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信康赣雄特委和军分区部队到达油山廖地村后，按照上级指示，在这里安营扎寨，开展游击战争。由于习惯于苏区那套老作风，加上少数人受盲目乐观思想的影响，只看到暂时的“平静”，对国民党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的“清剿”缺乏预见，错误地估计中央红军进入敌后，进攻中央苏区的敌人就会撤出，去追击中央红军。特委和军分区领导认为，不出几个月，部队就可以打回中央苏区去，特委机关和军分区机关固守廖地，公开办公。在军分区参谋长向湘林的具体指导下，部队每天起床、入寝、集合、出操都要吹军号，一切按正规化、制度化的要求执行。在群众工作方面，特委和军分区领导依然提出“发动群众，抗租抗债，扩大红军，建立政权”的口号。因此，部队就在廖地周围打土豪、筹粮款。当地群众对红军游击队的到来，非常欢迎，部队同志也很高兴，经常和群众开联欢会，举行会餐仪式，大家过得很愉快。不久，大余一支200余人的保安队侵犯南雄廖地，在石子坑与红军游击队遭遇，红军游击队用花机关枪和重机枪扫射敌军，击溃敌军。
正当中共信康赣雄特委和军分区率领部队在油山活动的时候，国民党粤军已开始回防赣南各地。11月上旬，国民党粤军第二师回防信丰、赣县、于都等地。同月下旬，远追红军西征部队之国民党粤军第一师重返南雄、大余、南康一线。同时，国民党粤军独立第四师和第十一师回防安远、会昌各地，以集团兵力“进剿”中央苏区，一边“清剿”红军部队，一边对广大群众实行烧、杀、抢“三光”政策，妄图彻底消灭红军。12月1日，国民党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自奉命兼充第六区绥靖司令职后……绥靖公署亦已由赣南政务处改组成立”，[67]余汉谋亲自指挥“清剿”红军留守部队。敌人在“清剿”中央苏区的同时，也派小股敌军到赣粤边“搜剿”红军散部。同月4日，粤军第二师教导团派兵“进剿”信丰丫叉桥、长安、横岭下一带，把这一地区污蔑为“匪区”，将房子统统烧掉。次年2月，留在油山上乐茶背坑医院治疗的红军伤病员100多人，由于叛徒告密，被敌人搜捕，惨遭枪杀[68]。3月9日，红二十四师第七十团余部在安西之东坑寨下遭敌人堵击。11日，赣南军区之第二支队余部，在信丰牛颈遭受敌人拦击，牛颈支部书记吴夙山以下20余名牺牲，10余名被俘，损失惨重。[69]
3月下旬，国民党军队把“清剿”重点由中央苏区转移到赣粤边游击区，“驻赣南第一军军长兼第六绥靖区司令官余汉谋，已调派第一师一部，第二师叶肇部，独立第四师邓龙光部，赣南警备团赵濂部，分别由信丰、安远、赣县等处前往安息、石背、小溪、金沙各地搜剿，迭将残匪肃清”，[70]为此，在游击区周围构筑3道封锁线。第一道封锁线在信丰至赣县的桃江，大余至南康的章江和南雄至始兴的浈江，沿江设防，派兵把守所有的渡口和能涉水过河的河段，控制船只，企图堵截红军突围部队和零散归队人员；第二道封锁线在南康——大余——南雄——韶关，南康——信丰——龙南，信丰——南雄等几条公路沿线，设点驻兵把守，修碉堡，设立关卡，日夜沿公路巡逻，检查车辆行人；第三道封锁线在游击区周围所有圩镇、进山口和内山较大的村庄，采取“填空格”的战术，设立几十个据点，派国民党驻军把守，建立碉堡线。如信丰的牛颈、犀牛、黄泥排、牛岗圩、大小窝、禾秋圩、长安圩、九渡水、中坝圩；南雄之乌迳、黄坑、邓坊、里栋、珠玑、大塘、白云、横水；大余之池江、新城、游仙、黄龙、青龙；南康之龙回、贤女埠等地，国民党军队都以连、排为单位驻守。与此同时，江西保安司令部的两个团以及赣粤边各县众多的民团、铲共义勇队、自卫队等地方反动武装，也在各地做好了准备，以配合国民党粤军向赣粤边游击区进攻，敌军总共出动兵力计四五万人，企图在军事上以优势兵力压倒红军游击队，并限令3个月内把红军游击队消灭，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于是，赣粤边的信丰、大余、南雄、南康、上犹、崇义等县，到处是敌军，硝烟笼罩着这块红色的土地。
项英、陈毅到油山之后，为了保密，开始使用化名，项英叫“老周”，陈毅叫“老刘”“大老刘”。此后，人们都习惯于称呼他们为“老周”或“老刘”“大老刘”了。[71]4月初，项英、陈毅在广东南雄县大岭下村主持召开中共信康赣雄特委、军分区领导干部会议。李乐天汇报了特委、军分区进军赣粤边的经过、当前的敌情和开展游击战争的初步部署，杨尚奎汇报了赣粤边党组织的情况、当地群众的情绪和各项工作安排。项英、陈毅听取了特委3个月来的工作汇报后，对特委和军分区胜利到达油山，并保存了一支革命力量，站稳了脚跟，表示高兴和赞扬，但同时对特委和军分区存在的的盲目乐观情绪和不切实际的工作方法提出了诚恳的批评。项英说：“不要只看到现在的暂时平静而盲目乐观，要看到野战军出动，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不能把希望寄托在野战军很快回师中央苏区[上]。国民党军占领了整个中央苏区，我们留守的部队，有的垮了，有的向外突围了。敌人的重点必然随之转向赣粤边，国民党军的‘清剿’很快就会到来。因此，我们的机关要精简，部队要分散，作风要迅速改变。那些照搬苏区正规化的一套做法都是不切实际的。要按照开展小规模的、群众的游击战争的要求来部署我们的工作。”[72]
