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1864年至1870年著作摘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收集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4年9月至1870年7月期間，即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成立至1870—1871年普法战爭开始这一时期所写的著作。

由于六十年代資产阶級民主运动的活跃，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爭的加强，工人阶級的政治觉醒，以及欧洲一系列国家革命高潮的逼近，科学共产主义的創始人展开了特别广泛的旨在訓练国际无产阶级去迎接新的阶級搏斗的革命理論活动和革命实践活动。

在这个期間，馬克思为完成科学共产主义的主要經济著作“資本論”的第一卷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同时在領导国际工人协会方面也进行了不倦的、非常紧张的工作；这項工作，照恩格斯的說法，是“他的全部党和政治的活动的頂峰”。

恩格斯积极地参加了国际的活动，幷經常协助馬克思領导这一无产阶級的国际組織，他的理論工作的課題是研究一系列具有現实意义的历史問題和軍事問題，探討民族問題和农民問題。从1869年起，恩格斯特别注意研究爱尔兰的历史，目的是科学地論证无产阶級在爱尔兰問題上的国际主义立場；因为这一問題在当时是非常尖銳幷具有政治意义的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些年代里的活动是科学共产主义所特有的革命理論与革命政策相結合、与阶級斗爭实践相結合的光輝典范。

本卷收集的著作反映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多方面的科学活动和政治活动。这些著作中的大部分同馬克思主义創始人在国际中的活动，同他們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所进行的斗爭有密切的联系。本卷載有許多闡明馬克思的主要著作“資本論”的材料。

馬克思在1859年“政治經济学批判”一书出版以后，間隔了一段时間，然后又继續自己的經济研究工作。馬克思在1861—1863年間所写的大量手稿，是他准备写的著作各个部分的最初的系統綱要，誠然这只是草稿，幷且还沒有完成。在后来的写作过程中，馬克思以他所固有的高度的科学責任心不断吸收了新的材料，使这一科学著作的布局和結构更加严密完整，添写了一些章节，幷对已写成的章节一再进行修改。

1863—1865年間，馬克思写出了“資本論”三卷的新手稿本。1866年1月，馬克思着手“資本論”第一卷付印的最后准备工作，开始像他对恩格斯所說的“在多次剧烈陣痛后舔凈嬰儿”。“資本論”的写作需要馬克思十分紧张地进行，因为与此同时，他还得把很多时間用于国际工人协会中的活动，克服严重的物质困难和疾病的折磨。1867年4月，馬克思把准备好的第一卷手稿带給汉堡的一位出版商。同年8月16日最后一个印张签字付印。

“資本論”第一卷的出版，对于无产阶級的解放斗爭和无产阶級革命理論——科学共产主义的发展，具有极伟大的历史意义。恩格斯写道：“自地球上有資本家和工人以来，沒有一本书……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見本卷第263頁）

在“哲学的貧困”、“雇佣劳动与資本”、“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經济学批判”等著作中已經奠定了基础的馬克思的經济学說，在“資本論”中具有了最完备、最严整、最經典的性质。

馬克思所創立的經济学說，在政治經济学中引起了根本的变革、眞正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級——摆脫了剝削阶级的局限性和自私偏見的阶級——的思想家，才能够探究資本主义社会的各种規律，幷科学地证明資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一个更高級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科学共产主义在“資本論”中得到了最深刻、最全面的論证。这一不朽的創作，标志着馬克思主义所有組成部分——政治經济学、哲学、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級专政的学說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一步。“資本論”成为无产阶級在它反对資本主义奴役的斗爭中的强大和不可摧毁的理論武器。

收入本卷的还有科学共产主义創始人的以下一些同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有密切关系的著作：馬克思的“工資、价格和利潤”，恩格斯的“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提綱”以及他为“資本論”的出版而写的书評等等。

馬克思的“工資、价格和利潤”一书，是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济学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前两年，馬克思在这本著作里扼要地和通俗地叙述了他的經济学說的原理。同时这本著作也是利用革命理論的結論来确定工人运动的实践任务的卓越典范。

这本著作是馬克思在国际总委員会中所作的一篇报告，它的直接目的是反对国际会員韦斯頓的錯誤观点，但同时也打击了蒲魯东主义者和拉薩尔派。拉薩尔派根据拉薩尔关于工資的“铁的規律”的教条，否定工人的經济斗爭，否定工会。馬克思在报告里坚决駁斥了这种要无产者在剝削他們的資本面前消极和溫順的反动說教。他揭示了工資和剩余价值的經济实质，证明資本是貪求最大限度的暴利的，如果工人对它不进行反抗，他們就有淪为“一群听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怜虫”的危险（見本卷第168頁）。馬克思在这本著作中根据自己的經济学說，从理論上論证了工人經济斗爭的作用和意义，幷着重指出，必須使經济斗爭服从于无产阶級的最終目的——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工資、价格和利潤”这一著作对于正确理解馬克思的无产阶級貧困化理論有重要的意义。馬克思在其中证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趋势是，把工資、劳动力价格降低到最低限度，即降低到等于維持工人和他的家庭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价值。但是，这种趋势决不是注定的和連續不断的，它不断遭到工人的抵抗和坚决反对。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在工业周期的不同时期，这种趋势表現得时强时弱。

本卷发表了恩格斯为“資本論”第一卷的出版而写的許多书評，这是写給工人报刊、民主派报刊和資产阶級报刊的，目的是在打破資产阶級学术界和报界对馬克思的天才著作蓄意保持的沉默，同时也是为了在群众中普及这一著作。恩格斯給資产阶级报刊撰写的匿名书評，就好像是“从資产阶級的观点”来批評这本书一样，目的是在利用像馬克思所說的这种“軍事手段”来迫使資产阶级經济学家发表对这本书的意見。

