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国民党军首道封锁线

1934年10月10日晚开始，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于都集结地域开进。10月16日，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突围转移的行军队形，分左、中、右三路，红一、红三军团为左、右两路前锋，红八、红九军团为左、右两翼拱卫，中路为中革军委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红五军团担负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掩护任务。从10月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

1934年10月18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发布《军委命令》，指出中央红军“目前总任务是：（1）占领固陂[古陂]、新田地域；（2）前出至平[坪]石、安息^[47]、石背圩之线，以便继续于信丰、龙南之间渡过信丰河”^[48]；各军团的任务分别是红一军团占领金鸡、新田，前至龙州、安息圩、石背圩地域；红三军团占领古陂，前出至坪石、大塘埠、石门迳地域；红八军团以一个师钳制韩坊之敌，一个师在寨下、下港渡河，控制信丰河下游渡河点，然后全部西渡至大龙、坳背地域；红九军团一个师消灭与钳制龙布之敌，另一个师前出至重石以北之燕滂岗、龙尾口、曾村地域的山地，监视重石、版石之敌，并切断其通往龙布之路线，然后军团全部前出至重石、版石以西，曾村、鸭子寮、平地、板嶂地域。各军团应于20日夜完成一切攻击部署，总攻时间由各军团首长自下决心，依据气候等条件于20日半夜后或21日拂晓开始。因有些部队未按时到达指定地域，故推后一天，改在21日夜至22日晨向国民党粤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发起总攻。遵照中央部署，中央红军主力的任务是保卫中央两个纵队转移。红一军团担任中央纵队的左前锋，从信丰新田圩突围；红三军团担任中央纵队的右前锋，从信丰百石、古陂突围。

10月21日凌晨，红一军团、红三军团战士爬高山，穿密林，避开敌人碉堡群，分别进入安远与信丰、赣县与信丰交界的深山密林。

因潘汉年、何长工代表红军和国民党粤军谈判达成的秘密停战协议，尚未贯彻到国民党粤军驻赣南部队。红军为严格保守突围秘密，没有向下级传达秘密协议内容。这样，10月21日红军前卫部队到达百石时，国民党粤军并未撤退，红军只有以武力通过。因此，中央红军长征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的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时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的杨尚昆后来回忆：“10月21日我们过信丰河时仍然遇到粤军的抗击，战斗十分激烈。担任红三军团先锋队的第四师，在师长洪超、政委黄克诚的率领下同陈部激战。在一、三军团协同下，护卫中央纵队渡过信丰河，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49]时任红三军团红四师的政治委员黄克诚后来也回忆：“我们第四师作为红三军团的先头部队，走在最前面……一路上，第四师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为后续大部队开辟前进道路。我们离开于都后，先向南疾进，首先遇到的是粤军陈济棠部的阻击。”^[50]

