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英特殊关系的历史、意义和影响

英国约有6500万人口、24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一方面，以国力而论，英国在欧盟成员国中位列前茅。经济上，英国年国民生产总值达2.8万亿美元，约占欧盟国民生产总值的16%，是欧盟第二大经济体。安全上，作为老牌军事和情报强国，除了拥有核威慑力量以外，英国占据欧盟防务支出的24%、军队人数的10%，并提供了欧盟50%—60%的坦克、电磁信号、空中预警及重型运输能力。政治上，英国还是联合国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另一方面，由于其“光辉孤立”的传统和作为偏居欧洲大陆西部的岛国的独特地理位置，英国又是对欧盟持怀疑态度最强烈的成员国之一。长期以来，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关系若即若离，对欧洲一体化的诸多倡议也半心半意，秉持严格的政府间合作政策，并以“尴尬的伙伴”^[2]而著称。早在20世纪30年代，丘吉尔就曾表示：“我们（英国）与欧洲在一起，但不属于它；我们相互联系，但不屈从；我们对它感兴趣并与它联系交往，但又不被同化或并入。”在其1948年的“三环外交”演说中，西欧更是排在英联邦、英美关系之后，处于英国维护其世界大国地位努力的第三环。1955年11月，代表英国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谈判的布雷瑟顿（Russell F.Bretherton，1906—1991年）对欧洲一体化的评论是这种“英式”怀疑的典型写照：“先生们，你们是在试图就不能谈判的事情展开谈判；如果谈判达成，将无法被批准；即便它被批准，也将行不通；而即便它被实施了，对英国来说也将是完全不可接受的。”^[3]在1973年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后仅两年，英国即就是否留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举行了第一次公投（67.2%赞 成，32.8%反 对）。1984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ret Thatcher，1979—1990年在任）又迫使欧共体同意把66%的英国对欧盟出资回流英国。虽然2015年欧盟允诺英国可以不参加欧元、申根协定、司法与治安合作、《稳定与增长契约》，可以不接受欧盟公约的司法裁决，在2016年6月23日的公投中，英国选民仍以51.9%反对、48.1%赞成的投票结果选择退出欧盟。2017年3月底，英国援引《欧洲联盟条约》第50条，正式启动与欧盟的退欧谈判。

以1607年英国移民在詹姆斯敦建立第一个永久殖民地为起点，到13个英属美洲殖民地通过独立革命（1775—1783年）推翻英国统治，英国在北美的殖民统治长达176年。在1812年英国与美国再次爆发战争即美国所谓“第二次独立革命”以后，美英关系冷淡。在19世纪随后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谨遵开国之父的教导，避免介入欧洲事务，专心经营美洲；而英国则勉力维护欧洲均势及其“日不落帝国”霸权。

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中叶，随着大不列颠的衰落和美利坚的崛起，世界秩序最终完成了从“英国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向“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转变。英国先是在1895—1896年的委内瑞拉危机中对美国做出让步，继而又在美西战争中向美国发出了清晰的和解与亲善信号。不过，即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两国面对共同的敌人也没能使他们明显亲近。由于美国把英国视为一个与美国理想主义格格不入的邪恶的殖民主义压迫者，而且对英国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扩张帝国充满敌意，双方关系难以升温。两国的海军军备竞赛也使得双方关系更为冷淡。即便英国最终与美国就海军军备达成妥协同意美国海军主力舰吨位与英国平起平坐乃至放弃英日联盟，即便法西斯主义威胁日益严峻，也没能拉近美国与英国的距离。

英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奠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盟国合作：1941年12月—1942年1月，为协调两国反法西斯立场并加强合作，英国首相丘吉尔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华盛顿举行阿卡迪亚会议（Arcadia Conference）。会后，丘吉尔向英王乔治六世报告：不列颠在与美利坚恋爱几个月后结婚了。可以说美英特殊关系是共同打败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物，并在冷战时期因共同反对苏联、反对共产主义而得以巩固。

不过，英国和美国对彼此关系的定位并不相同。失去霸主地位的英国不仅期望与美国建立一种类似于雅典之于罗马的关系，而且把英美特殊关系置于其世界观和战略的核心地位。虽然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不乏波动，但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一直是英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基石。但在美国却并不如此。作为一个具有英国所没有的全球利益和抱负的超级大国，美国在面对英国时常常持选择性合作态度：在对美国有利的领域与英国合作，比如双方在北约以及1982年英国—阿根廷马岛战争（Falk Lands War）的合作；但在事关美国国家利益的其他地方，美国人会很愉快地把英国抛在脑后，比如美国对英联邦国家格林纳达（Grenada）的入侵。地位与利益的不同，使得英美即便在亲密关系的高峰——肯尼迪与麦克米兰（Maurice Harold Macmillan，1957—1963年在任）以及里根与撒切尔时代，也无法做到心心相印。(www.xing528.com)

