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到关税同盟的历程及影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盟军对德国实施分区占领，由于鲁尔地区是德国煤钢的主要产地，为避免重蹈两次世界大战覆辙，以及消除德国的邻国对德国可能重获在钢铁领域的主导权而它们又可能缺少重建经济所需的钢铁的担忧，1947年英国、法国、美国三个德国占领国成立国际鲁尔机构（International Ruhr Authority），以限制德国钢铁生产并获取经济发展特别是冶金业现代化所需的煤炭。随着美苏冷战的逐步升级以及美国决定恢复德国主权，以“欧洲的名义”继续保持对鲁尔的控制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最终得以诞生，迈出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第一步。

1950年5月9日，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根据被尊为“欧洲一体化之父”的让·莫内的构想，提出了“舒曼计划”，建议把法国和德国的煤钢生产置于一个也向其他欧洲国家开放的共同高级机构管理之下。据此，不仅可以结束半个世纪来曾两次引发武装冲突的法德竞争，而且可以为开辟欧洲增长与繁荣新时代创造条件。1951年4月，在经过近一年的谈判以后，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比利时、卢森堡、荷兰三个低地国家达成了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巴黎条约》。1952年8月，欧洲煤钢共同体在卢森堡开始运行。

由于既没有改革现行商业实践或者在公共机构与私营力量之间建立新型关系，也没有把经济政策中心从成员国转移到超国家机构，欧洲煤钢共同体的经济影响因此十分有限。^[3]欧洲煤钢共同体的重要性在别处：一是欧洲煤钢共同体向欧洲各国保证，德国不会再次成为欧洲大陆一股肆意妄为的主导势力，二是其制度架构的基本元素日后得以保留，《巴黎条约》成为未来共同市场谈判的文本模板。虽然后续协定试图褫夺超国家机构的权力，但欧洲煤钢一体化的体制保留了下来。但就其整个历史而言，欧洲煤钢共同体只是一个权宜的框架，在获得支持时可资利用，在支持消退时又被忽略。^[4]

1950—1954年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计划的流产，使欧洲领导人意识到要在经济以外的其他领域推进一体化的时机尚不成熟。在1955年6月的墨西拿会议上，欧洲煤钢共同体六国决定拓展能源、交通等部门合作，并建立共同市场，欧洲一体化进程重新被锁定在经济领域。1956年底，欧洲煤钢共同体成员国决定就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原子能共同体展开谈判。1957年3月25日，六国签署《关于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条约》和《关于建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条约》即《罗马条约》。《罗马条约》明确指出，共同体将“建立在关税同盟的基础之上”，而关税同盟不仅意味着取消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堡垒，即取消所有进出口关税、同等效应的其他税费以及所有进出口配额，而且对第三方采取统一关税税率。1958年元旦正式生效的《罗马条约》还为共同市场设定了实施期限与时间表：自1958年1月起，成员国将分三个阶段（1958年1月—1961年12月、1962年1月—1965年12月、1966年1月—1969年12月）逐步消除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内部关税，并为可能会推迟实现预留额外三年。到1968年7月，关税同盟建设比原定期限提前一年半完成。在此期间，1965年4月，六国签署《布鲁塞尔条约》，把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合并成立欧洲共同体。(www.xing528.com)

随着内部贸易障碍的消除，特别是关税统一，贸易成为欧盟的经济发动机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增长率分别达到了3.5%、4.5%。就贸易模式而言，在关税同盟形成的过程中，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部贸易的份额从30%左右增加到50%左右，而欧洲经济共同体从其他六个主要欧洲国家的进口则变化不大，从8%下降到7%。从市场层面看，关税同盟的“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效应导致成员国间贸易额大幅增加；内部竞争加剧又促进了生产专业化与区域分工。而为了保证商品流通，协调更加紧密的各国利益，欧共体又在农业、贸易、竞争、财政和金融货币领域，加强了政策层面的统一与合作。一个明显有别于外界的“欧洲经济”区域开始形成。

20世纪70年代，虽然关税同盟使欧共体企业可以零关税进入彼此市场，但技术标准、行业规章、资本控制、公共采购偏向、行政及边境手续、增值税、税率、运输管理等“非关税壁垒”成为新贸易障碍。与此同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国际贸易环境恶化、1973年和1979年石油危机的夹击之下，欧洲患上了长达十年（1973—1983年）的“欧洲硬化症”（Eurosclerosis）。与1962—1973年相比，1973—1982年间法德两国、英国、意大利工人的人均产出增长率分别下跌了50%、60%和75%。^[5]为了应对两位数的高通货膨胀而采取的措施虽然抑制了通胀，却付出了失业率居高不下的代价，并对经济增长带来了负面影响。滞涨，加上高失业率，使欧洲建设陷入了漫长的忧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