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国家豁免问题的立场及优化措施

国家豁免作为国际法中的重要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空间，我国目前虽然尚未制定专门的国家豁免法，但是已经在司法实践和外交实践中多次中面对国家豁免问题并运用国家豁免制度保护我国的相关合法权益。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坚持“绝对豁免”立场①，其实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我国的司法实践和外交实践呈现的态度不尽相同。

从审判实践出发，我国确实一贯坚持绝对豁免的立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曾被动地在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被诉，例如“1949年两航公司案”、1957年“贝克曼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案”、1979年“杰克烟火案”和“湖广铁路债券案”，以及2005年“善后大借款案”等。在这些案件和相关国际会议的中，中国政府就国家豁免问题上都表达了接近“绝对豁免主义”的政策主张，具体有如下几点:

1.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可以基于自己的政治基础、经济状况以及历史文化背景，有权自由决定采取绝对豁免原则或者限制豁免原则。

2.国家本身或者说以国家名义从事的一切活动享有豁免，除非国家自愿放弃豁免。

3.在对外贸易及司法实践中，把国家本身的活动和国有公司或企业的活动区别开来，国有公司或企业是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经济实体，不应享受豁免。因而，中国坚持的绝对豁免说与原来意义上的绝对豁免说不同。

4.在坚持国家主权原则的前提下，有关国家之间通过条约、协议来消除各国在国家豁免问题上的分歧。

5.如果外国国家无视中国主权，对中国或中国财产强行行使司法管辖权，中国保留对该国进行报复的权利。(www.xing528.com)

6.中国在外国法院出庭主张豁免权抗辩不得视为接受外国法院管辖。

以上是我国关于国家豁免制度的基本立场。从上述立场可以看出，我国对待国家豁免问题基本坚持绝对豁免的立场，但又和传统的绝对豁免立场有所不同。特别是将国有企业或公司这一主体的活动从国家活动中剥离的做法更凸显了和传统理论的差距。传统的绝对豁免理论仅仅从行为的国家属性进行判断，凡是被认为可以归属于国家的行为和财产均能够享有豁免。判断的标准是该行为是否体现了国家权力而非相关的行为主体。国有企业和公司虽然是独立主体，但是其行为在某种情况下还是有可能被认定为属于国家行为从而享有豁免的。美国FSIA中甚至明确将国有企业和公司作为可能代表国家的主体之一。我国立场中单纯依据国有公司和企业的主体资格划分国家行为属性的做法其实已经和纯粹的绝对豁免理论拉开了差距。

但与此同时，我国的外交实践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在国家豁免问题上的立场可以概括为倾向于绝对豁免立场，但却又允许一定‘例外原则’的存在。这可以从我国参加国际法委员会起草《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条款草案》时所展现的立场以及我国早期参与签署的多边、双边条约得到证实。②

1991年在第46届联大会议上，中国政府代表就国际法委员会二读通过的《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条款草案》进一步表明了立场。中国代表团始终认为“国家豁免是基于国家主权和国家主权平等的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国家财产的执行豁免……是一项久已确立和公认的原则”。同时，中国代表还再次重申:“为了维护和促进国家间正常的往来和经贸关系，可以就国家管辖豁免制定一些例外的规定。然而，考虑到国家豁免原则的性质和内涵。这些例外必须限于确有实际需要的某些情况而保持在最低限度上。不然，整个条款草案就会出现在原则上肯定、而具体上否定国家豁免原则，这是与制定该专题法律制度的目的背道而驰的。”③从这一立场中我们可以发现，我国有关国家豁免的立场已经从纯粹的绝对豁免变成了绝对豁免加有限例外的模式。只不过这些例外在绝对豁免的体系下究竟如何出现尚未明确。

总的来说，在2011年审结的刚果金案件之前，我国在国外被诉时均声称我国坚持绝对豁免的立场，认为凡是能够归属于国家的行为和财产均不受外国法院的管辖，并且将国家的行为和国有企业等类似主体的行为进行了区分。在外交实践中我国的态度则不十分明确，在有关的多边条约和双边条约中虽未明确表示采取限制豁免的观点，但已然涉及国家豁免例外问题的考虑和个别领域内的管辖豁免例外。这说明虽然我国仍旧坚持绝对豁免的理论，但绝对的意味较之以往已经略有松动。对某些特殊领域和某些特殊问题的国家豁免例外问题已经不再持绝对的排斥态度。这种细微的变化虽然并不表明整体态度的转变，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开始对限制豁免理论及其相关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