恩格斯所写的“卡·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提綱”到第十三节“机器和大工业”（第一版是第四章第四节）結束。这篇著作有助于了解“資本論”中最困难的問題，特别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理論。

馬克思的“剽窃者”一文，揭露了拉薩尔派对馬克思經济学說的庸俗化。他們几乎逐字逐句地抄襲“資本論”中的个别原理，歪曲它們而不提作者的名字。

馬克思在“我对弗·巴师夏的剽窃”一文中回击了資产阶級学者后来还一再重复的企图：把“資本論”的这些或那些原理說成是馬克思的前輩或同代人原来已經有的，借此来貶低科学共产主义創始人这一伟大著作的世界历史意义。

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反映他們在国际中的活动的文章和文件构成第十六卷的基本內容。

六十年代中的历史形势，有利于实現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不倦地宣传的国际无产阶级統一和战斗团結的伟大思想。1857—1858年的世界經济危机和随之而展开的欧洲各国的罢工斗爭，清楚地向工人指明，国际无产阶級的各民族队伍在反对資本的斗爭中必須兄弟般地团結起来。随着經济斗爭的开展，无产阶級的政治积极性也提高了。德国和意大利的資产阶級民主运动的新高涨，法兰西第二帝国危机的逼近，英国工人为反对英国統治阶級对美国进行干涉、援助奴隶制的南部的計划而进行的忘我的斗爭，在英国展开的爭取选举改革的斗爭，曾引起欧洲无产阶級深切同情的1863—1864年波兰起义——所有这一切促进了把广大工人群众吸引到政治斗爭中来，增强了各国无产者要求一致行动的願望。

国际工人协会所以取得成就，不仅仅是由于当时所形成的历史形势，而且也由于卡尔·馬克思是这个組織的領导人。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馬丁堂举行的国际工人大会上成立了国际；在出席大会的人們当中只有馬克思一个人“清楚地懂得正在发生什么和应該建立什么；他就是早在1848年就向世界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号召的人”（弗·恩格斯語）。

馬克思是国际的眞正組織者、領袖和灵魂。他是国际的綱領性文件以及它的許多呼吁书、声明、决議、报告和其他文件的起草人。这些文件都是国际的光荣历史的重要記录。馬克思是国际的領导机关——总委員会、国际工人运动的战斗司令部的实际領导人。馬克思依靠恩格斯的帮助，亲自或通过自己的战友（当情况不允許他亲自出席时）来指导国际工人协会的代表会議和代表大会的工作，制定代表大会的重要决議，为爭取革命无产阶級的思想原則和組織原則在国际中的胜利而进行斗爭。

在創建国际的时候，馬克思不得不考虑到无产阶級斗爭的不同条件、各个不同国家工人运动的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同理論水平。他认为国际的首要任务是：把工人运动的各个支流納入同一的軌道，促使无产阶級摆脫小資产阶级民主派，建立眞正独立的工人組織，确立国际无产阶級各个队伍的行动一致。馬克思把国际建立在当时存在的各种工人組織的广泛基础上，力图依靠工人群众的实际經驗，把他們提高到认識自己的革命任务的水平，逐步地把他們导向統一的理論綱領，从而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結合起来。

馬克思的这种灵活而又彻底革命的策略，还在制定国际的第一批綱領性文件时就明显地表現出来了。馬克思在制定“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时遇到了一些困难。关于这一点，他在1864年11月4日曾这样写信告訴恩格斯：“要把我們的观点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那是很困难的事情……重新觉醒的运动要作到使人們能像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話，还需要一段时間。这就必須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溫和。”

馬克思在“成立宣言”中，根据对經济发展以及对1848年至1864年工人群众状况的变化的具体分析，得出以下非常重要的理論結論：“在現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見本卷第10頁）

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所取得的两大胜利——在英国爭取到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通过，发展了合作运动，同时证明道：在沒有資本家的情况下进行的合作生产，只有当它“在全国范围內发展，因而也必須依靠全国的財力”时，才能解放工人阶级。但是，享有政权的統治阶級定将阻碍它的实現。“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級的伟大使命。”本卷第13頁）接着，馬克思論证了这样的思想：建立无产阶級的政党以及各国工人之間的兄弟般联盟是无产阶級解放的必要条件。

这样，馬克思依靠工人群众的实际經驗，引导他們得出关于无产阶級的世界历史使命、关于必須为无产阶級革命和建立工人阶級专政而斗爭的結論，关于这一点，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經作了理論上的論证。

馬克思在“临时章程”的引言部分提出了这样的原理，按列宁的話說，这一原理是国际的基本原則：“工人阶級的解放应該由工人阶级自己去爭取。”（見本卷第15頁）在这一极其簡要的、成为全世界工人的战斗口号的提法中，表达了一个极重要的思想：无产阶級是最先进的、彻底革命的阶级，同資本主义毫不妥协地敌对的阶級，它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独立，是它自身解放的必要条件和最重要的条件。

在制定“临时章程”时，馬克思也仔細地考虑到了各国工人运动在历史上所形成的一些形式。国际幷不排斥当时已經存在的工人組織，而是极力依靠它們，幷将它們的活动引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国际的这种灵活的組織結构，是符合于它的“把欧美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級联合成一支大軍”（弗·恩格斯語）的任务的。

馬克思为1866年国际日內瓦代表大会所写的“临时中央委員会就若干問題給代表的指示”一文，是对国际第一批綱領性文件的进一步具体化和发展。馬克思在这篇“指示”中只談到同工人群众利益有最直接关系的一些問題，幷把这些問題同无产阶级斗爭的最終目的联系起来。馬克思在这里遵循着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基本的策略原則——在当前的运动中坚持运动的未来。

