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昌保卫战失败后的战略转移准备

1932年底至1933年3月，周恩来、朱德等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领导苏区军民，经过英勇斗争，取得了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蒋介石不甘心失败，随即准备发动第五次“围剿”。他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强调要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在政治上，在苏区周围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在经济上，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和“以守为攻，乘机进剿，运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1]等原则，并聘请一大批德国军事专家当顾问，拟订作战计划。与此同时，蒋介石用美国、英国的大批贷款购买军火，增加部队的新式装备，企图彻底消灭红军，摧毁苏区。经过半年的准备，1933年9月，蒋介石以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对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重点“围剿”中央苏区。北路军共33个师另加3个旅，担任主攻；另有南路军、西路军和第十九路军，分头担任阻止中央红军向外发展的任务。这时，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有8万多人，取得了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士气高涨，地方红军和赤卫队等群众武装也较前有发展，如果红军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扬我之长，攻敌之短，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打破这次“围剿”仍然是有可能的。

此时，毛泽东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2]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瑞金。李德是一个外国革命者，来到中国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但是，他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不顾中国国情和红军实际状况，一味机械地搬用苏联红军正规战争的经验。临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博古不谙军事，他对李德十分信赖和支持。他们实际上是这次反“围剿”的最高军事指挥者。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虽然苏区军民全力以赴，为保卫苏区政权和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英勇奋战，但是中共中央废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方针，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伺机歼敌的思想，“他们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继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同敌人‘拼消耗’”^[3]，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结果使苏区红军日益陷于被动，根据地逐渐缩小，军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受连连失利，引起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担忧和不安，1934年3月25日，他们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我们觉得，中央和全党未意识到中央苏区形势的严重性，未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进行防御和粉碎[敌人]第六次‘围剿’^[4]。必须动员和集中党的一切力量来解决这个任务。要击溃敌人一个进攻的集团军，以便有可能进行以后的积极作战行动，使敌人失去主动性。我们觉得，在黎川地区打击陈诚集团军是最有利的，不过你们应该从具体情况出发决定这个问题。”^[5]

这时，红军防线已被迫退到广昌、建宁一线。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距瑞金不到150公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黎川已于1933年9月28日被国民党占领。鉴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关于“在黎川地区打击陈诚集团军”的建议已不可能实现，博古、李德决定集中红军主力在广昌与敌人“决战”。毛泽东和张闻天都不主张进行广昌保卫战，但是李德不采纳他们的正确意见。从1934年4月10日开始，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向广昌发动进攻，广昌保卫战打响。参加保卫战的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等部浴血奋战，坚守阵地，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4月27日，国民党军队集中10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会攻广昌，红军打退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还实施了“短促突击”^[6]的战术，但是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战局。李德、博古被迫命红军撤离广昌。4月28日，红军撤离广昌。在历时18天的战斗中，红军毙伤俘敌2600人，而自身伤亡高达5500余人，占参战总人数的五分之一。如此惨重的损失，引起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广昌保卫战刚结束，彭德怀即当面批评李德的瞎指挥：“你们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在敌碉堡密布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就有十次失败，几乎没有一次是得到成功的。”“这次广昌战斗你们看到了！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7]他还气愤地斥责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痛”^[8]。曾经支持“左”倾错误主张的一些同志，比如，张闻天也批评广昌保卫战“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9]，批评博古过份倚重李德，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主意”^[10]。

4月21日中央苏区南大门筠门岭失守，4月28日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失守，5月16日建宁城也失守。国民党军占领广昌县城后，分兵向根据地中心兴国、宁都、石城等地突进，红军又奉命实行“六路分兵”“全线防御”，结果进一步陷于被动局面。要在苏区内部粉碎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已经不可能了。中央红军仅剩下撤离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这一条路。据曾经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眼看根据地一天天地缩小，敌人一步一步地逼近，形势越来越坏。1934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谈话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不过，那时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只准备到湘鄂西去，同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半年前，就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11]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筹划和准备工作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4年5月至6月，提出战略转移的设想，并报共产国际批准。5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瑞金召开书记处会议，对反“围剿”形势进行讨论。李德在会上建议，红军应退出中央苏区，突围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以便重新获得广阔的作战区域并为此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同时我们在中央苏区以外，例如由第六军团在湖南、由第七军团在福建开辟新的战线，在敌人的后方通过威胁敌人与后方的联络来牵制和引开敌人”^[12]。会议采纳了李德的这个建议，“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13]，并将这一设想电告共产国际。6月25日，共产党国际复电中共中央，同意中央红军突围转移的决定。博古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负责筹划红军战略转移重大事项。“三人团”中，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由于把保密工作神秘化，加上博古大权独揽，对战略转移这样的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进行必要的政治动员，不仅红军广大指战员不了解中央的战略意图，就是中央的许多负责人，也是在转移前夕才得知战略转移的大致打算。“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因此在军事上特别是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忱与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的错误”。^[14]正如博古自己后来所说：“长征前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15]张闻天也说：“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16](www.xing528.com)

