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满目疮痍，随着美苏战时合作关系的破裂和冷战的开启，两个阵营在欧洲的僵硬对峙逐步升级。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二月事件”以及6月苏联开始对西柏林进行封锁让西方国家深感共产主义威胁。在西方国家看来，只有缔结真正的跨大西洋安全协定，才能既威慑苏联进攻又防止欧洲军国主义的复活，并为政治一体化奠定基础。1949年4月4日，10个欧洲国家、美国及加拿大签署《北大西洋条约》即《华盛顿条约》，宣告了北约的诞生。
在成立之初，北约并没有马上建立协调、指挥军事行动的军事架构。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加剧了西方对于苏联在欧洲发起军事进攻的担忧，加速了北约军事体制的建设。1950年8月，美国提出建立一支由一个统一军事机构控制的北约一体化军队的建议，军队由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各成员国提供。1951年4月4日，即北约成立两年之后，北约军事总部即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在凡尔赛附近的罗屈昂库尔（Rocquencourt）正式成立，艾森豪威尔担任第一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司令。1952年4月4日，英国的伊斯梅尔（Hastings Ismay，1952—1957年在任）在位于巴黎的北约政治总部正式就任第一任北约秘书长。1967年，应法国总统戴高乐的要求，北约一体化机构迁出法国。北约军事总部迁往比利时蒙斯附近的卡斯托（Casteau），北约政治总部则迁往布鲁塞尔。
历史上北约机构曾多次调整。经过2010年的最近一次机制改革后，北约形成了包括北大西洋理事会（NAC）、核规划小组（NPG）、军事委员会（MC）、北约指挥架构（NCS）、北约秘书长等在内的组织架构。
北大西洋理事会由各成员国代表参加、北约秘书长担任主席，是唯一根据1949年《北大西洋条约》（第9条）建立并有权根据需要设立下属机构的组织。作为北约主要政治决策机构，可以召开常驻代表/大使级、外交与防务部长级，甚至政府首脑级会议。其中，大使级会议每周一次或更多，外长会议一年两次，防长会议一年三次，由成员国总理及政府首脑参加的峰会则不定期举行。
核规划小组是1966年12月成立的专门负责核防务政策的核防务事务委员会（NDAC）的一部分，仅限于参加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的成员国。1974年，由于葡萄牙爆发“康乃馨”革命，原定的核防务事务委员会会议取消，此后核规划小组成为北约唯一处理核事务的正式机构。核规划小组作为北约核事务的高级机构，其任务是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安全形势评估北约核政策并根据需要作出调整。无论是否保有核武器，由28国防长（法国除外）组成的核规划小组定期举行会议，北约秘书长担任主席。
军事委员会作为北约高级军事机关，不仅负责向北大西洋理事会和核规划小组提供军事建议、帮助制定战略政策和概念；作为北约政治决策进程和军事架构之间的主要联系纽带，军事委员会还为盟军行动司令部（ACO）和盟军转型司令部（ACT）司令提供指导。军事委员会由各国常驻军事代表（MILREPs，通常是三星将军）组成，[32]每周至少举行一次会议。国际军事参谋部（IMS）是军事委员会的执行机构。
北约指挥架构由盟军行动司令部和盟军转型司令部两个战略司令部组成，其首要职责是提供应对威胁以及北约盟国领土遭受武装进攻情况下所需的指挥与控制。盟军行动司令部负责规划并实施所有北约行动，下辖一个战略、两个行动和三个战术级别司令部。其中，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承担所有战略级别的行动指挥任务，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司令同时担任美国欧洲司令部和北约盟军转型司令部司令；两个行动级别的司令部是分别位于荷兰布伦索姆（Brunssum）和意大利那不勒斯（Naples）的常设联军司令部（JFCs）；三个战术级别的司令部都是单一军种司令部（SSCs），分别是位于土耳其伊兹密尔（Izmir）的陆军司令部（LANDCOM）、位于英国诺斯伍德的海军司令部（MARCOM）和位于德国拉姆斯泰因的空军司令部（AIRCOM）。盟军转型司令部下辖位于挪威的联合战斗中心、位于波兰的联军训练中心以及位于葡萄牙的联合分析与教训学习中心，主要负责领导多个旨在推进北约军事架构、部队、能力和原则转型的多个倡议，其主要责任包括教育、训练和演习以及新概念评估、促进联盟兼容性等。盟军转型司令部是唯一设在美国的北约司令部，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Norfolk）。
