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模糊到明确、由谨慎到积极”的转变过程。^[37]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美国对欧洲联合的态度暧昧。面对满目疮痍的欧洲，美国的小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1933—1945年在任）总统把欧洲视为一个虚弱的、微不足道的大陆，认为欧洲已经结束了其占据世界中心的漫长历史。^[38]由于他设想在战后建立美、苏、英、中“四警察”主导的世界政治格局，虽然包括杜鲁门在内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官员并不反对筹建欧洲地区性组织，但小罗斯福总统的态度并不积极。随着美苏战时同盟破裂、冷战的开始以及美国全球遏制战略的出台，美国才开始转变态度，把欧洲一体化作为加强跨大西洋合作的工具来接受。

对美国而言，面对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展示过强大军力的苏联以及在二十年中两度在欧洲挑起战争的德国，一个垮掉的欧洲并不符合美国人的利益。欧洲濒于崩溃的经济形势和共产主义可能在希腊、意大利和法国掌权的威胁，更是使帮助欧洲稳住阵脚成为美国当务之急。基于“一个繁荣的欧洲才能够抵御共产主义”的判断，1947年6月，以把战后支离破碎的欧洲经济重组为一个一体化经济为主要目标，美国出台了对欧洲大规模输血的“马歇尔计划”。1948年4月，为协调接受“马歇尔计划”的美援事宜，西欧国家应美国要求建立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通过“马歇尔计划”，美国在1948—1951年间向欧洲国家提供了133亿美元（相当于2017年的1500亿美元）援助，^[39]不仅促进了欧洲复兴，而且为欧洲经济一体化提供了良好土壤。当然，美国人的慷慨不等于完全利他，而是因为一个经济繁荣的欧洲更符合美国的利益。

1950年5月10日，即舒曼提出著名的“舒曼计划”的第二天，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1949—1953年在任）即表示美国政府“以同情和赞赏的心情来认识法国这个倡议重大而深远的意图”。^[40]美国不仅抑制了英国的消极影响，美国驻联邦德国高级专员麦克洛伊（John J.McCloy，1949—1952年在任）还成功地斡旋了法德之间艰苦的谈判，为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建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欧洲一体化因欧洲防务共同体计划失败而遭遇严重挫折以后，美国对“墨西拿复兴”反应积极，并对重新启动的一体化运动的最大障碍——英国——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为1957年3月《罗马条约》的签署作出了积极贡献。作为这种善意的体现，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还表示共同市场建成的那一天，将是自由世界历史上最美好的日子之一。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首任主席哈尔斯坦（Walter Hallstein，1958—1967年在任）也投桃报李，在1958年1月1日的就职演说中称赞美国人是最好的欧洲人。^[41]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对战后欧洲一体化的支持是以冷战、美苏全面对峙及美国全球扩张为背景的。事实上，在1947年杜鲁门主义出台以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美国获得了42个和平时期的盟友，其中大多数联盟以及这个体系的主要轮廓甚至是在杜鲁门主义出台与朝鲜战争爆发之间的短短三年内完成的。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思想和道德上，这个转变的完成都是匆忙的。眼前的迫切需要使得美国对欧洲一体化认识模糊，也来不及对其后果仔细斟酌：欧洲正朝着统一迈进，然而无论是这个进展的细节还是它们的重要性都未能得到广泛理解。美国政府倾向于把驻布鲁塞尔的欧共体委员会当作单纯的技术性机构对待。不过，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后果、首先是经济后果的显现，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热情开始下降。一些美国人开始担心欧洲经济集团很可能走向一个大大独立于，甚至敌视大西洋共同体的其他国家的方向。^[42]

20世纪60年代初，肯尼迪政府提出了一种欧洲支柱与美国支柱并立的“哑铃模式”的跨大西洋平等合作关系的“伟大构想”（Grand Design）。1962年7月4日，即美国独立日，肯尼迪在费城独立厅发表了著名的相互依存演说，重申美国把一个强大且联合的欧洲视为伙伴而非对手，帮助欧洲发展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并表示“准备同一个统一的欧洲讨论寻求一种方法，以形成一种具体的大西洋伙伴关系，一种正在崛起的新兴欧洲联盟与173年前建立起来的古老美国联盟之间相得益彰的伙伴关系”。^[43]不过，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好感只是“叶公好龙”，完全平等的“哑铃模式”伙伴关系只是一种愿景而非现实。在同一年，肯尼迪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1961—1966年在任）对阿登纳明确表示：在未来十五年，欧洲的领袖将不是英国，不是法国，也不是德国，而是美国。

肯尼迪的“伟大构想”倡议不仅口惠而实不至，而且遭到了戴高乐法国的挑战。法德和解条约《爱丽舍条约》的签署、法国独立发展核力量及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法国对英国加入欧共体的否决等使美国对欧政策遭遇重挫。随着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呈下降趋势，美国对欧洲的独立倾向越来越不满，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也越来越不情愿。在美国看来，一个越来越不受美国摆布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工具性作用越来越小，欧共体在美欧关系中的价值降低。毫不奇怪，当1966年欧共体因戴高乐而遭遇自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空椅子危机”时，美国选择了作壁上观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积极介入。

肯尼迪之后的美国政府虽然原则上继续支持欧洲一体化，但同时越来越明确地向欧洲表明美国的支持是有条件的，即欧洲一体化不能脱离与美国的合作。^[44]1969年，尼克松和基辛格宣称，美国将不会介入欧洲内部关于一体化进程的形式、方法以及时机的争论。然而，不顾其最初的“低调”哲学，基辛格不久即开始要求美国更好地掌控欧洲一体化进程，强调为确保欧洲的大西洋取向美国有必要积极参与欧洲事务，并为此采取了三大行动：一是与欧共体关键成员国保持双边联系，二是要求在欧共体决策桌上为美国保留一个席位，三是把欧洲行为与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挂钩。(www.xing528.com)

