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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民主促进在国际政策中的重要性

时间:2023-07-1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虽然程度不同,动机与重点各异,美国大多数政府均以某种形式把民主促进纳入其对外政策。老布什总统在尼加拉瓜和巴拿马延续了民主促进战略。进入21世纪,“9·11”恐怖袭击促使小布什政府把原先被排除在民主促进之外的中东国家作为美国民主促进的重点方向。在美国新保守主义看来,阿拉伯世界民主的缺乏成为滋生“谋杀意识形态”的温床,民主促进是对抗恐怖主义及其他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工具。

美国的民主促进在国际政策中的重要性

美国促进民主的历史欧盟悠久。20世纪早期,为了“使世界对民主安全”,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墨西哥(1914年)、海地(1915年)、多米尼加共和国(1916年)推进民主。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奥匈帝国解体以后,他又试图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等新独立国家建立民主,并把其所倡导的国际联盟的成员国限定为民主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虽然程度不同,动机与重点各异,美国大多数政府均以某种形式把民主促进纳入其对外政策。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民主促进才成为美国一个有组织的一贯战略。

里根是把“民主”意识形态确立为美国对外政策指导原则之一的第一人,他执政时期(1981—1989年)是美国针对性地实施民主援助的第一阶段。里根政府不仅援引“民主”、“自由”反对苏联“邪恶帝国”,在1983年建立了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国际共和研究所(IRI)、国家民主研究所(NDI)等大量“民主基础设施”,而且推动菲律宾、智利及波兰实施改革倡议,菲律宾、智利、韩国等美国亲密盟友的独裁政府纷纷下台。老布什总统在尼加拉瓜和巴拿马延续了民主促进战略。据统计,1984—1992年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及美国国务院机构总共在全球109个国家——30个非洲国家、24个亚洲国家、21个中东欧国家、8个中东国家、26个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国家——实施了民主促进项目。[17]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加剧了欧洲、欧亚大陆及非洲的转型,美国民主促进势头显著增强。克林顿宣称,最终确保美国安全和建设持久和平的最佳战略是支持在其他地方推进民主。[18]他不仅把民主促进作为其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而且在美国国际开发署建立了民主与治理项目和转型倡议办公室(OTI),在美国国务院成立人权与民主基金(HRDF)。虽然1994年克林顿政府在海地发动了“支持民主行动”(Operation Uphold Democracy),但其努力重点是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中亚的前苏联国家。(www.xing528.com)

进入21世纪,“9·11”恐怖袭击促使小布什政府把原先被排除在民主促进之外的中东国家作为美国民主促进的重点方向。在美国新保守主义看来,阿拉伯世界民主的缺乏成为滋生“谋杀意识形态”的温床,民主促进是对抗恐怖主义及其他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工具。从2002年12月提出的“美国—中东伙伴关系”(MEPI)到2003年11月提出的“中东自由前瞻战略”再到2004年6月提出的“大中东计划”(GMEI),小布什政府在中东主动出击,力推所谓“自由议程”。美国不仅对不进行民主改革的国家大加挞伐,对外援助也根据促进民主的意图进行分配。在美国的压力下,一些中东国家也进行象征性的改革。比如,2005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Muhammed Hosni Mubarak,1981—2011年在任)首次允许在总统选举中出现挑战者。

除了中东地区以外,“后苏联空间”(post-Soviet space)是美国民主促进努力的又一重点。美国的支持是21世纪初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爆发“颜色革命”的诱因之一,美国的支持包括外交努力、民主援助项目、选举监督、交流与教育项目、私人基金会活动等。在格鲁吉亚,2003年夏秋,参议员麦凯恩(John McCain,1987年至今在任)、前副国务卿塔尔伯特(Strobe Talbott,1994—2001年在任)、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沙利卡什维利(John Shalikashvili,1993—1997年在任)、前国务卿贝克等美国政要先后到访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Tbilisi)为“颜色革命”者打气。在美国国际开发署、国家民主基金会和开放社会研究所资助的项目下,主要反对党领袖祖拉布·日瓦尼亚(Zurab Zhvania)和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Mikheil Saakashvili,2004—2013年任格鲁吉亚总统)前往波兰和塞尔维亚,并与当地的民主活跃分子接触和交流。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则帮助建立了主要反对党联盟。在乌克兰,2004年11月底,美国参议院对外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加尔(Richard Lugar,2003—2007年在任)到访乌克兰基辅为亲西方势力助威。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向乌克兰选民委员会(CVU)、国际公平选举与民主协会(ISFED)、民主与公民社会联盟(CDCS)等提供了大量的物质与技术援助。政治政党讨论会包含政治动员或政党组织等培训环节。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为当地选举监督团体和政治动员培训提供资金支持。[19]

很大程度上作为对小布什政府在民主促进方面言辞过火和策略失误的回应,奥巴马政府在民主促进方面刻意降低了调门,并尽量冲淡向别国强加美式民主的印象。美国不再专注于小布什政府所热衷的选举援助、政党建设以及制度能力建设,而以更广泛的基于权利、发展及公民社会的方法制定和实施民主政策和项目。不过,放低姿态不等于偃旗息鼓。在席卷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之春”中,美国的非政府组织表现活跃。国际共和研究所、国家民主研究所以及自由之家(Free House)等对埃及的“青年运动”、巴林人权中心等提供培训和经费资助。虽然奥巴马政府在中东的民主促进努力未能取得突破,但美国是促成2015年缅甸25年来首次举行公开竞争的全国民主选举、结束军政府统治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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