馬克思在“指示”中提出了国际的一項基本任务，即把各国工人在他們反对資本的經济斗爭中的行动联合起来。

同样，馬克思所写的号召书和文章，如“警告”、“比利时的屠杀”、“日內瓦对建筑工人实行的同盟歇业”，以及恩格斯根据馬克思的請求而写的“关于薩克森煤矿工人行业协会的报告”也表明，馬克思是多么重視国际对于因1866年的危机而特别加剧了的工人的經济斗爭所进行的援助以及在这一斗爭中巩固起来的无产阶級国际团結。馬克思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員会第四年度报告”和“总委員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也包含了說明国际这方面活动的大量具体材料。国际在物质上和道义上对罢工工人和被大批解雇的工人的經常支持，提高了它的威信，幷扩大了它在各国工人中的影响。

“指示”特别重視爭取限制工作日的斗爭，因为馬克思认为限制工作日是工人阶级恢复体力、发展智力、以及进行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所必要的条件。同蒲魯东主义者和其他反对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人相反，馬克思坚持这一十分重要的要求，他在自己稍后写的一系列文件中也解释了这項要求的意义（見“总委員会提交布魯塞尔代表大会的关于縮短工作日的决議草案”和“卡·馬克思关于縮短工作日的发言記录”，本卷第359、643頁）。“指示”中提出的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成了所有資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斗爭的主要口号之一。

馬克思认为，关怀儿童和少年的劳动保护以及工人子女的教育也是工人的重要任务，因为“他們阶級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見本卷第217頁）。馬克思认为，把儿童和少年的生产劳动和他們的智育、体育以及綜合技术教育协調地結合起来，是使工人阶级在精神上获得高度发展的最重要手段之一。馬克思在总委員会上的一些发言也专門談到了教育問題。（見本卷第654—656頁这些发言的記录）

馬克思和蒲魯东主义者及其他小資产阶级改良派不同，他在“指示”中关于合作劳动的一节里证明，合作运动本身不能改造資本主义社会，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只有把社会的有組織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資本家和地主手中轉移到生产者本人的手中才能实現”（見本卷第219頁）。

“指示”中关于工会，关于它們的过去、現在和未来的一节具有重大的意义。馬克思发展了他早在“哲学的貧困”中提出的，以及在“工資、价格和利潤”的报告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原理，他认为，工会不仅是进行“劳資之間的游击式的斗爭”的中心，而且是工人阶級为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本身而进行斗爭的組織中心。弗·伊·列宁在談到日內瓦代表大会根据“指示”而通过的有关工会和經济斗爭的决議时写道：“在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議中，确切地指明了經济斗爭的意义，警告社会主义者和工人不要夸大这种斗爭的意义（当时在英国工人中間有过这种表現），也不要輕視这种斗爭的意义（在法国人和德国人中間，特别是在拉薩尔派中間，有过这种表現）。……至于統一的阶級斗爭必須把政治斗爭和經济斗爭結合起来的信念，則早已深入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血肉之中了。”（“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53、154頁）

馬克思所写的“指示”是根据工人运动的实际經驗而制定出的国际的具体行动綱領。

当时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拥护者必須在反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或半社会主义的派别的斗爭中坚持国际的基本原則，因为这些派别企图把自己的教条强加于国际工人协会。尽管1848—1849年的革命已經給了各式各样的小資产阶級社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但是，革命年代的传統被忘却，新的群众被吸收到工人运动中来，再加上周围的小資产阶級的不断影响（特别是在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中）——所有这一切都促使各色各样的派别暫时活跃起来。随着眞正的工人运动的发展，这些派别愈来愈反动了。

本卷中有一些文章和文件，是专門反对当时在法国和比利时有很大影响的蒲魯东主义思想的。

馬克思在“論蒲魯东”一文里，可以說是对于他在“哲学的貧困”和其他一些著作中对蒲魯东的哲学、經济和政治观点进行的批判作了一个总結，揭露了蒲魯东主义思想的极端荒謬。在談到蒲魯东的旨在“解决社会問題”的实际方案时，馬克思狠狠地批駁了他所提出的幷为蒲魯东主义者极力宣揚的“无息信貸”和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人民銀行”的主张。用馬克思的話来說，这种主张“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馬克思槪括了自己对蒲魯东的評价，指出他是一个典型的小資产阶级思想家。

蒲魯东主义者否定工人阶級的任何政治行动，幷力图把无产阶级的注意力限制在“純粹工人的”問題的范围內，馬克思則与此相反，他认为，各国的国际支部的任务“不仅要成为工人阶级的組織中心，而且要支持各国的任何一种有助于达到我們的最終目标——工人阶級的經济解放——的政治运动”（見本卷第483頁）。馬克思竭力使工人阶级在一般民主运动中起先鋒队的光荣作用，使它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国內和国际舞台上进行活动。

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給美国总統阿·林肯和安·約翰逊的公开信就是馬克思这个政策的明显的例子。在这些公开信中，馬克思强調了美国反对奴隶制的战爭对于国际无产阶級命运的巨大意义。

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一切进步的、民主的运动，教育无产阶級和它在国际中的先进活动家以眞正的国际主义的态度对待被压迫民族爭取自身解放的斗爭。馬克思和恩格斯同意大利馬志尼主义者和德国拉薩尔派的民族主义进行斗爭，同时坚决反对蒲魯东主义者忽視民族問題的态度，特别是他們对波兰人民爭取自身独立的斗爭所采取的否定态度。

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具体历史条件下，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建立独立的民主的波兰，使它成为欧洲民主派在反对沙皇制度反动影响斗爭中的同盟者，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只要俄国和大多数斯拉夫国家的人民群众还在沉眠不醒，只要这些国家还沒有什么独立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波兰貴族的解放运动，不但从全俄，从全斯拉夫的民主运动的观点，就是从全欧民主运动的观点看来，都有头等重大的意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433頁）