北约秘书长是北约最高文职长官，其主要职责有三：担任所有主要委员会的主席并负责引导讨论、推进决策进程及确保决议的执行，充当北约的主要发言人，担任负责向北约总部成员国代表团提供建议、指导和行政支持的北约国际部的领导人。北约国际部约有1000名文职人员，而在全球范围内，有约6000名文职人员服务于北约不同机构、战略和地区司令部。
需要指出的是，北约本身并不拥有军队，北约的军事能力由各成员国拥有、运行和维持，而且北约的共同预算只有约20亿美元，主要用于维持一体化军事指挥系统的运行（军事预算）、常设总部的运营（民事预算）和共同军事能力的建设（北约安全投资项目）。2017年，北约军事预算、民事预算和安全投资项目预算分别为12.9亿、2.344亿、6.55亿美元，合计21.794亿美元。[33]
功能上，1989年以前北约专注于欧洲防御，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北约开始了从区域性防御联盟向全球性政治军事组织转变的战略转型，兼具军事联盟和安全管理者双重性质。北约在继续恪守集体防御承诺的同时，逐步承担起新的安全管理者任务。与此相应，其关注点也从相对单一的在中欧地区打一场高强度战争[34]的目标逐步演化为“执行从低强度到高强度所有任务”[35]的目标，包括危机管理、人道主义援助、解除武装、应对环境问题及自然灾难等多种任务。
自1949成立以来，北约分别在1949年、1952年、1957年、1967年、1991年、1999年和2010年发布过七份“战略观”。[36]其中冷战时期的四份战略观聚焦于军事，是由北约的军事臂膀——北约军事委员会操刀的机密文件；冷战结束以后的三份公开的战略观由北约政治臂膀北大西洋理事会制定，另伴有一份不公开的机密军事文件。根据这七份战略观，冷战期间，北约在1949—1951年间执行威慑与防务专门化战略、1951—1957年间执行防务建设与集体安全战略、1957—1967年间执行大规模报复战略、1967—1991年间执行灵活反应战略；冷战结束以后，1991年的战略观主要致力于新成员加入北约，重在吸纳东欧和原苏联地区成员，打造欧洲“整体安全”；1999年的战略观重点是“跨出防区”，为北约在防区之外的科索沃、阿富汗等地展开行动确立依据；2010年的战略观则是为北约行动从军事防御拓展到安全、政治领域提供“行动指南”，在既有的集体防御和危机管理以外，为北约增加了“合作安全”[37]新核心任务，并就向阿富汗政府移交防务和撤军计划以及建立欧洲导弹防御系统达成一致，把导弹防御确定为北约整体防务态势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北约推出下一个战略观的时间窗口可能是2019年4月的北约70周年纪念峰会。(www.xing528.com)
伊斯梅尔曾形象地表示，成立北约是为了“拽住美国人、压住德国人、挡住俄国人”。整个冷战时期，北约的主要任务是领土防卫和威慑苏联进攻。冷战结束，在德国重新和平统一、苏联不复存在的背景下，失去了敌人的北约进行了一系列重新定位的尝试，包括巩固“统一而自由”的欧洲，走向阿富汗等“防区以外”，在巴尔干、阿富汗、利比亚、非洲之角及地中海开展危机管理和合作安全任务，应对网络战、能源安全等新威胁。不过，随着俄罗斯与西方地缘政治角力愈演愈烈，自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北约重新回到集体防务的核心任务上来。
表5-1 冷战结束以后北约已完成行动（截至2016年12月）
续 表
表5-2 北约仍在执行中的行动（截至2016年12月）
地理上，经过七次扩大，北约实现了从最初12个成员国到目前29个成员国的扩展。与此同时，自1994年以来，北约还建立起了一个由40个伙伴国家组成的全球性网络，包括21个“欧洲—大西洋伙伴关系委员会”（EAPC）与“和平伙伴关系”（PfP）国家[38]、7个“地中海对话”（MD）国家[39]、4个“伊斯坦布尔合作倡议”（ICI）国家[40]和8个“全球伙伴关系”（PATG）国家[41]。
北约的扩大与伙伴国家网络的建设带来了双重后果。一方面，由于世界上三分之一的国家——69个北约成员国＋北约伙伴国家——可根据北约原则、标准和程序参加北约的行动，北约获得了空前的影响力。另一方面随着成员国的增加，北约在如何应对俄罗斯及北约南翼局势等问题上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北极国家、巴尔干国家、波罗的海国家、低地国家、南方国家、维谢格拉德集团等不同国家集团在外部威胁感知及军事需求方面有明显地区偏好，导致资源分散；而英美“特殊关系”、法德“轴心”及美加“北美支柱”等双边关系使得情况更加复杂。此外，希腊与土耳其几十年同为北约成员国的身份虽然掩盖了但从未彻底克服两国挥之不去的紧张关系。[42]
图5-1 北约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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