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声是指影视作品中除歌唱之外的语言和作为环境背景声音的人声。影视中的语言包括对白、独白、旁白等形式;环境背景中的人声语言意义较为微弱,更接近音响的作用,不在本节的讨论范围。在影视语境中的“影视语言”一词主要取语言的譬喻意义,是指影视中视觉和听觉符号构成的规范和惯例,像普通语言学一样有符号、结构和语义之间的关系,比如把“蒙太奇”叫作电影语言。因此,在本节不使用“电影语言”,而使用作为影视中语言概括的“人声”概念。
一、影视人声的审美特性
人的声音能够清晰明确地表达事件,并延伸出事件背后的含义。在人声中,对白是指人物之间的对话,它能够清晰地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形象,也能够交代故事背景、人物关系,并表现矛盾冲突,向观众传递意义。独白是人物对内心活动的自我表述,显露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独白可以“自言自语”,也可以“对人表述”,它能丰富人物性格、刻画人物的层次感。旁白是相对客观的人声,它可以介绍故事发生的背景、对事件进行评价、表达人物的想法和情感,人声在影视中的美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朴实自然的美
电影以照相为技术基础,写实是电影不同于戏剧、绘画等艺术的重要特点。相对于电影,电视的观看主要是在家庭中进行,它和生活更加接近。因此,影视中的人声,首先以贴近生活、朴实自然为审美追求。
比如,韩刚执导的家庭伦理电视剧《咱爸咱妈》(1995),在选词用语、音调语气上体现了朴实自然的风格。第20集,乔贵义和老伴的一段对白中,老伴说:“你说还让我们那个儿女咋的呀?还欠你的命啦?就打着你为孩子操劳一辈子,可你去问问这天下的父母,哪个不生儿育女,那个不吃苦受累呀,就你有功,就你了不得啦?”这是在灶间弄堂里都可以听到的话,表达父母对儿女的爱。影视对白不需要过多的修饰,也不追求华丽的言辞,不使用成语和古语词,常用土语、俚语、俗语、谚语、惯用语、歇后语、儿化词等这些口语色彩浓的词语,言简意赅、朴实受用。
又如,根据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同名小说改编凯瑞·福永导演的电影《简·爱》(2011)中,作为家庭教师的简·爱对男主人公罗切斯特先生说:“你以为我穷、低微、不漂亮,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和你一样有灵魂,有一颗完整的心!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姿色和充足的财富,我会使你难以离开我就如同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我现在不是依据习俗、常规,甚至也不是通过血肉之躯同你说话,而是我的灵魂同你的灵魂在对话,就仿佛我们两人穿过坟墓,站在上帝脚下,彼此平等——本来就如此!”人的社会地位不同,相貌和财富也不同,但面对社会时人格是平等的。在金钱和地位至上的社会里,人格平等才能赢得幸福和尊重。简·爱是一个家庭教师,这段话与她的地位角色相符合,语言生动自然,成为经典的对白。
(二)风格多样的美
上面所述的朴实自然是影视本性生发出的审美特性,发自于影视人声本身。影视是最接近生活的艺术,生活中的语言都可以进入影视之中,生活语言是丰富多彩的,影视中的人声也应该是风格多样的。一般来说,影视中人声的文词在生活基础上经过了艺术加工,它更加纯粹、集中,因此,影视的文词应该优雅,说出来的话语应该有感情,话语的内容和讲话人的身份、情境以及影片的整体格调相符合。
影视剧的对白发生在规定情境中,和具体的动作联系在一起,它是用来揭示人物内心活动和思想的。人物的内心通过肢体、脸色和语言表现出来,语言在传达思想感情、体现特定情境的时候和肢体动作、面部表情相结合,就有了动作性。因此,使语言具备动作性、让观众在获得信息的同时真切地体会到感情,不仅意味着信息传递的准确性,而且它是生发审美体验的基础。在《影视语言表现技巧》一书中,作者伍振国以“你好哇”三个字为例说明语言动作的丰富性,认为它:“既可以表示问候,也可以表示讽刺,还可以表示捉弄,又可以表示威胁。”[354]它可以通过不同的语调表达关爱、问候、逗耍、怀疑、指责、无奈、恐吓等语言行为,以此打动观众。