本卷发表的短文“更正”和“1867年1月22日在伦敦紀念波兰起义大会上的演說”，表明了馬克思在波兰問題上的立場。馬克思在群众大会上提出的决議案中扼要地表达了这种立場：“沒有波兰的独立，欧洲的自由就不能确立。”（見本卷第224頁）

恩格斯为反对蒲魯东主义者而写的文章“工人阶級同波兰有什么关系？”，論证了工人阶級对待民族压迫政策的毫不妥协的态度以及无产阶級要站在被压迫民族爭取解放斗爭的最前列的必要性。同时，恩格斯要人們警惕反动势力利用民族运动、特别是小民族的民族运动的危险性。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揭露了波拿巴主义的“民族原則”的眞正实质，第二帝国的头目、俄国沙皇政府以及其他国家的統治集团就在利用这种“民族原則”来使被压迫人民的民族斗爭服从于反动强国的利益。馬克思主义的創始人认为，波兰人民爭取自由和独立的斗爭是爭取欧洲的革命民主改革斗爭的一个組成部分，而这种改革将为无产阶級爭取自身解放的斗爭創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收入本卷的还有“总委員会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决議”，“总委員会就費·皮阿的演說所作的决議”和总委員会“关于对法国各支部的成員的迫害”的声明等文件。这些文件证明馬克思曾直接参加对作为国际会員的法国工人的領导。馬克思一方面强烈譴責費·皮阿之流的小資产阶級民主派的左傾空談和冒险主义策略，同时极力使法国工人摆脫蒲魯东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他們吸引到反对第二帝国的一般民主斗爭中来。

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述德国和这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文章和其他文件，在本卷中占有很大篇幅。在德国，1848—1849年革命未能解决的問題，首先是关于統一的問題，到六十年代又更加尖銳地呈現出来了。同主张支持普魯士自上而下地統一德国的斐·拉薩尔相反，馬克思和恩格斯像在1848—1849年时一样，为自下而上地通过革命途徑来实現德国的統一而斗爭。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德国最先进的阶級——无产阶級的組織程度、团結程度和政治觉悟程度，是通过革命民主途徑取得統一的最重要的条件。但是，1863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虽然也帮助了工人摆脫資产阶级进步党的影响，却不能完成历史給德国无产阶级提出的任务，因为領导这个联合会的拉薩尔走上了同俾斯麦反动政府妥协的道路。馬克思和恩格斯幷不知道拉薩尔同俾斯麦的关系的全部事实（他們之間往来的信件直到1928年才被发表出来），然而他們却清楚地看出了全德工人联合会領导人是在向“铁血宰相”献媚。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拉薩尔死后才知道：拉薩尔曾向俾斯麦保证全德工人联合会支持普魯士兼幷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以此換取俾斯麦許諾实施普选制，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是对工人阶級利益的背叛。

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在拉薩尔死后采取了严肃的步驟，来清除拉薩尔的极端錯誤和有害的策略所招致的后果，幷把全德工人联合会引向正确的革命道路。当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国沒有批判拉薩尔主义和宣传自己观点的其他工具，因而同意为施韦泽創办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他們这样做，还因为在他們接到的办报綱領里，“旣沒有拉薩尔的口号，也沒有拉薩尔的名字”（見本卷第96頁），况且，他們的老战友、原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威·李卜克內西将是报紙的非正式的編輯。(www.xing528.com)

馬克思給“社会民主党人报”寄去了上面所提到的“論蒲魯东”一文；在这篇文章里，正如在他写給恩格斯的信里所說的，他給予蒲魯东的痛击，同时也打在拉薩尔的身上。馬克思指的是他在文章中談到的小資产者所固有的科学上的招搖撞騙和政治上的投机。恩格斯則在他寄給“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关于古代丹麦民歌“提德曼老爷”的評論中强調指出了农民反抗地主的斗爭的巨大革命意义，以反对拉薩尔派根据拉薩尔的“都是反动的一帮”的理論否定农民的革命作用。

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者施韦泽不顾他們的一切警告，步着拉薩尔的后尘，把报紙引上与俾斯麦的容克地主政府妥协的道路，于是他們公开声明和該报断絕关系。在本卷所刊載的声明中，他們把拉薩尔主义称做是“普魯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見本卷第88頁）。

恩格斯的著作“普魯士軍事問題和德国工人政党”也是批判拉薩尔派的政治立場的。这一著作深刻地分析了德国阶級力量的配备和各个政党在宪制冲突中的立場，那次宪制冲突是由于改組軍队問題而在普魯士政府和自由資产阶級之間引起的。恩格斯根据当时的軍事条件和政治条件，对政府改組軍队的方案作了深刻和全面的批判。恩格斯在分析宪制冲突中进步党的立場时，鞭撻了由于害怕人民而准备与反动势力妥协的資产阶級反对派的怯懦的和动搖的政策。恩格斯在他的小册子里以很大的篇幅論证了工人阶級在国內革命局势已經形成的情况下的策略。恩格斯证明，指望俾斯麦政府对工人作出让步是完全徒劳的。同时，恩格斯根据法国的經驗，根据波拿巴主义的类似政策，尤其是根据路易·波拿巴实行普选制的結果，揭露了俾斯麦政府的社会蠱惑宣传。这样，恩格斯就告誡工人，不要像拉薩尔派那样把普选制理想化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使无产阶級摆脫政治压迫和經济剝削的万应灵丹。

