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六十多年的努力，欧盟通过地理上的扩大和权能的扩展与深化，以及强化与其他欧洲一体化组织的整合（比如军事合作组织西欧联盟已经完全被纳入欧盟）与合作（比如专司人权事务的欧洲委员会与欧盟的合作），或多或少地深入原本属于北约、欧安组织和欧洲委员会的活动领域。与此同时，它也从成立之初的单一功能的政府间部门经济合作组织成长为一个涵盖经济、安全与防务、外交以及司法等众多领域的多功能复合实体。
不过，欧盟所代表的欧洲一体化仍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只是部分实现了建设“统一、自由而和平的欧洲”（a Europe whole，free，and at peace）[1]的目标。以统一而论，虽然欧洲大陆结束了被“铁幕”和“柏林墙”分裂的冷战历史，但一个统一的“欧罗巴合众国”并未出现；以自由而论，东欧成员国与西欧成员国对民主、自由、法治等的理解常常并不一致；以和平而论，欧盟虽然实现了法德这对宿敌的和解，并在2012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巴尔干地区安全形势仍极其脆弱。
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起点，在过去的十年里，欧盟内忧外患不断，欧洲一体化进程遭遇“过山车”一般的考验。战略上，欧盟迫切需要妥善应对内外两个层面的“权力转移”。对内，就板块而言，英国退欧不仅将使欧元区分别占据欧盟国民生产总值、欧盟总人口的85%和76%，而且将强化“老欧洲”核心，削弱中东欧的“新欧洲”国家。就各成员国而言，短期内最大的非欧元区国家英国离开欧盟将促进法德团结，孤立未加入欧元区的波兰；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的西班牙的话语权有所加强，而仍未彻底摆脱主权债务危机的意大利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光有法德轴心是不够的，比法国人口多1/4、国民生产总值多40%的德国不得不谨慎应对欧盟内部权力格局的变化及其后果，并考虑如何弥合欧盟内部南北、东西分歧，培养共识、凝聚人心。对外，欧盟需要适应在全球权力转移中欧盟地位相对下降的现实，并妥善处理与美国、俄罗斯、中国、非洲等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
尽管如此，为欧盟唱挽歌[2]为时尚早。欧洲一体化进程从来都是逐步推进的，危机和挫折是正常状况的一部分。以历史的眼光看，2016年涌入欧盟的难民仅为2015年的1/3；虽然欧洲恐怖主义引发了普遍焦虑，但其肆虐范围和伤亡人数也低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荷兰大选、法国大选的结果显示出自英国公决退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达到高点的民粹主义也有了回落迹象；艰难复苏的欧盟经济也难得显露了一线曙色。欧盟解体的担忧有望暂时纾解，甚至在防务等领域的一体化有望得到推进。
当然，欧盟痼疾并未消除。长期以来，欧盟在市场一体化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但在政治一体化方面却进展缓慢，市场一体化并未能向政治一体化发挥“溢出效应”。与欧盟经济维度相比，为欧盟决策者提供合法性的政治维度发展不足并越来越困扰着欧盟的发展。欧盟经济一体化的优势与对政治一体化的保留的张力，成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一个持久特征，[3]而短期内欧洲经济与政治一体化进程的“跛足”局面难以改善。在经货联盟、欧元区与申根区均运行不畅的背景下，欧洲一体化不得不放慢自冷战结束以来明显加快的步伐。2017年3月25日，在纪念《罗马条约》签署六十周年的《罗马宣言》中，欧盟领导人确认将“既向着同一方向推进，又在必要处以不同步调和力度共同行动”。[4]不过，“多速度欧洲”[5]让中东欧国家充满了沦为欧盟“二等公民”的担忧。