影视人声的美也体现在话语中拟声词的应用、语境的变异等方式。比如,沈好放执导的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1998)中一段对白:
大民妈:“小病干吗不来?还没过门儿就涮我。”大民:“没有,妈。真是小病。他就是上厕所,啪叽,脚踩尿池子边上,把脚给崴了。刚出厕所吧,咣当,脑袋就撞电线杆上了。哎哟,这么大一个包……”
这段话里通过“啪叽”“咣当”等拟声词形象地描摹了事物发出的声响,使人如闻其声、如历其景,形象生动、精练鲜明,提高了表达效果、产生了审美意趣。引动人的情感、给人带来审美愉悦,是影视作品的美学目的。不同类型的作品带来的情感愉悦和思想启迪价值是不同的,有的轻轻抚慰人的心灵,有的强烈冲击人的精神,有的让人捧腹大笑,有的让人泪水涟涟。这都要求人声有趣味、有美,因此,影视的人声可以是温柔的、豪壮的、沉稳的、幽默的……它们都是不同的情感形式。
(三)意味悠远的美
好电影中的经典台词,常常和画面配合创造诗情画意,同时,它们本身就是诗意化的表达,能够激发观众的联想和想象,产生令人回味无穷的魅力。比如,张艺谋执导的《活着》(1994)中“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什么福分了。”香港导演陈可辛执导的《中国合伙人》(2013)中“不要总在过去的回忆里缠绵,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郭帆执导的《流浪地球》(2019)中“下达最后的命令——活下去”等,它们都是诗意的,用简洁的语言表达了深刻的哲理,甚至能够脱离影视语境成为生活中的流行语。
影视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仍然需要通过哲理表达揭示生活真谛,这可以给观众带来长久的回味,同时使影视作品具备经典性。就是说,要在世俗生活的表象中升发出普遍性的人生道理,引起观众的共鸣,这种功能常常通过人声来表达。
比如,根据法国作家雨果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悲惨世界》[355]中,米立艾主教人格高尚、舍己为人。在花园中的场景,画外音说:“米立艾主教喜欢花,他常说,美像有用的东西一样,也许更有用,一个人与世无争就是因为他认识到,在这个把个人幸福建立在许多人痛苦上的世界里,有用的东西往往是丑恶的。”这段话批判了功利地看待世界的态度,揭示了把个人幸福建立在别人痛苦基础上的丑恶,肯定了美和善的统一性。
又如,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1975)中,有一段幸子和父亲对话的台词。
幸子:我死了以后就你们俩,爸爸和妈妈,就两个人,晚境太冷清了。
父亲:冷清?有什么冷清的?就算,退一万步,真的出了什么事,你真的不在了,爸爸和妈妈,还有十七年来的回忆,有我们一片心血养育你的回忆呢。
幸子:人不能靠回忆生活!
父亲:幸子!这可不是一般的回忆啊,这是我们对你十七年来的回忆,这十七年说起来简单那可是漫长的岁月,你从爱哭的小不点儿,慢慢地会站,会走,会说,会跑,识字写字,我们一一地回想起来,真是回味无穷啊。
在日常语境中,死亡是一个哀痛、黑色或忌讳的话题。在影片中,父女二人直面死亡问题,没有刻意回避,没有呼天抢地,没有躲躲闪闪,而是在理性和深情的讨论中,让观众感受生命当中每一时刻的珍贵,以此战胜死亡、超越死亡。
受好莱坞的剧情片影响,印度导演拉克什·罗斯汉执导的动作娱乐片《血洗鳄鱼仇》(1988),讲述了一个印度女子复仇的故事,表达了好人得以申冤、坏人受到惩处的理念。片中的女主人公阿尔蒂面对欺骗、杀害她的恶棍桑杰,发出了强有力的女人宣言:“你这流氓,你还懂得什么是女人,你不过是把女人当作玩物消遣罢了。真正的女人你还没见过呢!你熟悉的只是女人的肉体,女人的品格你熟悉吗?你品尝过风流女性的温柔,可你领教过伟大女性的刚烈和气概吗?女人的外表是柔弱,可是一旦需要,她们身上显示出来的毅力,完全能够制服像你这样的卑鄙家伙。”这就从善恶果报的剧情故事中升华出普遍性的精神内涵,使观众在获得惊险、刺激的同时,深刻地体验到伟大女性的气质之美,从而确定了影片的经典地位。
