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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后的赣粤边区形势

时间:2023-07-1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项英派出红独立六团,随主力红军之后跟进,以保障主力红军侧后安全,同时沿途“发动群众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并扰击粤敌撤退”“消灭铲匪”“后运重伤病员”等,并担负主力红军的后方运输任务。此外,还赋予红独立六团伺机进入赣粤边游击区,开辟游击根据地的任务。在完成掩护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艰巨任务后,留在中央苏区的党组织和红军部队,面临着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分区“清剿”的严重形势。

红军长征后的赣粤边区形势

在中央红军开始转移后的第二天,项英向正在养伤的陈毅传达中共中央的有关部署,并商讨今后的斗争大计时,陈毅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看法:“过去大规模的根据地、大兵团的作战局面完结了。”“我们要赶快准备,以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在思想上要准备迎接大风暴,进行艰苦的长期斗争。在组织上要迅速把干部和部队分散,开展广泛的、灵活的游击战争。只有这样彻底转变斗争方式,改变领导方法,才能争取斗争的胜利。”[1]据此,陈毅判断敌人即将进入苏区腹心地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已成定局,革命已转入低潮。他认为,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须赶快转变斗争方式,部署打游击。随后,陈毅还提出具体建议:红二十四师和各独立团分散到苏区各个县去,作为开展游击战争的骨干。这样,可以保存一批革命力量;高级干部如瞿秋白、陈正人、周以栗等身体有病,还有一些体质不佳的知名人士,他们到山区去,身体吃不消,最好让他们穿上便衣,到白区去隐蔽起来。[2]事实证明,陈毅的判断与建议是完全正确的。可惜,项英没有采纳陈毅的正确主张,“仍然认为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并非不利。未被敌人占领的连成一片的苏区还有两万五千至三万平方公里,另外,一些是被敌人或多或少截断的还存在苏维埃地方政权的‘岛屿’。把这些地区都算在内,留下的居民仍有二三百万人。”因此,“项英并不气馁”,而且“显得非常乐观”。[3]

1934年10月22日,中革军委致项英电:中央军区应从即日起宣告成立,项兼军区司令员,并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及闽浙赣五个军区(闽北分区在内)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与红二十四师和红十军。关于具体的斗争任务和部队部署问题,中革军委指示:“在目前赣南开展局面下,应责成赣南军区率领各地方独立部队深入到敌人撤退的区域进行(下列任务):(一)发动群众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并扰击粤敌撤退。(二)消灭铲匪,争取被欺骗的反水群众回家……(三)收容与阻拦野战军中伤病员及逃亡人员。”[4]项英根据中革军委指示,在于都宽田成立中央军区,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龚楚任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区政治部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破坏部、地方游击政治部和秘书处,石友三任组织部长,李翔梧任宣传部长,袁血卒任破坏部长兼地方游击政治部主任,林中伯任秘书处长。中央军区司令部下设两个科:作战科科长郭如岳,情报科科长严仲,中央军区设有卫生部,王立中任部长。项英派出红独立六团,随主力红军之后跟进,以保障主力红军侧后安全,同时沿途“发动群众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并扰击粤敌撤退”“消灭铲匪”“后运重伤病员”等,并担负主力红军的后方运输任务。此外,还赋予红独立六团伺机进入赣粤边游击区,开辟游击根据地的任务。这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决策

在完成掩护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艰巨任务后,留在中央苏区的党组织和红军部队,面临着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分区“清剿”的严重形势。1934年10月下旬,敌北路军得悉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西进后,即在其东路军协同下,加紧向中央苏区腹地突进,10月26日占领宁都县城。11月1日,敌东路军第九师、第十师攻陷长汀县城。11月10日,敌第十师占领红都瑞金。11月17日,敌北路军第七十九师占领于都县城。11月23日,敌东路军第三师占领会昌县城。在这之前,敌人攻陷闽西地区的宁化、清流、归化。至此,敌人已经占领了中央苏区的核心县城和重要圩镇。中央苏区笼罩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之下。(www.xing528.com)