恩格斯认为，德国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眞正独立的工人政党，这个党旣要摆脫自由資产阶級的影响，也要摆脫更为有害的普魯士反动派的影响。工人政党在宪制冲突中的政策应当是，支持資产阶級进步党为爭取普选权和政治自由而进行的斗爭，同时又要无情地抨击它的每一个不彻底的步驟和每一个軟弱的表現，“对反动派的虛伪的献媚要这样回答：‘我們将手端着枪去接受你的礼物，我們的枪冲着前方。’”（見本卷第87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薩尔主义的斗爭，为在德国深入传播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和扩大国际的影响扫清了道路。下述这个事实也促使这一斗爭获得成功，即工人群众根据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实际經驗已經认識到拉薩尔的教条是站不住脚的。馬克思在“致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和理事会”的信和恩格斯在“論拉薩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的文章中滿意地指出，在生活本身的影响下，在工人群众的压力下，“联合会”不得不提出关于进行爭取政治自由的鼓动、关于規定标准工作日以及关于工人阶級的国际合作的問題——这些問題“确实应当成为任何严肃的工人运动的出发点”（見本卷第358頁）。

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內西为在德国建立眞正的无产阶级政党而进行的活动，得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巨大的关注、同情和支持。尽管倍倍尔和李卜克內西有某些錯誤和失策的地方曾受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評，但是他們在德国政治生活的根本問題上与拉薩尔派不同，采取了正确的革命立場。“拉薩尔和拉薩尔派认为走无产阶級的和民主的道路的可能性不大，于是他們就实行了动搖的政策，迁就俾斯麦的容克地主領导权。他們的錯誤就在于使工人政党傾向于波拿巴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相反，倍倍尔和李卜克內西一貫地坚持民主的和无产阶级的道路，反对向暴虐的普魯士国家制度、俾斯麦精神和民族主义做任何微小的让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92—293頁）

馬克思在“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声明”中对1868年在紐伦堡召开的德国各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作了很高的評价，那次代表大会是在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內西領导下举行的，它主张加入国际。

1869年在爱森納赫建立了社会民主工党，这对后来德国工人运动的整个历史有着巨大的意义。尽管爱森納赫派在理論上还相当不成熟，特别是在制定他們的理論綱領时表明了这一点，因为綱領中部分地表現出拉薩尔主义的影响，但他們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仍然成功地做到了“为眞正的社会民主工党奠定牢固的基础。而当时的問題也正在于党的基础”（“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93頁）。

一个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标志了国际的思想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巨大胜利。

本卷所发表的許多著作反映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始終不渝地极力帮助創立社会民主工党，通过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来提高德国工人的理論水平。

恩格斯在“卡尔·馬克思”一文中反駁了把拉薩尔当作德国工人运动的創始人和眞正的思想家的神話。恩格斯追述了1848—1849年的革命传統、共产主义者同盟历史上的各个重要阶段，强調指出，拉薩尔有“一个先驅者，一个在智力上远远超过他的人，他一面把这个人的著作庸俗化，同时却对这个人的存在只字不提；这个人的名字就是卡尔·馬克思”（見本卷第408頁）。恩格斯在这篇簡短而內容丰富的馬克思传記中，說明了馬克思思想的发展，对他的最重要的理論著作和他的党和政治的活动，直到他在“标志着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时代”（見本卷第413頁）的組織——国际中的領导作用都作了評价。

为了恢复1848—1849年的革命传統和使德国工人了解科学共产主义的重要著作，馬克思和恩格斯重版了自己的两部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德国农民战爭”。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中，又一次談到波拿巴主义的实质問題，他反对对历史事件不进行具体的阶級分析而只作肤浅的历史类比。馬克思就这个問題发表的意見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某些領导人的錯誤观点的，因为他們无批判地接受关于凱撒主义的流行詞句。

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爭’第二版序言”中分析了1848年以来德国經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各个阶級和党派在德国历史的这一时期中的作用。恩格斯在評价1866年普奥战爭——他在“德国战爭短評”（見本卷第187—212頁）中闡明了这次战爭的进程——的結果时，清楚地說明了普魯士資产阶級的立場，幷揭示出它所特有的懦弱性和准备与反动派勾結的原因。恩格斯在談到德国工人运动二十年来所发生的轉变和这一运动的前途时，把关于无产阶級同盟軍的問題，即关于工人阶級必須为取得对农民群众的領导权而斗爭的問題当作主要的問題提出来。在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阶級斗爭”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及在恩格斯的著作“德国农民战爭”中根据1848—1849年革命的經驗所作出的关于无产阶级必須同农民結成联盟这一极重要的理論結論和政治結論，在这里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具体化。恩格斯指明了对农民采取分别对待的态度的必要性，分析了农民的哪些阶层、根据哪些原因可以成为无产阶級在革命斗爭中的同盟軍。

恩格斯强調了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土地所有制問題的决議的重要性，从而帮助社会民主工党制定出正确的路綫，而該党的領导是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这一重要决議对于德国的意义的。

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必須消灭土地私有制幷把它变为公有制的决議对整个国际都具有巨大的理論意义和政治意义。馬克思曾直接参加准备的这項决議（見“卡·馬克思关于土地所有制的发言記录”，本卷第648—649頁）证明了馬克思主义对私有制維护者——蒲魯东主义者的思想胜利，证明了社会主义对小資产阶級改良主义的胜利。

从国际工人协会开始活动的最初阶段起，馬克思就曾經为了通过英国无产阶級的最强大的組織——工联把英国无产阶級吸收到协会里来花了不少精力（見“关于接受工人組織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条件的决議草案”，本卷第19頁）。1868年10月馬克思在“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和英国工人組織的关系”那篇短文中曾經指出：“……沒有一个稍具規模的不列顚无产阶级的組織不是直接由它們自己的領袖作为代表参加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員会的。”（見本卷第375頁）