百石战斗。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西征即长征的第一仗，是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时，首先在信丰之百石打响的。10月20日，红三军团先头部队抵达信丰罗峰头。21日上午10时许，红四师向百石、古陂摸索前进时，被百石守敌信丰“铲共团”常备第二中队发觉，双方接火，突围战斗提前打响。红四师第十团趁势而行发起冲锋，抢占制高点上的堡垒，架起机枪，向敌人猛烈扫射。随即，红军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越过铁丝网，翻过深壕沟，向高处的敌人碉堡冲去。守敌见势不妙，弃堡逃命，躲进坚固的“万人祠”大堡垒，被红十团重重包围，红军展开政治攻势，劝敌人投降。此时，驻金鸡圩粤军姚营听到枪声，立即派兵前往增援，途中，被红十一团击溃。龟缩在“万人祠”的国民党军不听红军劝降，顽固死守。傍晚时分，红军用迫击炮将其摧毁，全歼顽敌，“铲共团”常备第二中队长何德泮被擒，游街示众后被处决。红军长征第一仗取得胜利，歼敌200多人，缴枪30多支。战斗中，红四师师长洪超^[51]不幸被流弹击中，为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当洪超牺牲的消息传到红三军团指挥部，彭德怀痛心疾首，亲自赶到现场凭吊。彭德怀的部下、山西省军区原副政治委员张平凯在《忆彭大将军》中详细地回忆了这一细节：洪超“他作战英勇，是三军团有名的猛将、年轻的指挥官，牺牲时年仅二十五岁。他为红军突破第一道防线，立下了首功。彭军团长失去了一名爱将，非常沉痛，他含泪和同志们一起掩埋了洪超的尸体，然后怀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切齿仇恨，踏着烈士们的血迹，继续率部西进。”^[52]这足见彭德怀对洪超的深厚感情。1974年11月，彭德怀含冤去世前，还记得这位老部下，要身边的人不要忘记洪超，他是我们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个师长^[53]。杨尚昆后来回忆说：“四师师长洪超在向信丰河地区挺进时，英勇牺牲，”“洪超同志18岁时参加南昌起义，是一位身经百战的优秀指挥员，牺牲时年仅25岁。”^[54]黄克诚后来也回忆说：“我军在信丰一带将陈济棠所部击溃，迅即占领了固陂，……洪超师长不幸于此役牺牲。”^[55]2005年5月，洪超的战友、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亲笔为洪超烈士墓题写墓碑：“洪超烈士之墓”，表达对洪超烈士的深切怀念。

新田圩、金鸡圩战斗。21日下午4时，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从安远双芫推进至新田圩，抢占了制高点小石岭。此时，得知百石失守的消息，国民党粤军第二团团长廖颂尧正准备率团部逃跑。红三团用机枪、步枪、手榴弹与装备精良的敌人展开激烈战斗。突然遭到红军袭击，廖颂尧的第二团进退两难，仓促应战。夜10时许，红二师第六团向金鸡前进，将刚从百石逃回的粤军姚营击毙200多名后，尾追至新田圩，配合红一师从东、北、西三面围攻，毙敌300余名。见大势已去，敌副师长莫希德和团长廖颂尧慌忙逃出新田，在夜幕下率余部从大桥溃逃至古陂敌第一师部。新田圩、金鸡圩战斗共消灭敌人约600名，为后续部队前进扫除了一大障碍。

古陂战斗。21日深夜，红四师由百石前进至离古陂2公里处，遭到敌人阻击，战至午夜，毙敌数十名。粤军第一师师部待新田圩败军退至古陂后，留一团殿后，全部逃往安息。红四师第十一团与古陂守敌对峙至23日拂晓，红十团从后路包抄，毙敌10余名，敌人仓皇向安息逃窜。红军占领敌第一师部驻地古陂圩，缴获一大批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

石背追歼战。10月21日，红一军团第十五师先头营将驻安远固营之安远“铲共团”常备第一中队消灭。防守重石、版石的敌指挥官彭林生认为攻打固营的是“小土匪”，命令部队驱逐，不料一接火便遭到红军暴风雨般的打击。遇上红军主力，彭林生连夜走小径向安息窜逃。占领新田之红二师直奔石背拦截，于22日上午10时许，将敌教导团尾部截断在石背。经过约一小时激战，毙敌300余名，缴获一批军用物资。

