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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部署游击战争计划

时间:2023-07-1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共产国际的指示为中共中央开展红军游击战的准备和安排起了一定的作用。中共中央在决定率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同时,结合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中央苏区开展游击战争作出了部署:(一)设立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关于中央分局的基本任务,1934年10月8日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的训令中已经明确指出:“基本任务是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来反对敌人与保卫苏区,而游击战争应该并且必须成为目前战斗的主要方式。”

中共中央部署游击战争计划

共产国际对中央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给予关注,并对留守中央苏区问题提出建议。1934年8月15日,驻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埃韦特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上所作的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到,中共中央正在积极做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以及进行留守苏区兵力的部署。他在报告中指出:“中共中央也已开始准备让我们的主力部队向湖南方向突围。……无论我们的处境多么严峻,敌人都不可能消灭我们的有生力量,相反,我们却可能以我们的主力建立新的根据地,但同时我们将不得不把我们的部分力量留在老区及其附近地区,使其转入游击状态。”[23]9月30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再次发来电报,除明确同意中央红军主力突围的计划外,对留守红军作战任务也作了强调。考虑到红军主力要突围到湖南,“为了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对驻扎在那里的南京军队实施强有力的骚扰性打击”,留守苏区部队的军事任务则应该“要展开持久的[军事]行动,目的是干扰他们(指国民党军)在湖南的行动”[24]。牵制国民党的兵力,配合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成为留守红军战略任务之一。共产国际的指示为中共中央开展红军游击战的准备和安排起了一定的作用。

中共中央在决定率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同时,结合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中央苏区开展游击战争作出了部署:

(一)设立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1934年5月,中央决定设立赣南军区,由项英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8月,成立赣南省,钟循仁任省委书记,钟世斌任省苏主席,赣南省府设于都县城。设立赣南省的目的是钳制赣州、信丰一线的粤军,发展边境游击战争,动员“扩红”,征集粮食物资,为红军集结于都做好各项准备。9月初,中央书记处将项英从于都召回瑞金,9月7日,项英再次被任命为中革军委代主席。中央书记处通知他留在苏区领导红军坚持斗争。同年10月上旬,博古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决定: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领导机关战略转移后,在中央苏区设立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10月9日,周恩来接到陈毅的伤情报告和要做手术的要求后,当即和朱德命令卫生部长贺诚取出已装箱的医疗器械,派两名医生为陈毅做手术,并在次日赶到医院看望,传达了中央关于成立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的决定,“中央决定留下你坚持斗争,你斗争经验丰富,特别是有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和苏区几次反‘围剿’的经验,相信你一定能依靠群众,依靠党的领导,坚持到胜利。”[25]10月22日,中革军委电令中央分局组织中央军区。中央规定,中央分局除领导中央苏区外,同时领导湘赣、湘鄂赣、闽浙赣、闽北苏区的游击战争。中央军区则直接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闽浙赣(闽北分区在内)5个军区。

(二)规定中央分局基本任务和行动方针。关于中央分局的基本任务,1934年10月8日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的训令中已经明确指出:“基本任务是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来反对敌人与保卫苏区,而游击战争应该并且必须成为目前战斗的主要方式。”[26]1937年12月7日,项英在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也曾说道:钳制国民党军,掩护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保卫中央苏区和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领导地方武装和工农群众,以游击战争来保卫苏区反抗敌人进占我们的苏区”“应当在苏区及周围进行坚持的游击战争,使进占苏区的敌人,不能顺利的统治下去,以准备将来配合野战军在某种有利的条件之下进行反攻,这是当时领受党中央给予我们的任务”[27]。为此,中革军委把瑞金、会昌、于都、宁都4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划分为最基本的游击区和最后的坚持阵地。

中央规定中央分局的行动方针:领导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地方部队与广大群众开展胜利的游击战争,以此来保卫苏区,“这种战斗的方式,就成为党目[前]的行动的方针”。[28](www.xing528.com)

应当说,《训令》规定的基本任务以及以游击战为作战的主要方式的指示,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训令》认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后,将吸引住大部分敌人,从而有利于留守苏区的红军保卫苏区,这样,不但没有明确提出中央分局必须实行彻底的战略转变,准备长期坚持敌后的游击战争的迫切问题,而且要求“准备着在适当的时机重新组织大的军团。准备着胜利的反攻”[29]。这些脱离实际的指示,使中央分局对形势发展的估计和行动方针的确定,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

(三)留下一部分红军作为坚守苏区的武装力量。其中直属中央军区的有:红二十四师(辖第七十团、第七十一团、第七十二团),以及独立三团、独立七团、独立十团、独立十一团、独立十五团、独立十六团。属各地方军区的部队(相当一部分是新建立的)有:江西军区的红军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第四团;赣南军区的独立六团、独立十四团和军区教导营;杨赣军分区的独立十三团;福建军区的独立八团、独立九团;闽赣军区的独立十二团、独立十七团、独立十八团、独立十九团以及各县的独立营(团)、保卫队等,共约3万人[30]。虽然人数不算少,但是,老弱病残人员偏多,枪支缺乏,许多战士还使用大刀、梭标等;“独立师团的子弹平均每人约五十发以上,手榴弹一般的每人两个到三个,平均梭标占二分之一”[31]

(四)把一批党的优秀干部留在中央苏区。除项英、陈毅外,还有瞿秋白、贺昌、陈潭秋、毛泽覃[32]何叔衡、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梁柏台[33]刘伯坚、阮啸仙、周以栗、陈正人、周建屏、周月林等一批党的优秀干部被留在中央苏区。中央红军长征前,毛泽东对张鼎丞说:“你还是回到闽西去,那里你熟悉,可以坚持,可以发展。”[34]各省负责人等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出动时也全部换动和最终确定。各省留下坚持斗争的领导人有:江西省委代理书记曾山,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副主席徐达志,省军区司令员李赐凡;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吴必先,省军区司令员龙腾云;闽赣省委书记赖昌祚,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杨道明,省军区司令员宋清泉;赣南省委书记钟循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钟世斌,副主席王孚善,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闽浙赣省委书记曾洪易(后叛变)。这些领导人绝大部分不但能力出众,而且政治立场坚定,在群众与军队中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号召力和凝聚力。10月上旬,毛泽东在于都接到中共中央有关准备战略转移的秘密通知,立即赶回瑞金梅坑,召集临时中央政府各部的领导人开会,布置善后工作。他宣布和说明了中央关于撤离苏区的决定,并强调了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使留下来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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