馬克思希望在被工人运动本身的經驗不断加强的国际思想影响下，能够克服工联所特有的行会閉关自守心理、把斗爭目的只归結为維护工人直接的經济需要的那种局限性以及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爭所采取的否定态度；由于这种否定态度，英国无产阶级已在政治方面变成了自由党的附属品。馬克思极力使英国工人摆脫自由資产阶級的监护，孤立工联的机会主义首領，以此来帮助英国无产阶級形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英国在这期間所展开的爭取新的选举改革运动，促进了这些任务的解决。国际根据馬克思的倡議，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来建立应当成为英国工人爭取普选权斗爭的領导核心和組織核心的改革同盟。馬克思认为，英国与法国、德国不同，在法国和德国，占优势的是农民，沒有資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而在英国，占人口多数的是无产阶級，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还不起很大的作用，革命的无产阶級可以利用普选权作为解放自己的杠杆。

被选举改革运动的規模吓坏了的工联机会主义首領們亟尽一切能事来限制运动的范围，閹割运动的口号，力图与政府取得妥协。本卷发表的一系列材料（“总委員会关于‘蜂房报’的决議草案”等）說明馬克思对工联首領們——这批用資产阶級在英国工业的和殖民地的垄断組織中取得的超額利潤喂养起来的“工人貴族”的代表們——在若干最重大的問題上的妥协主张进行了坚决的斗爭。工联的机会主义領袖們的妥协政策是使得广泛开展的运动只得到一种殘缺不全的选举改革——英国大多数劳动居民仍然沒有政治权利——的主要原因。

馬克思认为，改革同盟沒有支持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爭是改革斗爭归于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这加深了对工人运动极有害的英国工人和爱尔兰工人之間的分裂。爱尔兰人民爭取自身独立的革命斗爭的蓬勃高涨促使馬克思认眞研究他认为具有巨大理論意义和政治意义的爱尔兰問題。馬克思考虑到英国本身阶級力量的对比和爱尔兰解放运动的革命可能性，創造性地修改了自己过去在爱尔兰問題上的观点。从前馬克思曾經认为压迫民族即英国的工人运动将給爱尔兰带来自由，現在他却得出了这样的結論：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和“綠島”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的实現必将成为“英国工人阶級解放的先决条件”（見本卷第441頁）。馬克思对于要求容許爱尔兰民族独立、直到与英国分离这一英国工人运动的口号所作的論证，是对制定无产阶級民族政策的原則的新貢献。馬克思根据爱尔兰的經驗，进一步发展了自己关于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的思想，得出了极其重要的結論：必須把英国的这个第一个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宗主国无产阶级爭取社会主义的斗爭結合起来。馬克思根据这个理論原理，教育英国工人和他們在总委員会的領导人要坚决而有效地支持被压迫的爱尔兰人的解放运动，幷且揭露了沾染上資产阶級沙文主义的英国工联領袖們的机会主义立場。馬克思是为維护和支持斗爭中的爱尔兰而举行的运动、群众集会和辯論的灵魂和鼓舞者，是有关爱尔兰問題的报告人和許多决議的起草人。

馬克思坚决維护受英国政府殘酷迫害的爱尔兰小資产阶级革命者——芬尼亚社社員，虽然他也批判过他們的密謀策略。他起草的总委員会的决議“在曼彻斯特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員和国际工人协会”（1867年11月20日）认为，对四个芬尼亚社社員判处死刑是英国政府的政治报复行为，幷揭穿了法庭据以判刑的伪造证据。“总委員会关于不列顚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决議草案”（1869年11月16日）是馬克思在他发起的关于爱尔兰問題的辯論中提出的，在辯論过程中他曾两次发言（見本卷第664— 669頁）。在这个决議中馬克思揭露了自由党政府的伪善的和反人民的政策，他指出：尽管格萊斯頓作了一些蠱惑性的諾言和进行了一些可怜的改革，但这一政策实质上与保守党人的殖民政策沒有絲毫区别。馬克思的文章“英国政府和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員”以及他的女儿燕妮在他影响下为法国报紙“馬賽曲报”写的关于爱尔兰問題的文章，在欧洲輿論面前揭露了英国統治阶級对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参加者的瘋狂迫害和格萊斯頓的“人道的”英国对囚禁在牢獄里的芬尼亚社社員的野蛮的虐待。

馬克思在国际的文件“总委員会致瑞士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員会”（1870年1月）和“机密通知”（1870年3月）中論述了爱尔兰問題的国际意义，指出解决爱尔兰問題对于发展国际工人运动，首先是对于英国无产阶级斗爭取得胜利的重要意义。他指明，英国統治阶級的經济实力的基础之一就是对爱尔兰的殖民剝削，这种剝削已成为“英国大地主所有制的支柱”（見本卷第439頁）。馬克思在这些文件中最充分地揭示了国际在爱尔兰問題上的立場，他写道：“它的主要任务是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須在爱尔兰进行决定性的打击。”（見本卷第440頁）馬克思号召压迫民族的工人阶级为反对任何民族压迫进行坚决的斗爭。他指出，尽管英国工人运动是有組織的，但是英国工人运动还是軟弱无力，英国資产阶級在英国工人与爱尔兰工人之間竭力煽起的民族糾紛，是英国工人运动軟弱无力的主要原因之一。馬克思强調說，对爱尔兰和其他殖民地的压迫是英国本身向前发展的巨大障碍。“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鍛造鐐銬”——馬克思这样表述了极其重要的无产阶級国际主义原則（見本卷第474頁）。

在“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遺稿”部分第一次发表了馬克思的手稿“关于爱尔兰問題的未作的发言的提綱”（1867年11月）、“1867年12月16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所作关于爱尔兰問題的报告的提綱”，恩格斯的未完著作“爱尔兰史”的手稿以及他就这个問題所写的若干片断。这些第一次編进全集的手稿清楚地证明馬克思主义創始人在爱尔兰問題上的結論是建立在全面研究爱尔兰历史以及英国和爱尔兰的关系的基础上的。