陈毅在会上指出：“要承认南方革命形势已由高潮转入了低潮，我们不能再唱高调，要唱低调。部队集中在一起，吹号集中，吹哨开饭，搞大部队行动，是十分危险的。现在不是要扩大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是要艰苦深入地做好群众工作，取得群众的支持。要接受中央苏区分兵突围过迟的教训，迅速分兵到各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斗争，保存自己的力量，粉碎敌人的‘清剿’，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73]
在这次会议上，项英、陈毅还提出信康赣雄特委和军分区的名称太狭窄了，束缚了自己的手脚，我们应该向赣粤边更广大地区发展，开展更加广泛的游击战争，应当改名为中共赣粤边特委、赣粤边军分区。经研究，仍由李乐天任书记、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尚奎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王龙光任组织部长，刘建华为特委委员、少共特委书记，李国兴为特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向湘林为参谋长。(www.xing528.com)
根据大岭下会议精神，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决定：由向湘林率领一支300多人的部队到信丰县与安远县交界地区，去接应从中央苏区突围的部队，收容突围中的失散人员，并向三南地区发展，开辟新的游击区；命令曾彪领导的油山游击队转向信丰崇仙一带活动，以摆脱国民党军即将对油山的包围。
在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历史上，大岭下会议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在思想上强调了红军游击队转移分散的必要性，在作风上提出了要迅速适应游击战争新环境；在组织上采取了适应游击战争开展的一些积极措施。正如刘建华1999年在《风雷激荡二十年》中所回忆的：“大岭下会议，在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历史上，是一次重要的会议，是战略转变的起点，体现了项英、陈毅的高瞻远瞩，洞察全局，英明果断。”[74]
大岭下会议结束的第二天，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和少共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率领一支80多人的突围部队到达油山，与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书记李乐天、副书记杨尚奎等会合。后来，又有赣南省机关等一些失散人员相继到达油山，共约300人。至此，相继会集到油山的红军（含中央红军长征时留下的伤病员）和在当地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总数达1400多人。项英、陈毅随即命令蔡会文率领突围部队先去北山，追赶龚楚部队，同时决定留下陈丕显，指派他参加中共赣粤边特委的领导工作。
之所以让陈丕显参加特委领导，是因为他当时虽然只有19岁，但参加革命时间早，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青少年工作，善于联系群众，在斗争中表现勇敢坚决，工作经验丰富，是个很有作为的“红小鬼”[75]。
对大岭下会议精神，到会干部多数是拥护和支持的。但是，赣粤边军分区参谋长向湘林没有从思想上接受，他率队伍在向信丰、南雄边界以及三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时，强令部队打硬仗，任意枪杀干部战士，他骑的马竟然也舍不得丢掉，结果敌人就沿着那匹马的蹄印追踪。那匹马成为敌人的向导，使部队屡遭敌人袭击，伤亡很大，300余人的队伍只剩下100多人。中共赣粤边特委严肃批评了向湘林的军阀主义作风。1935年9月，向湘林竟叛变革命，成为可耻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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