第二阶段：1934年7月至8月，战略转移开始了直接准备的阶段。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即制定《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17]。具体研究了中央红军和苏区人员物资的分配、各军团编制、政工干部、军事干部和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干部配备问题。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压力，并准备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组织两支部队北上和西进。7月，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团改称北上抗日先遣队，经福建北上到闽浙赣边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并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在敌人后方发动抗日反蒋斗争，以牵制进攻中央苏区的敌军。由于兵力过小，这支部队未能达到牵动“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的目的，反而孤军深入敌后，陷入敌人重兵包围之中，1935年1月底，红十军团遭到严重损失。与此同时，任弼时、肖克、王震等领导的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于1934年7月下旬退出湘赣苏区西进，准备转移到湘鄂西，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显然，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决策的情况下，红六军团奉命西进带有探路的性质。

第三阶段：1934年9月，战略转移准备的最后阶段，即选择战略转移的突破口。红军主力转移的突破口选在哪里呢？经过慎重考虑，最后确定从中央苏区的西南部——赣粤边突围。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担任第五次“围剿”的南路总指挥陈济棠派其粤军第一军、第三军从南路的东西两面围堵红军。担任东面堵击的第三军李扬敬部，驻防粤赣边之筠门岭；担任西面堵击的第一军余汉谋部，则以大庾岭、九连山作屏障，以信丰桃江河为天堑，在安远、信丰、赣州一线驻兵设防。

1934年秋，陈济棠派国民党粤军第二军第四师、第五师增援赣南，归余汉谋指挥。余汉谋重新调整布防，把重点防务摆在安远至信丰一线。第四师驻赣州，第五师调驻大余新城、南康等地。原驻赣州之主力第一师李振球部调驻信丰古陂，其师部及第一团李振部驻古陂圩附近，第二团廖颂尧部驻新田、金鸡，第五团彭林生部和教导团陈先华部驻安远重石和版石。粤军第二师叶肇部教导团驻信丰安息，第六团驻赣县王母渡，师部及第五团固守信丰县城策应。军长余汉谋率独立第二旅陈章部驻安远县城，接替桂军四十四师防务；第一军军部教导队、特务营、别动队屯住大余县城。原驻韶关的教导师移驻南雄县城，并调飞行大队空中侦察。兵力总计约4万人。这样，形成了一条以信丰桃江为天堑的南北长120多公里、东西宽约50公里的弧形封锁线。为了加固封锁线，国民党粤军构筑数以千计的碉堡。每道防线都设置三道防御工事：第一道铁丝网、竹桩、鹿砦，并埋设地雷；第二道深沟；第三道为暗堡。此外，还指挥部分靖卫团、“铲共”团，扼守关卡和交通要道，实行经济封锁，禁运食盐、布匹等日用品。陈济棠吹嘘他的封锁线“铜墙铁壁，坚不可摧”，扬言“红军休想越雷池一步”；蒋介石也得意忘形地对他的高级幕僚说：“看来红军现已无法施展其机动灵活的战术，只能局促回旋于堡垒之间，已成被动之局。”^[18]

可是，国民党粤军总司令陈济棠与蒋介石素有矛盾，在与红军多年作战中没少吃亏，自然会打自己的小算盘，以保存自身实力为第一原则。9月间，陈济棠派出一李姓密使到瑞金，建议双方进行停战谈判，周恩来和朱德表示同意。朱德致信陈济棠，表示愿与粤军合作抗日反蒋，“红军粉碎五期进攻之决战，已决于10月间行之”，提出停止作战行动、恢复贸易、武装民众、代购军火等5点建议，日内派员就近商谈。^[19]10月5日，周恩来、朱德委派中共赣南省委宣传部长潘汉年和粤赣军区司令兼政治委员何长工为全权代表，前往寻乌县罗塘镇，与国民党粤军参谋长杨幼敏等秘密会谈3天3晚，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和必要时互相借道等5项协议。这个协议“对决定长征开始的时间有一定影响……这一协议也许促使共产党领导人从毗连广东的一隅突围的选择”^[20]。中共中央原来设想“预定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月初”^[21]，后来由于情况变化，又于9月对原定突围转移计划作了修改，决定将突围时间提前一个月。李德解释说：“第一，……，八、九月份第六和第七军团开始突围以后，国民党在后方加强了封锁区的堡垒设置。第二，陈济棠突然递交停战声明。第三，我们从破译的电报中获悉……，蒋介石指示把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的日期提前了大约一个月。”^[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