在“关于爱尔兰問題的未作的发言的提綱”中，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爱尔兰的社会經济发展过程，描繪出英国第一个殖民地的人民群众所受的駭人听聞的灾难，幷根据这一分析对芬尼亚运动——爱尔兰人的民族解放斗爭的新阶段作了經典的評論。

在第二篇手稿“关于爱尔兰問題的报告的提綱”中（上述的第一个提綱是这篇手稿的基础），馬克思說明了爱尔兰受英国殖民奴役的几个主要历史阶段，指明了英国的統治給爱尔兰人民带来的毁灭性結果，以及爱尔兰工业的萌芽被消灭和这个国家被变为宗主国的农业附庸的过程。馬克思的这两篇手稿清楚地揭发了英国統治阶级的殖民政策和他們在被奴役国家进行統治的方法，特别明显而有力地揭示出爱尔兰土地关系变革的掠夺性实质，这一变革是为了英国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实現的，它表現为对爱尔兰农民的剝夺，把他們大批大批地从土地上赶走。

本卷发表的手稿“爱尔兰史”反映了恩格斯在他准备写的这本书（包括这个国家从古代到1870年的历史）上所花的劳动。从我們所得到的殘章断片来看，恩格斯打算在这本书中描繪英国殖民者对爱尔兰的奴役和爱尔兰人民許多世紀以来反对自己压迫者的斗爭的广闊图景，同时給英国殖民統治的資产阶级辯护士、反动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思想的卫道者以打击。恩格斯在“自然条件”一章里，坚决駁斥了英国的一些地理学家、經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們企图把地理环境强調为历史的决定因素，企图借助伪科学的地理考察来证明，似乎征服爱尔兰乃是英国的天职（見本卷第526頁）。恩格斯詳尽地描述了爱尔兰的气候和土壤，目的在于揭穿資产阶級作者們的謊言，他們为把爱尔兰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一事进行辯护，說什么“爱尔兰的气候已經注定了它只能为英国人提供肉类和油脂，而不能为爱尔兰人生产粮食”（見本卷第542頁）。在“古代的爱尔兰”一章里，恩格斯在反对无批判地对待爱尔兰的早期历史和对它进行民族主义的粉飾的同时，把批判的主要火力針对英国資产阶級历史学家（高德文·斯密斯等人）的沙文主义企图，他們把古代爱尔兰人描写成沒有能力創造自己本身的文化和文明而只是从外来的諾曼人和英格兰人那里承受了文化和文明的落后民族。

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以及和这一著作有关的片断中說明，古代爱尔兰的历史证明了爱尔兰人民的独立性和天賦；恩格斯强調指出，这个国家过去的历史充滿了与外来侵略者斗爭的英勇史实。恩格斯在批判英国資产阶級历史学家关于爱尔兰的著作时，揭示了整个資产阶級历史学所固有的某些特点。恩格斯揭露了資产阶级的客观主义，强調指出他們鼓吹的“客观态度”只不过是一副用来掩飾資产阶级历史学家的著作的辯护士实质的假面具，他們为了討好資产阶級而甘願伪造历史事实，把历史科学变成可以出卖和得利的商品。

恩格斯对中世紀前期欧洲一系列国家遭到的所謂諾曼人的征服的性质所作的結論，具有重要的意义。恩格斯駁斥那种把諾曼人写成是欧洲許多国家的締造者的反动的諾曼主义理論，幷指出了諾曼人入侵爱尔兰和其他国家的眞实后果。恩格斯把这些入侵称之为“强盗式的侵襲”，幷证明道，“諾曼人的侵襲引起了巨大的即使对斯堪的那維亚国家本身也毫无裨益的动乱，和这种动乱比起来”，入侵本身对历史发展的好处“是完全不值一提的”（見本卷第564頁）。

恩格斯揭露了英国殖民者对爱尔兰的殘酷剝削政策，发揮了这样的思想，即归根到底这种强制的同化政策是注定要失敗的。恩格斯指出，尽管英国統治阶級竭尽一切力量，但过去沒有能够、将来也不能消灭爱尔兰人民的民族传統，使他們屈从于英国的統治。恩格斯的著作对被压迫人民充滿热烈的同情，对資本主义殖民制度充滿强烈的憎恨。它补充了馬克思关于爱尔兰問題的意見，是捍卫无产阶級在民族問題上的原則的范例。弗·伊·列宁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爱尔兰問題上的政策提供了各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級应当怎样对待民族运动的伟大范例，这种范例至今还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443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爱尔兰問題上的眞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場，引起了有沙文主义情緒的工联領袖以及国际中馬克思主义的新的敌人——巴枯宁主义的激烈反抗。

收入本卷的一系列文章和文件，反映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枯宁的理論观点和他在国际中的破坏活动进行的不調和的斗爭。

馬克思起草的文件“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揭发了巴枯宁和他的支持者的阴謀，他們企图让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作为一个有自己的綱領、自己的組織机构和自己的領导机关的特殊国际組織加入到国际中来，以便依靠这一組織来控制国际，使它屈从于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在总委員会1869年3月9日致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的信中，批判了巴枯宁主义者的綱領的主要点——要求“各阶级在政治、經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馬克思揭穿了这一要求的实质就是資产阶級关于“劳动和資本的协調”的說教，他写道：“不是各阶級的平等——这是謬論，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相反地是消灭阶級，这才是无产阶級运动的眞正秘密，也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伟大目标。”（見本卷第394頁）