此外，由于欧盟做出约束性决策但成员国并不遵从这些决策，欧盟承诺—遵守鸿沟（commitment-compliance gap）越来越严重。[6]经济上突出表现为《稳定与增长公约》执行不力。2003—2004年，德国与法国预算赤字超过规定的3%红线未遭惩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同样严重犯规的西班牙、葡萄牙等也免于金融制裁。事实上，在自预算赤字不得超过国民生产总值3%的财政纪律设立以来的十八年里，法国有十三年预算赤字超标。2017年法国预算赤字依然达3.2%，已经连续十年预算赤字超标。而自2011年以来，欧盟委员会每年都会发布针对所有成员国的经济管理年度建议，但收效甚微，欧盟委员会2014年发布的528条建议仅有7条在一年之后得到全面实施。[7]政治上，波兰卡钦斯基领导的法律与正义党和杜达（Andrzej Duda，2015年至今任波兰总统）政府对欧盟委员会“法治框架”[8]下的整改建议充耳不闻，而欧盟是否愿意首次动用“第7条”[9]、动用以后能否起效也是一个未定之数。
比利时首相斯巴克（Paul-Henri Spaak，1947—1949年在任）曾表示，欧洲只有两种类型的国家，小国以及尚未认识到自身小的国家。[10]要实现欧洲复兴，除了联合别无他途。事实上伴随欧盟作用与地位的脱颖而出，跨大西洋关系也确实发生了缓慢却深刻的变化，到21世纪，跨大西洋关系主要通过欧盟—美国渠道开展，无论是反恐、金融治理还是网络安全事务，华盛顿主要通过布鲁塞尔与欧洲打交道。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美国政策影响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为欧洲一体化的启动提供了强大的外部推力，并塑造了此后的制度建设。无论是出于意外还是设计，抑或是赞美还是反对，美国已经成为欧洲一体化一个重要的“调节器”（regulator）。[11]另一方面，反过来美国政策也为欧洲一体化进程所影响，这在冷战结束以后表现得最为明显。一言之，美国与欧盟关系的每一次重大调整都与欧洲一体化取得重大进展相伴随——发展欧盟才能影响美国，未来真正决定欧盟—美国关系前途的是欧洲一体化进程而非美国。
并非巧合的是，由于欧盟在经济、军事和规范领域的权力和影响的不对称，导致欧盟—美国关系在相应领域的关系也不对称。欧盟权限最大的经济领域既是欧洲一体化最深入的领域，也是欧盟—美国关系中制度化合作最深厚的领域。在欧盟权力相对有限的防务与规范领域，欧盟与美国虽已开启了初步的探索，但美国更加依赖欧盟以外的其他合作渠道，双方关系严重不对称，远未达到已在经济领域实现的平起平坐的程度。
如果说在跨大西洋框架以内，欧盟—美国关系已经牢固确立了继传统欧美双边关系、北约之外的“第三维”的地位的话，欧盟与美国在欧亚大陆等地区事务，以及在全球治理、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等全球议题上也开展了广泛的合作。不过，在彼此战略定位上，欧盟与美国仍稍有差别。大致上说，欧洲仍然倾向于把跨大西洋关系视为独一无二的。而对美国而言，与欧盟的关系只是其全球战略及对欧战略的一部分。欧洲与美国仍将是紧密的经济伙伴，但随着美国把其注意力转向亚洲，欧洲将不再独占美国对外政策议程的优先位置。美国看待其欧洲盟友首先是工具性的：欧洲在某些方面是有用的，但还不被视为一个平等伙伴。[12]
总之，跨大西洋关系既非理所当然，也非一成不变。新的跨大西洋关系是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及跨大西洋权力与制度格局演进的结果。在全球及地区权力格局持续演进的背景下，新跨大西洋关系需要重新校准，双方领导人都需要重新界定现存制度并重新平衡权利与义务。[13]特朗普关于欧盟已沦为德国工具、英国决定退欧是“明智之举”、欧盟生死无关紧要的言论，无疑给欧盟—美国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目前华盛顿强化与欧盟关系的愿望并不热切，欧盟—美国关系有可能迎来又一波起伏。但在全球权力对比未发生根本结构性变化之前，欧盟—美国关系不会破裂，而仍将保持延续数十年的钟摆式运动。
【注释】
[1]美国老布什总统在柏林墙垮塌之前6个月提出了“统一而自由的欧洲”，后补充了“和平”一词。George H.W.Bush，“A Europe Whole and Free”，remarks to the citizens in Mainz，Rheingoldhalle，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May 31，1989，http：//usa.usembassy.de/etexts/ga6-890531.htm.(www.xing528.com)
[2]Walter Laqueur，The Last Days of Europe：Epitaph for an Old Continent，St.Martin's Griffin，2009；James Kirchick，The End of Europe：Dictators，Demogogues，and the Coming Dark Age，Yale University Press，2017.
