，话音刚落，一声枪响，邹万全便中弹倒下，群众风趣地说：“游击队的枪不打就不响，一响土豪见阎王。”[24]其余土豪见状赶快逃窜。而由李国兴率领的游击大队在崇义县高山松地区与国民党粤军遭遇，打死打伤国民党粤军20余人，缴枪5支。游击队经常下山打土豪，将得到的衣物、盐、粮分给贫苦群众，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935年7月，蔡会文派了一个大队到中央分局所在地油山，向项英、陈毅汇报了他们依靠东边山、西边山为基础发展游击战并与湘赣一部分队伍会合，以及湘粤赣边游击支队的活动情况，提出请项英、陈毅赴东边山、西边山游击区亲自指挥的要求。项英、陈毅当即指示：“可依靠现有基点发展游战，但以一部分向庾崇发展以与北山联系，努力去找湘赣省及龚楚，并把交通线建立起来。”同时，项英、陈毅表示：“我们决定仍在现在的地区不到他那里去，主要原因是为了取得对河东部队的联系，并抽调一个小队随蔡[25]派来的交通队一同去，走熟路线，担任以后的交通任务。”[26]
蔡会文接到项英、陈毅的指示后，立即与活动在湘赣边内谭余保组织的湘赣游击司令部取得了联系，并派出部队支援项英、陈毅和谭余保领导的游击战争。在项英、陈毅的直接领导下，东边山、西边山游击区的斗争呈现一派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7.信康赣游击区的战斗。曾纪财到大龙地区担任中心区委书记后，很快就恢复和健全了大龙中心区各级党的组织，并把原赣南军区警卫营和独立六团从中央苏区突围时被打散的人员和原在该地活动的游击队员，合编为信康赣游击大队。面对敌人的“清剿”，信康赣游击大队袭击了南康县黄泥巷据点，歼灭江西保安团一个分队，俘虏1人，缴枪数支。在中共龙回区委书记朱锡照带领下，信康赣游击大队的3名战士，在南康县石子岭，袭击了一辆开往信丰的客车，活捉了坐在车上的信丰铲共团总的儿子。车上的旅客纷纷感叹：“游击队真是神通广大！”等国民党军赶到时，游击队早已无影无踪，使敌人的“清剿”计划一次次流产。
在反“清剿”斗争中，项英、陈毅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术经验，常把战术经验编成歌诀，让每个红军指战员都能熟练运用。项英深入浅出地编出游击战术歌诀：
团结群众，配合行动，支配敌人，自己主动。
硬打强攻，战术最忌，优势敌人，决战要避。
敌人正面，力量集中，攻打费力，又难成功。
敌人侧翼，力量虚空，集中力量，坚决猛攻。
驻止之敌，施行袭击，行进之敌，采用伏击。
动作突然，敌难防范，不行火线，白刃来干。
行迹飘忽，敌难追踪，死板不动，挨打最痛。
胜利要诀，进攻进攻，保守主义，革命送终。[27]
由于游击队采用游击战争的灵活战术，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时而活动，时而隐蔽，声东击西，无影无踪，而且又善于运用夜袭和伏击战术，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余汉谋所谓3个月消灭共产党和游击队的阴谋彻底破产。陈毅有感于怀，在《赣南游击词》中写道：“讲战术，稳坐钓鱼台。敌人找我偏不打，他不防备我偏来。乖乖听安排。”[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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