安息激战。从石背脱逃的国民党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和教导团，会同由安远撤下之独二旅和古陂、新田撤回的第一师，以及原在安息防守的粤军第二师教导团、驻信丰城的第二师第五团，共收容残兵万余人，在安息桐梓岗构筑工事，作最后堵截。红一师、红四师追到桐梓岗，先头部队突遭敌人袭击，受到一些损失。23日凌晨，后续部队再次组织冲锋，毙敌1000余名，但是敌人仍负隅顽抗。红军虽三面将敌人包围，终因敌人占据有利地势，一时难于通过。为争取时间突破封锁线，中革军委电令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停止强攻，各派一部分兵力牵制安息和信丰县城守敌，主力绕道坪石、铁石口、大塘埠一带，抢架浮桥，西渡桃江。安息守敌惟恐红军断后，留一团牵制，余部经龙南逃回南雄。24日，红九军团前进至安息时，敌人从侧翼袭击，军团部作战科长郑伦^[56]等百余人牺牲。先行的红三师第七团返回反击，将敌击溃，占领安息圩，使红九军团胜利通过，并于25日在铁石口、大塘埠、石寨圩一带西渡桃江，从而彻底摧垮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

23日下午4时，中革军委第一、第二纵队从百石出发，于晚10时抵达古陂杨坊、太平宿营。毛泽东宿营于军田高，他深有感慨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走出中央苏区啦！贺子珍从休养连前来看望毛泽东，讲起瑞金县男女老少相送时紧紧拉着红军战士的手，不停地说：“你们千万要回来啊！”毛泽东听了后，神情凝重地说：我们欠根据地人民的实在太多了^[57]。25日下午3时，中革军委第一、第二纵队离开宿营地，经坪石、大塘埠，在沛东架浮桥过桃江，往九渡、油山、大余方向前进。

担任中央纵队右翼后卫的红八军团，因王母渡驻敌逃遁，于24至25日在该地寨下和下港顺利渡江，经信（丰）（南）康边境直往大余方向前进。担负中央红军长征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于10月24日由双芫进入罗峰头，经金鸡、不头、古陂、坪石、沛东，于10月27日渡过桃江到达小河。至此，中央红军长征部队全部渡过了信丰河，通过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向赣粤边界前进。

10月26日，左前锋红一军团进入广东南雄界址、乌迳一带，沿赣粤边界南侧向湘南推进；右前锋红三军团抵达信丰油山，随后进入大余境内，击溃大余青龙驻敌，向崇义县上堡等地急进。这时，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急令驻赣州、南康和驻南雄、韶关的部队，从北、南两个方向向大余逼进，企图夹击红军后续部队。红军展开英勇反击，红八军团、红九军团、红五军团和中革军委第一、第二纵队迅速在大余县新城至南雄县乌迳一线渡过章江。

10月30日，中革军委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和红八军团、红九军团、红五军团全部离开大余县境，由大余横江、左拔一线进入崇义县，翻越大山，向湖南城口、汝城进军。

从此，中央红军主力全部突围撤离中央苏区，踏上了漫漫长征之路。

中央红军主力在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期间，赣粤边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积极为红军抬担架，当向导，架浮桥，运送物资，看护伤病员，解决吃饭、住宿等问题。红军攻击新田的当天，正逢新田圩集市，由于红军和新田地方党组织事先动员上坪、大竹园、罗峰头等地的群众不要赴圩，当地群众积极配合，封锁消息，使敌人成了聋子，在红军突然攻击时，他们被打得溃不成军。活动在信丰焦山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接受和安置了200多名伤病员后，帮助红军运送物资，带路到桃江以西的信丰小河、万隆等地。信丰油山地区的游击队收容和安置了200多名伤病员，并帮助带路到大余境内。红军经过大余时，杨木生、刘甫源等雄余游击大队的领导人，亲率200多人的队伍，跟着红军的足迹，一直送到崇义的聂都，他们沿途收留红军伤病员。桃江渡口附近的老百姓，将自己的门板、木头搬出来，供红军架设浮桥。当红三军团、红八军团部分队伍进入南康浮石、赤土时，赤土有一位叫赵娇娣的青年妇女，刚结婚三天，主动为红军带路，带领红军经红桃岭，向崇义进发。

在赣粤边人民的热情支援下，中央红军取得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胜利，顺利通过了赣粤边地区。

【注释】

[1]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剿匪战史》（二），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版，第241页。