[3]Barry Eichengreen，The European Economy since 1945：Coordinated Capitalism and beyon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pp.12-13.
[4]The Rome Declaration，Declaration of the Leaders of 27Member States and of the European Council，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European Commission，March 25，2017，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STATEMENT-17-767＿en.htm.
[5]1976年，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Leo Tindemans，1974—1978年在任）提交的《廷德曼斯报告》首次提及了“多速度欧洲”的可能性，即根据成员国的意愿和能力以不同的一体化速度向前推进。
[6]Tanja A.Börzel，“From EU Governance of Crisis to Crisis of EU Governance：Regulatory Failure，Redistributive Conflict and Eurosceptic Publics”，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Vol.54，No.S1，2016，pp.8-9.
[7]Janosch Delcker，“Germany：Don’t Assume EU Budget Stays as Flush post-Brexit”，November 16，2016，http：//www.politico.eu/article/germany-dont-assume-eu-budget-will-stay-thesame-post-brexit-germanys-deputy-finance-minister-jens-spahn/.
[8]《欧洲联盟条约》第2条规定：欧盟委员会与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负有保证尊重法治作为联盟的一项基本价值并确保欧盟法律、价值和原则得到尊重的责任。2014年3月11日引入的《法治框架》旨在通过与相关成员国的对话，防止刚刚冒头的对法治的系统性威胁升级到欧盟委员会需要触发《欧洲联盟条约》第7条规定的制裁机制。《法治框架》分欧盟委员会评估、委员会建议及欧盟委员会监督有关成员国后续反应三个阶段。在所有三个阶段，欧盟委员会与相关成员国的对话继续。如果成员国拒不改正，欧盟将援引《欧洲联盟条约》第7条对其进行制裁。The European Commission，A New EU Framework to Strengthen the Rule of Law，March 19，2014，http：//ec.europa.eu/justice/effectivejustice/files/com＿2014＿158＿en.pdf.
[9]《欧洲联盟条约》第7条是欧盟针对成员国侵犯《欧洲联盟条约》第2条规定的共同价值观而建立的制裁和预防机制，最初可追溯到《阿姆斯特丹条约》（仅有制裁机制），后来《尼斯条约》对制裁机制进行了更新并增加了预防机制，《里斯本条约》原封不动予以确认。制裁手段包括暂停在欧盟理事会的投票权等。
[10]Cited from Heather Grabbe，Stefan Lehne，“The Closing of the European Mind—and How to Reopen It”，March 17，2017，http：//carnegieeurope.eu/2017/03/17/closing-of-european-mind-andhow-to-reopen-it-pub-68317.
[11]John Peterson，“All Roads Don’t Lead to Brussels（But Most Do）：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ransatlantic Relations”，in Riccardo Alcaro，John Peterson，Ettore Greco eds.，The West and the Global Power Shift：Transatlantic Relations and Global Governance，Palgrave Macmillan，2016，pp.101-125.
[12]Johannes Thimm，Inseparable，but Not Equal：Assessing U.S.-EU Relations in the Wake of the NSA Surveillance Affair，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January 2014，p.2.
[13]Erik Jones，The New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Between Continuity，Change，and Disillusionment，Istituto per gli Studi di Politica Internazionale，July 2016，pp.1-2.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