在赣粤边地区,1934年12月,“粤军第一军余汉谋自奉命兼充赣省第六区绥靖司令后,业经本月十一日通电就职。绥靖公署亦由赣南政务处改组成立,着手办理一切”。[5]余汉谋任国民党第六区绥靖司令官后,命令粤军第二师在尾追长征红军之后,返回赣南,师部驻信丰县城。2日,粤军教导团第三营驻扎安息。4日,第二营进驻丫叉桥、长安圩、横岭坑一带。5日,进击百石、金鸡等地。敌人每侵入一地,就进行灭绝人性的“清剿”。

卷土重来的劣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了“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等。据资料记载,大余县敌人“对付游击地的人民的刑具是:用扁担打屁股,将两手拇指以绳缚住,吊在空中用绳子编成的鞭子抽打或用线香熏烧踩杠子、用铁丝穿鼻子、用细绳捆住男性的生殖器以锤子敲打”[6]南康县敌人对革命群众采取“打屁股,用索子勒颈子,吊打、踩扛子,灌辣椒水,打地雷公,用香灸烧,割奶子,用铁丝穿鼻子,穿生殖器,然后以木槌打”等恶毒的方法[7]。崇义县敌人分乡组织“反共团”和“铲共团”,疯狂进行奸淫烧杀、抢劫霸占,迫害苏区人民,“在过埠就杀害我们党员及青年团员邹龙秀等79人,水石乡就杀死了赤卫队、少年儿童队及无辜农民等共447人(内有男441人、女6人),杰坝区274人(内男267人、女7人[8]),地方干部102人,烈军属101人,无辜农民71人,烧毁房屋540多间。思顺杀了76名,杀绝14户,尤以思顺的新地乡烧得厉害,说革命同志的房子是土匪窝,所以新地一乡就被烧了101间房子,横河地方的房子就全部被烧光了。被地主恶霸而遭没收全部财产者,杰坝区就有149户(干部71户,烈属51户,无辜农民27户),衣物1735件,粮食596担,过埠150担,金钱(折大洋)计1873元,耕牛58头。而过埠则因逃亡而荒芜许多田,被封了好些房子。匪帮对待共产党员则尤为残酷,杰坝一区的罚款,大洋2938元(最多的60元、最少的5元),出不起的就杀。[9]敌人对赣粤边苏区进行前所未有的抢掠焚烧,昔日繁荣的农村和圩镇,瞬间变成了瓦砾成堆、断壁残垣、血迹斑斑的废墟。在信丰苏区,“红军主力转移后,根据地尚有游击队,赤卫队坚持着,反动派遂趁机命令正规军、地方靖卫团、保安团和反动地主武装向根据地残酷进攻,施行惨无人性的烧、杀、抢掠的三光政策,并强迫山区人民迁居平原,制造无人区。一些掉队零散的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被活埋、挖心、肢解、碎割,真是惨绝人寰。”[10]在南康苏区,“当红军北上抗日以后,反动派的军队和地主便大肆的进行烧杀,不完全统计,被害的革命干部和根据地的人民有1826人,烧毁房屋1530幢,牵之耕牛406条,杀吃了大毛猪318头,抢走被帐1346床,其他零星财物不计其数,稻谷约2万7千多担,另外还抢走了光洋5359元。有的因为家破人亡,无家可归,便参加了游击队,继续与敌人作斗争。”[11]红军长征后,赣粤边区的人民群众,承受着亲人离别的极大悲痛,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报复,继续给留在赣粤边的红军游击队以有力的支援。地主恶霸趾高气扬,气焰嚣张地对贫雇农说:“你们红得一世?”贫雇农响亮回答:“你们白也白一生勿得(意思是也白不了一世)!”人民坚信:有共产党在,总有一天见红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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