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北约芝加哥峰会出台了以“巧防务”(Smart Defence)和“连接部队计划”(CFI)为基础的提升能力愿景《北约部队2020》。[43]所谓“巧防务”,最初由北约秘书长拉斯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2009—2014年在任)在2011年第47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提出,其目的是通过加强合作与协调行动,以较小代价和更为灵活的方式建设先进防务能力,是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寻找维护国际安全任务要求与本国财政资源之间的平衡之策。到2015年,北约共实施了26项多国“巧防务”项目。作为“巧防务”的补充,“连接部队计划”旨在通过发展一种“即插即用”的方法,促使北约成员国更高效地利用训练与教育、演习与技术,增进军队相互联系以及不同类型、不同世代装备的兼容性。
乌克兰危机的持续发酵以及俄罗斯强化其在西部军区的军事部署和活动,使境内拥有大量俄罗斯裔居民且与俄罗斯接壤的波罗的海国家深感不安,波兰等中东欧国家也寄希望于北约的保护,冷战后北约有所淡化的军事集团性质与功能重新回归。2014年9月,北约威尔士峰会不仅重申了集体防御(Collective defence)、危机管理(Crisis management)及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3“C”目标,为了能快速应对来自东部和南部的威胁,还推出了雄心勃勃的“战备行动计划”(RAP),决定加强北约反应部队(NRF)、建设高战备联合任务部队(VJTF)并创建新的北约指挥中心(NFIUs)。2016年7月,北约华沙峰会又宣布所谓的“强化前沿存在”(eFP),在波罗的海三国及波兰各部署一个营的作战部队。总括起来,北约的防务能力建设包括:
第一,强化北约反应部队,并打造一支能够在数天内完成部署,特别是在北约边缘地带完成部署的矛尖部队(Spearhead Force)——高战备联合任务部队。2002年北约布拉格峰会宣布建立一支13000人的北约反应部队。2015年6月,北约反应部队扩编至4万人。高战备联合任务部队是一支训练有素,并得到海军、空军及特种部队支持的约5000人的陆军旅,能够在48小时内机动,由德国、西班牙、英国、意大利、波兰、法国等北约国家按年度轮流领导。
第二,以轮流驻扎的方式加强在北约东部地区的海陆空存在。为安抚北约东欧盟国、威慑俄罗斯,从2017年开始,由英国、加拿大、德国和美国领衔的4个多国作战营在爱沙尼亚的塔帕(Tapa)、拉脱维亚的阿达兹(Adazi)、立陶宛的鲁科拉(Rukla)和波兰的奥瑞什(Oryzsz)轮流部署。2017年8月底,北约确认总规模近4500人的4个多国作战营具备全面行动能力。此外,北约华沙峰会决定在罗马尼亚部署一个旅的多国部队。部署在这些国家的北约兵力代表了北约历史上的“绊网”[44]功能的延伸,目的是确保为反击针对这些国家的任何进攻提供支持。
第三,为北约东部盟国的高战备联合任务部队创建指挥控制体制。自2015年以来,北约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建立8个北约指挥中心,同时在波兰什切青成立新的东北部地区总部(MNC NE),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Bucharest)成立规模较小的东南地区总部(MND SE)。由来自所在国及其他北约东部成员国的20名参谋组成的各指挥中心将为高战备联合任务部队提供指挥与控制,并负责确定矛尖部队在2—7天内完成部署所需的后勤网络、运输节点及基础设施。[45]如果出现危机局势,指挥部门将确保这些国家和北约的部队行动一致、快速部署,促进集体防务以及训练、演习的协调。为了应对中东北非对北约越来越严重的安全挑战,2017年2月,北约还决定以意大利那不勒斯司令部为基础,建立一个应对南部方向安全挑战的地区指挥中心。
