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美关系：德国经济体与美国接触的复杂性与微妙性

德国拥有约8200万人口、36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经济上，德国年国民生产总值达3.3万亿美元，是欧盟经济的领头羊。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欧元区及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国民生产总值占欧元区的28%。^[15]2015年，德国经济的经济总量占欧盟经济总量的20.7%。20世纪80年代晚期，联邦德国被视为战后经济奇迹和欧洲“模范生”。但在完成统一后的十年里，德国不仅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徘徊不前，失业率也突破战后水平。1991年德国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2692美元，2000年为23019美元。财政状况急剧恶化导致2003年德国超过了欧盟设定的财政赤字不能超过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的目标。为突破经济疲软的困境，2003—2004年间，德国总理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1998—2005年在任）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经济改革。自2005年开始，德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增长周期。虽然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波及德国，但德国不仅稳定了自身阵脚，还为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其他欧元区国家提供贷款，是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和塞浦路斯救援项目的最大出资方。作为欧盟预算和欧洲稳定机制的最大贡献者，德国在欧盟和欧元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维持经济稳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安全上，冷战时期在北约的安全保护伞下，德国主要致力于发展经济，被称为“半主权国家”^[16]、民事力量（Zivilmacht）^[17]、“半个格列佛”（semi-Gulliver）或“戴着镣铐的温和巨人”^[18]。目前，德国通常仍被视为一支地缘经济力量和一个“不情愿的霸主”。^[19]

基辛格曾说，德国对欧洲来说太大，对世界来说太小。一个太强大的德国很容易激活“德国化的欧洲”（Germanized Europe）的恐惧。^[20]在19世纪后半叶德国完成统一以来，欧洲多次遭遇“德国问题”的困扰。所谓“德国问题”，简言之指德语地区的统一是否会在欧洲的心脏诞生一个危险的大国的问题。在19世纪中到20世纪中的一个世纪里，“德国问题”是欧洲地缘政治最大的难题。虽然铁血宰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71—1890年在任）通过战略克制暂时缓解了欧洲邻国的猜疑和敌意，但威廉二世德国和希特勒德国却成为了两场席卷全欧的战争浩劫的罪魁祸首，不仅结束了欧洲的世界政治中心地位，而且使德国一分为二。对德国来说，其作为欧洲头号强国的崛起，既是机遇也是挑战。20世纪90年代德国重新统一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惊呼“我们两次打败了德国人，而现在他们又回来了”。在英国退欧以后，比法国人口多1/4、国民生产总值多40%的德国不得不谨慎应对欧盟内部权力格局的变化及其后果，“德国问题”困局再次浮现。考虑到德国在欧洲的优势地位总是与一种战略上的不安如影随形，未来德国在欧洲一体化以及跨大西洋关系中将如何自处以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在美国立国之际，现代德国所在地区还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继1790年、1794年美国先后在汉堡（Hamburg）、不来梅（Bremen）设立领事馆之后，1797年美国又与普鲁士王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新生的美国与尚未实现统一的德国的关系最初以商业关系为主，既不活跃，对彼此也不重要。19世纪60年代是美德关系史上最重要的十年之一，经历了南北战争的美国和经历了统一战争的德国此后均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实现民族统一并于1871年成立的德意志第一帝国，逐渐成为欧洲政治的主导力量之一。19世纪80年代以后，德意志第一帝国和美国逐渐成长为国际体系的“新贵”。但从地缘战略角度看，在美国还没有成为一个潜在的世界竞争对手、德国威胁还未上升为欧洲霸权之前，相隔遥远的两国对彼此都不称其为一个问题。

进入20世纪，从伍德罗·威尔逊到老布什，维持欧洲稳定同时遏制德国是20世纪美国对欧政策的主要战略目标之一。^[21]1945年以前，美国既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对德意志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开战，又试图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通过经济一体化遏制并稳定魏玛共和国。1945年以后，德美关系经历了从敌对到缓和再到伙伴与盟友的历程，其中在1945年以后的十年里，德美关系的变化尤为剧烈，德国从对手演变为盟友，从被排斥的“贱民”演变为伙伴。^[22]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德国全境及首都柏林被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分区占领。随着冷战的开始和美苏两极对峙格局的形成，德国又由一分为四演变为一分为二，分裂为由美、英、法三个占领区组成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及由苏占区组成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两个主权国家。随着联邦德国的建立，以及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和经济重建在北约、西欧联盟、欧洲煤钢共同体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等西方框架内得以实现，联盟德国与西方紧密捆绑，一致遏制东方。不过，联邦德国成为大西洋共同体的成员是基于选择而非出身。^[23]整体上，1949—1989年间的德美关系是小伙伴与超级大国的关系，联邦德国是一个半主权国家，依赖盟国抵抗来自苏联的威胁，而美国则是捍卫联邦德国安全的关键。