究其原因，一方面，美苏之间实现了战略缓和，美国的安全压力相对减小；另一方面，经济上欧共体已占世界总产值的21%、世界贸易的40%以及国际货币储备的40%。美国期望欧洲做出经济让步和牺牲来化解美元危机。基辛格宣称，由上一代人做出的决定所塑造的时代已经终结，新的现实需要新的方法；而尼克松则明确要求“一个团结的欧洲的政治红利必须补偿美国为欧洲经济一体化所付出的经济代价”。遭到拒绝的美国单方面宣布美元贬值引发欧洲不满，而美苏缓和更引发了欧洲对“美苏共治”的担忧。虽然基辛格把欧共体视为维持均势的“五大力量”之一，宣称从美国角度出发，如果在美国与苏联之间有一个强大的欧洲共同体作为平衡，世界将更加安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将更加健康，一个强大、健康和独立的欧洲对世界均衡是有益的。另一方面，基辛格关于美国是“全球性力量”、欧洲是“地区性力量”的言论又使得美国一贯并将继续支持欧洲统一努力的表态多少有些言不由衷。在现实主义大师基辛格看来，一个邦联式的欧洲将会使美国在许多决策中心保持影响，而不会被迫一切取决于（如何）影响一个单一的、超国家的实体。^[45]在尼克松看来，“欧洲政治合作”的创立证明欧洲正在走上一条削弱美国在旧大陆影响力的解放之路，欧共体在世界事务上用一个声音说话的努力是“合起伙来”反对美国，并扬言要与不同国家的首脑而非布鲁塞尔欧共体委员会的“笨蛋”打交道。

进入20世纪80年代，欧美之间频频爆发严重经济争端，里根政府对欧洲一体化表现出了更多的保留和言不由衷。1982年3月，在就《罗马条约》签订25周年发表的讲话中，里根虽然重申了美国政府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表示不把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欧洲视为对手而是视为伙伴；但同时又强调鉴于一个更加强大和更加统一的欧洲已经崛起，它应当承担起更多的自由世界的责任。^[46]

总之，冷战时期，虽然欧洲坚定地走上了一体化道路，美国也以罕见的慷慨支持了欧洲一体化的建设，但美国人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从来就不是无条件，也不是无限度的。它能容忍的是一个有限一体化的欧洲，而非一个完全一体化的欧洲，美国并不愿接受一支作为第三支力量的独立的欧洲，它支持欧洲一体化主要不是为西欧的利益着想，而是为了同时遏制德国和苏联，以及建设一个处于更广阔的大西洋框架中的欧洲。^[47]由此出发，美国实际上要求其西欧“伙伴”遵守一个克制：在军事领域，可以在北约内部有一个“欧洲的声音”、一个“欧洲集团”，但不能有一个独立的西欧防务实体；两个要务：一个在经济上外向的欧洲、一个把与美国的联系置于优先地位的大西洋欧洲。^[48]

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华盛顿对欧洲一体化采取了更加现实的灵活态度。老布什（George H.W.Bush，1989—1992年在任）政府认为，欧共体内加速的政治一体化是不可阻挡的，美国对这一进程的反对不仅徒劳无功，而且有可能适得其反。^[49]被视为肯尼迪之后“最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克林顿（William J.Clinton，1993—2001年在任）政府从实用主义出发对欧洲一体化表现出了更大的容忍。克林顿宣称，美国不仅鼓励欧洲组建经货联盟，而且原则上赞同欧盟发展“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以便使西欧联盟（WEU）发挥更加有力的作用。克林顿同时也赞同欧盟扩大，并特别希望中东欧国家被接纳入盟，因为这“有助于锁定（这些国家的）民主和市场改革”。以1990年的《跨大西洋声明》和1995年的《新跨大西洋议程》为标志，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欧洲的外交模式发生了根本变化，欧盟—美国关系取得重大进展：美国接受了与欧盟——与单独的欧盟成员国或“北约欧洲”相对——开展一种新的、制度化的对话，欧盟作为跨大西洋制度架构中继北约和美国与西欧大国之间双边关系之外的第三要素得到了正式确认。^[50]

进入21世纪，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2001—2009年在任）政府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态度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府的鼓励（作为北约的补充机制）演变为一种分而治之的实用主义政策：如果欧盟不能在战略问题上取得进展，美国将不会帮忙解决，相反，它只会继续通过其他渠道与成员国打交道；如果单个欧盟成员国能够提供比欧盟集体更具吸引力的选择，美国将偏向前者。^[51]如果说小布什政府对欧政策以善意的忽略和不冷不热的支持为基调的话，那么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2009—2017年在任）则出于纯粹现实的原因全力支持欧洲一体化：一个稳定的欧洲对美国把重心转向亚洲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强大的欧洲作为主要国际伙伴对美国迎接许多对外政策挑战——无论是好斗的俄罗斯还是乱象丛生的中东等——至为关键。随着特朗普入主白宫，其对欧盟的“恶意忽视”、轻慢乃至敌意给欧盟—美国关系增加了不确定性。

总体上，冷战结束以后，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一步扩展和深化，美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影响逐渐降低。不管美国有多么不情愿，与欧洲一体化起步阶段不同，它只能影响而不能决定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建立一个新的、均衡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前提条件和决定性因素是欧洲国家是否有意愿、有方法把欧盟变成一个独立的实体。^[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