[2]李德（1900—1974），原名奥托布劳恩（OttoBraun）。德国共产党党员，曾在莫斯科陆军大学（即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不久即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1933年9月底到达中央苏区。1939年8月从中国陕北回莫斯科。

[3]《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4页。

[4]即第五次“围剿”。——引者注。

[5]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99页。

[6]“短促突击”，是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提出的战术原则。这一战术原则要求红军在敌人修筑堡垒、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的情况下，也修筑堡垒防御阵地，以堡垒对堡垒，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时，则在短距离内对敌人进行突击。“短促突击”作为战术手段是可以运用的，但把它上升到战法，用以支撑消极防御的方针则是错误的。

[7]《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0—191页。

[8][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51页。

[9]《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7页。

[10]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页。

[11]伍修权：《往事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104页。

[12][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94—95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2页。

[14]《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23页。

[15]《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页。

[16]《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

[17]《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22—223页。

[18]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中华书局出版社1979年版，第6页。

[19]朱德：《关于抗日反蒋给陈济棠的信》（1934年9月），《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9页。

[20][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51页。

[21][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科编刊社1980年版，第106页。(www.xing528.com)

[22][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08页。

[23]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94—195页。

[24]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56页。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5页。

[26]《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中央分局的训令》（1934年10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56页。

[27]《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1937年12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478页。

[28]《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中央分局的训令》（1934年10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56页。

[29]《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中央分局的训令》（1934年10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58页。

[30]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西党史资料》第2辑，1987年内部出版，第275页。

[31]《项英关于中央苏区情况给秦邦宪、朱德、周恩来的综合报告》（1935年1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32]毛泽覃（1905—1935），字润菊，曾用名覃泽，湖南湘潭人。毛泽东之弟。192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央苏区中央局秘书长、中共闽赣省委秘书长、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等职务。

[33]梁柏台（1899—1935），浙江新昌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内务部代理部长、司法部部长、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等职务。

[34]张鼎丞：《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2页。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34页

[36]《朱德关于改变中央苏区各独立团行动部署致项英电》（1934年10月13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13，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909—3910页。

[37]《周恩来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3年12月1日，存中央档案馆，转引自阎景堂：《关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1986年第2期。

[38]汪金祥（1907—1983），江西弋阳人。192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家政治保卫局侦察部部长、中央军区政治保卫局局长等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公安部副部长兼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驻公安部监察组组长等职务。

[39]李才莲（1913—1935），又名才连、彩莲，江西兴国人。1928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少共江西省委书记、中央分局委员、少共中央分局书记等职务。

[40]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41]李纵队，指敌东路军第二路军李延年之第四纵队。——引者注。

[42]《中革军委关于敌占汀州、宁都后中央军区应采取的行动给项英的指示》（1934年11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187页。

[43]《朱德关于红五军团转移到于都地域并调独三、独十三团到兴国阻敌南下致董振堂、李卓然并项英电》（1934年10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73页。

[44]《中革军委关于成立中央军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给项英的指示》（1934年10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178页。

[45]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赣边游击区闽中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页。

[46]《朱德关于赣南军区地方部队配合野战军突围战役致项英电》（1934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页。

[47]安息即今信丰安西。——引者注。

[48]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页。

[49]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107页。

[50]黄克诚：《我在红三军团的经历》（1986年8月），《黄克诚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51]洪超（1909—1934），湖北黄梅人。1927年夏加入叶挺第二十四师教导队，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随朱德上井冈山，先后任红五军参谋、红三军团长、红五军师长等职务。

[52]张平凯：《忆彭大将军》，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7页。

[53]石仲泉：《长征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54]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

[55]黄克诚：《我在红三军团的经历》（1986年8月），《黄克诚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56]郑伦（1906—1934），广东汕头人。1928年秋参加工农红军，历任连长、营长、团参谋长、师参谋长等职务。1934年秋任红九军团司令部作战科长。

[5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