政治上，英美建立了一个包括英国首相与美国总统在内的由两国公私部门、个人组成的广泛网络。从内阁级别往下的两国官员经常就许多全球性问题进行广泛的磋商，两国的外交官在多边组织或危机时刻也常常首先向对方寻求立场支持。

军事上，英美保持着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1958年的英美相互防务协定（MDA）确立了双方核武器合作，允许相互交换科学材料、技术和信息。自1963年以来，美国向英国提供能携带核弹头的导弹投送系统。冷战结束后，英国向阿富汗和伊拉克行动分别派出了1万和4.6万人，是除美国以外派兵最多的国家。美、英两国均在对方领土保有驻军。到2020年英国莱肯希斯皇家空军基地有望成为欧洲第一个部署F-35的美军基地，而英国迭戈·加西亚（Diego Garcia）、直布罗陀（Gibraltar）等海外领地在美国的全球防务体系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位于印度洋的迭戈·加西亚军事基地，不仅是美国全球卫星侦察网络的重要一环，而且是美国许多中东军事行动的跳板，在美国发动的两次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1年5月，美、英两国还成立国家安全战略委员会，每年就反对恐怖主义、国家威胁等议题举行会议，帮助协调长期外交政策议程。英美还是防务产业及销售合作伙伴。除了F-35联合攻击战斗机（JSF）等20多项联合装备项目以外，在未获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ITAR）的许可证或其他书面授权之时，为便于特定装备和信息在提前批准的两国政府和产业设施、人员即“获批共同体”（approved community）之间的流动，两国还在2007年6月、2008年2月先后签署了《防务贸易合作条约》（DTCT）和《执行安排》（DTCT IA），为两国向“获批共同体”内的政府或非政府设施出口和转让（无论机密与否）防务货物、服务及相关技术信息等提供了一个综合框架。

情报合作是英美特殊关系的重要内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美两国开展了广泛的情报合作。1955年，英国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结成了“五只眼”情报联盟。通过“五只眼”的全球卫星通信监视系统“梯队”（Echelon）系统以及各自的“颞颥”（Tempora）项目和“碟火”（Dishfire）项目，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CHQ）与美国国家安全局共享情报和技术信息；与此同时，英国的军情五处（MI5）和军情六处（SIS）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也保持着紧密的情报合作关系。

经济上，英国与美国投资关系深厚。2015年，美国在英国直接投资总额达5930亿美元，英国在美国直接投资总额达4838亿美元；英美子公司的销售额超过1.3万亿美元，美国在英国的子公司创造了140万个就业机会，英国在美国的子公司创造了约110万个工作岗位。双方的贸易关系也十分紧密。2015年，英国对美国出口达578亿美元，美国对英国出口达576亿美元。英美互为对方最主要的跨境电子商务市场：70%的英国网络购物者使用美国商业网站，49%的美国人从英国网站购物。^[4]

英国选择退欧以及未来英国本身的不确定性，比如希望留欧的苏格兰是否会再次通过公投谋求独立、英国14个海外领地特别是95.9%的民众投票留在欧盟的直布罗陀的未来地位如何等，将给英美关系带来严重考验。经济上，数十年来，英国一直是美国公司和金融机构通往欧盟的战略门户，美国在英国的大量商业和金融存在是以英国是欧盟的成员国为前提的。美国公司投资英国、美国银行和金融机构入驻伦敦的主要动机不仅是服务英国市场，还为了进入大得多的欧盟单一市场。^[5]离开欧盟，英国不仅将失去欧盟这一重要的出口市场——44%的英国出口依靠欧盟，而欧盟出口仅8%流向英国，也将失去美国投资者所看中的经由英国进入欧盟的吸引力。政治和安全上，虽然英国作为北约最强大的欧洲成员国对在北约建设一个更强大的欧洲支柱至关重要，但退欧将使英国对欧盟“共同安全与外交政策”的影响下降。虽然基于强大的共同利益和数十年积淀下来的相互尊重，英美防务与情报合作将继续保持，但英国作为一个有价值的渠道、一个欧洲与美国之间的“桥梁”的作用将大幅下降。^[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