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由于两国实力悬殊和各自定位的偏差，如何推进一个建设性和富有成效的与俄罗斯议程成为美国的一个长期挑战，而俄罗斯力求重获大国地位并与美国平起平坐也不得。就军力而言，虽然俄罗斯仍拥有1.5万—1.8万架坦克，几乎比美国多一倍；但美俄飞机保有量之比为3.8∶1，海军军备之比为1.2∶1，美国防务支出更是俄罗斯的10倍以上。[36]另外，俄罗斯人口只有美国一半（约1.42亿），俄罗斯经济规模仅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1.5%和美国经济规模的1/15。[37]在相互定位方面，俄罗斯在美国对外政策优先事项中的地位不如美国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优先事项中的地位那样来得重要。俄罗斯对美国的重要性仅仅是工具性的，它可以增加或降低美国实现国际战略目标的难度，但无法根本阻挠美国达成目标。
冷战结束以来，美俄关系大起大落，呈现周期性波动，大致经历了短暂而虚幻的“蜜月期”（1991—1994年）、磨合后的觉醒（1994—2001年）、回暖与交锋（2001—2008年）及“重启”后的“死机”（2008年至今）四个阶段。[38]总体上，尽管苏联崩溃以后的美俄关系在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历经了四次重启，[39]但都行之不远。究其原因，在于美国对俄罗斯战略目标和美俄结构性矛盾使然。虽然实力上的美强俄弱格局使双方整体维持美攻俄守的战略态势，未来美俄关系也不完全排除缓和的可能，但由于美国不愿意给予俄罗斯平等战略伙伴关系地位，而俄罗斯又坚定了其重振大国地位的目标，美俄结构性矛盾无法消除。
军事上，在美国看来，俄罗斯仍是世界上唯一能在数分钟内完全将其摧毁的国家，因此其对俄罗斯政策重点是确保俄战略核武库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避免俄罗斯核技术、核材料和导弹技术流失和扩散；俄罗斯则认为与美国保持战略平衡是维系其大国地位的重要手段，因此对美政策目标很大程度上集中于确保既有的战略平衡不被打破。苏联解体以来，俄美围绕《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签署与废止、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等问题不断较量，同时也在核军控和核安全合作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在核军控方面，2010年4月，双方签署了新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武器条约》（New START，2021年到期），并与其他相关国家在2013年促成了清除叙利亚阿萨德（Baššār Asad，2000年至今任叙利亚总统）政府储存的化学武器框架，在2015年促成了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俄罗斯还对美国的反恐行动提供了支持：2001年，在美国发动对阿富汗军事行动的最初阶段，俄罗斯向美国提供了信息和情报；2009年7月，通过签署《美军过境俄罗斯领土向阿富汗运输武器装备和人员协议》，俄罗斯为美军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后勤支持。乌克兰危机以后，美俄相互敌意有所上升。2016年，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把美国对俄政策描述为遏制，并明确表示北约军事能力的建设，如同美国发展弹道导弹防御及一小时内打遍全球的全球即时打击常规能力一样，被视为对俄罗斯的威胁；而美国国防部的防务态势评估也把俄罗斯列为五大威胁之一。(www.xing528.com)
经济上，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直接贸易和投资规模并不大，美国仅占据俄罗斯贸易和外资总量的很小部分。在过去十年里，俄罗斯占美国商品进口总额比例不足2%，占美国商品出口总额、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和对美直接投资总额比例均不足1%。[40]尽管如此，埃克森美孚、花旗银行、波音、迪士尼、通用电气、福特、宝洁等美国大公司在俄罗斯表现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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