巴枯宁分子在按照他們所提的条件接受同盟的要求遭到拒絕之后，声称同意解散自己的組織，让它的成員加入国际的地方支部。但是事实上巴枯宁和他的支持者仍然把同盟当作反对总委員会及其領袖馬克思的秘密組織保存下来。

巴枯宁分子图謀在即将召开的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展开这場斗爭，在这次大会的議事日程中，由于他們的坚持而列入了废除继承权的問題。

在馬克思起草的总委員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中发揮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巴枯宁从圣西門那儿搬来的认为废除继承权是社会改革的出发点的看法，“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見本卷第415頁）。馬克思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来考察继承权的問題，证明继承权依存于現存的社会制度，幷随着这一制度的变化而变化。馬克思写道：“同所有一般的民法一样，继承法幷不是一种原因，而是一种結果，是从現存社会經济組織中得出的法律結論，这种經济組織是以生产資料即土地、原料、机器等的私有制为基础的。……我們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結果作斗爭，同經济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爭。”（見本卷第414頁）馬克思证明說，废除继承权的要求不仅在理論上站不住脚，而且在政治上有害，因为这一要求只能使无产阶级丢开它的实际任务，幷使它的同盟者一一农民同它疏远。巴枯宁的这一要求不会使社会革命开始，而只会使社会革命完蛋。

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巴枯宁分子企图篡夺国际領导权的阴謀遭到了失敗。这是巴枯宁分子同总委員会和所有駁斥巴枯宁观点、特别是駁斥他的完全放弃政治活动的說教的国际支部进行公开的和不間断的斗爭的信号。瑞士成了巴枯宁分子进行破坏活动的中心，在那里他們把罗曼語区联合会委員会的机关报“平等报”暫时变成了他們的工具。

馬克思在前面提到的通告“机密通知”中彻底考察了国际与同盟之間的关系的整个历史。在談到那些被巴枯宁分子用来作为攻击总委員会的借口的問題时，馬克思从理論上深刻地論证了国际領导机关的政策，特别是在爱尔兰問題上的政策。馬克思揭发了巴枯宁的破坏活动和两面派手法，证实他尽管正式声明解散同盟，却把它当作秘密組織保存下来。

馬克思在反对巴枯宁分子这些小資产阶級暴动主义的典型代表的斗爭中得到了国际俄国支部的支持。俄国支部是俄国政治流亡者——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和尼·亚·杜勃罗留波夫的学生們——于1870年春在日內瓦建立的。俄国支部把自己的綱領和章程寄給馬克思，同时还附有一封請求馬克思担任俄国支部在总委員会中的代表的信。馬克思非常关心俄国的革命运动，认为它是反对欧洲民主派的共同敌人——俄国沙皇政府的力量。馬克思写信給俄国支部，表示同意担任它在总委員会中的代表，信中說：“弗列罗夫斯基的以及你們的导师車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为俄国爭得了眞正的荣誉，而且证明你們的国家也开始参加到我們这一世紀的共同运动中来了。”本卷第464頁）

弗·伊·列宁认为俄国支部的活动是企图“把‘欧洲制度’的一个最先进最大的特点——国际搬到俄国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256頁）。

虽然俄国支部的成員按其世界观說来一般还是小資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但他們的巨大历史功績在于他們坚决反对巴枯宁的放弃政治斗爭的說教，以及反对他的无政府主义的暴动策略。

放弃政治斗爭的要求是巴枯宁分子当时力图用来糾合国际里一切反馬克思主义流派的基本要求。因此，馬克思在将于1870年夏天在美因茲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的議程上加进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和社会运动之間的相互关系”（見本卷第495頁）一項。但代表大会由于1870年7月爆发了普法战爭而未能举行。

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和巩固国际——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級的群众性革命的国际組織，用列宁的話来說，它“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級爭取社会主义斗爭的基础”（“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274頁）——而进行的活动，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这些活动是馬克思主义創始人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为传播科学共产主义的伟大思想而斗爭的重要阶段。正如本卷的材料所表明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学說在国际工人协会历史的最初几年里就已經在工人运动中占領了巩固的陣地，馬克思主义取得了对形形色色的、同无产阶級不相容的和敌对的流派的重大胜利。本卷所涉及的国际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工人运动中各流派斗爭的整个过程和結果，为馬克思主义学說——无产阶級在它为社会的革命改造的斗爭中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的必然胜利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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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收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沒有收入的三十六篇文章。其中有恩格斯的“‘資本論’第一卷提綱”和“爱尔兰史”、馬克思关于爱尔兰問題的未作的发言的提綱和报告、国际的一些文件和馬克思的一些发言記录等等。本卷新收入的文章中，有十六篇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其中有十四篇是过去从未发表过的。

在“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遺稿”部分收入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准备写作关于爱尔兰問題的著作过程中所写的一些文章。恩格斯为“萊茵报”和“双周評論”所写的“資本論”第一卷的书評和“‘資本論’第一卷提綱”的手稿，以及馬克思的“我对弗·巴师夏的剽窃”一文的手稿，因为同两位作者生前发表的为普及“資本論”而写的同类著作有密切联系，所以同曾发表过的著作編在一起。

“附录”收入了馬克思曾参加起草或校閱的文件，以及他在总委員会会議上的发言記录和报紙上关于发言的报道，这些发言記录和报道由于記录簡略和不全，无法收入本卷正文。“附录”还收入了馬克思的夫人和他的女儿燕妮在馬克思的直接参加下写的文章。所有这些文件对于展示馬克思領导国际的活动都是非常重要的。

馬克思曾經用各种文字草拟国际的文件，幷常常一份文件同时用好几国文字，这也表明了馬克思的活动的国际性。在准备俄文版时，参考了这些文件的数量很多的各种文字的不同版本和手稿，凡是出入較大的地方都加有脚注。文章标題从原文。

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