第四,加强北约东翼军事装备前沿部署及军事基础设施建设。北约《战备行动计划》提出需要通过提高机场、港口等国家基础设施的战备加强东部盟国的军事力量。[46]2015年,美国开始实施“欧洲行动集合”(EAS),把包括艾布拉姆斯(M1A2)坦克、布雷德利(Bradley)步兵战车、帕拉丁(Paladin)自行火炮等约1.2万件装备部署到波罗的海三国、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德国,以武装一个5000人规模的装甲旅作战分队。这是此类装备首次在前苏联的卫星国永久部署,将足以武装应对紧急事态以及美军在本地区的轮训。此外,耗资2亿美元、将于2021年完工的波兰波维茨(Powidz)空军基地兵器库不仅能够储存一个装甲旅的装备,而且可以为美国或北约储存不同类型的其他军事装备。(www.xing528.com)
第五,加强军事演习。2014年以来,美国及北约接连在欧洲特别是东南欧举行军演,并与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开展联合军演。2014年,北约共举行162场演习,比原定计划增加了一倍,另外还有40场成员国级别演习。2015年,北约及其成员国共举行了近300场军事演习。其中2015年11月北约在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举行的“三叉戟节点2015”(Trident Juncture 2015),地域西起大西洋,贯穿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3国领海,一直向东延伸至地中海,28个北约成员国及8个伙伴国的3.6万名官兵、160余架战机和60艘舰艇参演,为十余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2016年6月,北约又在波兰举行了冷战结束以来东欧地区最大规模的军演“蟒蛇-2016”(Anaconda-2016),来自波兰、美国等19个北约国家以及马其顿、芬兰、瑞典、格鲁吉亚、乌克兰5个北约伙伴国的3.1万名军人参加了这次为期10天的军演。
第六,持续推进北约及其成员国弹道导弹防御、网络防御等防务能力建设。
2010年,北约里斯本峰会决定把建设北约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作为集体防御的核心任务,首次确立了保护北约国家人口及领土免遭导弹攻击的目标。现存及规划中的保护北约部队免遭短程导弹攻击的能力也被纳入这一新系统,包括分层的低纬度及高纬度防御武器系统(传感器和拦截器)。其中,成员国负责提供武器系统,北约负责建设战斗管理、通信、指挥、控制和情报(BMC3I),并促进把成员国反导能力纳入北约统一架构。除了美国的“欧洲分阶段适应方法”[47]导弹防御系统以外,其他欧洲盟国也提供一定的反导能力,如荷兰与丹麦的SMART-L雷达,荷兰与德国“爱国者先进能力-3”(PAC-3)系统,法国的“螺旋”(Spirale)卫星探测系统、远程雷达以及SAMP/T防空及导弹防御系统等。
网络防御是北约集体防御能力建设的又一重要内容。2002年布拉格峰会首次把网络防御提上了北约政治议程。2008年1月,在爱沙尼亚遭到网络攻击不久之后,北约通过了第一份网络防御政策。2014年,北约通过了一份加强版的北约网络防御政策,不仅认为国际法适用于网络空间,而且确认网络防御是北约集体防御的核心任务之一,在网络攻击后果堪比常规武装攻击的情况下可援引北约第5条。[48]2015年9月,北约通过新的网络防御军事概念,在北约军事架构内建立了一个网络防御框架。2016年7月,北约华沙峰会通过《网络防御承诺》(Cyber Defence Pledge),承诺北约会跟上快速演进的网络威胁形势,并像在陆海空一样有能力在网络空间自卫。[49]
就组织保障而言,网络防御委员会(Cyber Defense Committee)[50]是北约网络防御的最高政治决策机构,负责网络防御的政治指导。2011年成立的网络防御管理委员会(CDMB)负责网络防御的工作层面。2002年成立的北约计算机故障反应能力(NCIRC)和2012年成立的北约通信与信息局(NICA)则负责从行动和技术层面上为整个北约提供网络安全技术服务和信息保证。北约强化网络防御的其他努力还包括建设北约网络靶场,举行“锁定盾牌”(Locked Shield)、“网络联盟演习”(Cyber Coalition Exercise)等网络防御演习,设立提供网络防御教育、顾问、经验教训以及研发合作的网络防御合作中心(CCDCOE)、网络响应小组,推进北约多国网络防御能力项目建设等。在北约网络防御合作中心的支持下,主要由西方法学家编纂的《塔林网络战国际法手册》及《塔林网络战国际法手册2.0版》于2013年和2017年先后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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