20世纪90年代，德国统一及东欧剧变把德美关系置于新的背景之下，德美关系比冷战时期更加复杂、微妙。1990年10月，通过所谓的“2＋4协定”（“2”指两个德国，“4”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英、法四个占领国）分裂长达45年之久的德国以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统一后的德国保留欧盟、北约成员国身份的方式实现了和平统一，并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完整主权。(www.xing528.com)

进入21世纪以来，德国与美国一方面在逐步减少在阿富汗的驻军、伊朗核问题谈判等重大议题上存在共识，另一方面在伊拉克战争、关塔那摩美国海军基地监狱、利比亚、叙利亚、乌克兰危机以及与俄罗斯关系等众多议题上分歧明显。

军事上，2016年1月，德国国防部披露20世纪90年代早期德军规模达60万人，德军当前规模为17.7万人。就装备而言，德国空军仅有6架A400M运输机，主要运输任务仍主要依靠老旧的C-160运输机；114架“欧洲战斗机”（Eurofighter）中仅38架可用；93架“龙卷风”（Tornado）战斗机仅29架可用。^[24]自德国统一以来，德国防务支出持续下降。1991—1997年，防务支出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约2%下降到1.6%。但1998—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宣告了“和平红利”时代的终结，自2001年以来，德国防务支出开始缓慢上升（仅2003年、2010年有小幅削减），但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实际防务支出仍呈下降趋势。随着德国经济的增长，防务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已降至平均1.25%。2016年，德国防务预算为343亿欧元，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19%。2017年，德国防务支出370亿欧元，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22%。^[25]2017年2月，德国宣布到2024年总兵力达19.8万人。特朗普上台以后，围绕防务支出问题，德国与美国“口水战”不断。美国不断指责德国搭便车，一再敦促德国增加军费；而德国则强调防务贡献不能单以数字而论，德国将按自己的节奏稳步增加军费。由于德国自我界定为一支“和平力量”（Friedensmacht），已不太可能像冷战时期一样对美国有求必应或屈服于美国的压力。^[26]

进入21世纪，德国的国际军事贡献时高时低：德国对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在阿富汗的行动给予了坚定支持，德国空军参与了北约“波罗的海空中执勤”（BAP）行动，德国海军参与了在地中海中部的北约“积极努力行动”（Operation Active Endeavor，2001—2016年）、在地中海东部的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UNIFIL，2006以来）以及在非洲之角打击海盗的欧盟“亚塔兰塔”海上安全行动。但在2011年3月，德国对授权在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的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投了弃权票。乌克兰危机以后，德国积极支持北约对东部盟国的再保证，其作为框架国领衔在立陶宛部署一个多国作战营。2015年11月巴黎恐怖袭击以后，德国迅速派出护卫舰和侦察机，支持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2016年，650名德军在联合国指挥下参加在马里的行动。德国是北约的心脏，虽然北约总部在比利时，但它的行动中心在德国。美国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都位于德国斯图加特，美国欧洲司令部3.64万军人驻扎在德国。

在德美经济关系上，投资关系有利于美国，贸易关系有利于德国。2015年，美国对德国投资总额达1081亿美元，不及德国对美国2555亿美元投资总额的一半。美国在德国总资产达8130亿美元，而德国在美资产达1.5万亿美元，德国企业在美国创造了70万个工作岗位。在贸易方面，德国是对美国出口最多的欧洲国家，美国是德国最大贸易伙伴。无论是汽车还是化工产品，德国都严重依赖美国市场。2015年，德国实现对美国出口1241亿美元，美国实现对德国出口496亿美元。^[27]两国对目前彼此的经济关系皆存不满：美国批评德国过度依赖出口、总需求低和操纵货币，2016年美国财政部甚至把德国列入货币“监控名单”，并警告其可能面临特别审查和报复；^[28]德国则担心美国谷歌、脸书等互联网巨头主导了数字经济，导致德国在这一领域既无影响力也不能控制美国超大规模且不受欢迎的侵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