二、影视人声的作用
在无声片时代,要靠演员的表演来弥补人声的缺失。卓别林的无声电影就是这样,用肢体表演配合情节发展,加上一些简单的字幕,使观众懂得影片的叙事。对卓别林来说,高超的表演技巧和优秀的体魄体能是做一个好演员的必要条件。在有声电影出现之后,随着录音设备和技术的不断完善,人声就成了影视作品不可或缺的表现元素,它和画面相互补充,在揭示人物心理活动、叙说事件的背景和意义等方面,大大提高了影视作品的整体表现力和审美水平,开拓出了新的审美空间。总体来说,影视人声具备三个主要的作用,它成为影视审美的基础。
(一)刻画人物性格
在社会上,人的出身、阅历、文化教养和社会地位是不同的,它们综合起来体现为性格的差异,性格的差异体现为人说话的内容、方式、语气等方面的不同。在中国传统的小说、戏剧理论中,强调话语要是某个人的“声口”,就是语言的性格化问题。
和文学相比,影视的人声更多地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影视画面不断变换,人物语言要和画面相互补充、对比和呼应,实现与画面叙事、抒情的平衡。因此,语言必须简要精练,配合画面和情节,尽可能使用简单化、口语化的形式。
例如,在王扶林执导的电视剧《红楼梦》(1987)中,刘姥姥一进荣国府,王熙凤确定给予帮助,她说:“我们这个家外头看着虽是轰轰烈烈,殊不知大有大的难处,说给人也未必信。如今你大老远来,又是头一回张口,怎么好让你空手回去呢?”之后,刘姥姥听说给她二十两银子,对王熙凤说:“我也知道艰难啊,但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姑奶奶您拔根汗毛也比我们的腰粗啊!”这段对话和王熙凤、刘姥姥的身份与性格很符合,王熙凤能说会道、精明能干,刘姥姥朴实善良,在欣喜之下口不择言。(www.xing528.com)
又如,由张绍林执导的电视连续剧《水浒传》(1998)第33集,在除夕给晁盖上坟,其他兄弟斟酒致祭、措辞严谨,李逵则不同,他端起大碗说:“晁大哥,我们弟兄都挺好,今儿过除夕,我们要喝酒吃肉,给你也弄了一份,一块儿吃喝,一块儿痛快!”寥寥数语,把李逵和晁盖的关系、李逵的性格以及对晁盖的感情表达出来,这种性格化的语言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推动叙事进展
影视中人声要和画面结合在一起,作为叙事元素发挥作用。在前文电影叙事学一章,我们介绍了法国学者若斯特对影视叙事和视角关联的讨论,若斯特认为,在画面对道白置换的过程中发生了视点转换。若斯特没有讨论道白在推进叙事进展过程中的意义,一般来说画面为主,画面能够表现时不要使用声音;声音为辅,它用来弥补画面的短板、推动叙事的进展,其方式可举例如下。
比如,用人声勾连间断的时空。影视作品中画面转接产生的时空变换常用人声来表达,在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中,辛德勒就建工厂的事和两个投资人谈判,投资人嫌价钱太贵,辛德勒反问说:“太贵了吗?”接来下转场,辛德勒的工厂已经开工,表明投资人同意了出资办厂。
在电影中常常使用画外音压缩事件或者时间,实现时空的跳跃和过渡,也使用画外叙述交代视觉上没有出现、画面中缺失的内容。比如,在电影《红高粱》(1987)中关于李大头被杀的画外叙述:“就在我奶奶骂他爹的时候,十八里坡已经出了事。李大头给人杀了。究竟是谁干的,一直弄不清楚。我总觉得这事像是我爷爷干的。可直到他老人家去世,也没问过他。”关于罗汉被杀的画外叙述:“据我老家的人说,我罗汉爷爷是当了共产党,受指派收编各路地方武装一同抗日。我看过县志,县志载:日军抓民累计40万人次,修筑张平公路,毁稼禾无数,杀人逾千,刘罗汉在青杀口前,被日军剥皮凌割示众。刘面无惧色,骂不绝口,至死方休。”这就保证了观众在认知上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有利于观众对故事的前因后果的理解。
在影视中,常常使用声画对位的方式推进叙事、制造效果。比如,悬念片大师希区柯克执导的《蝴蝶梦》(1940)开头女声的画外音旁白,通过声画同时出现来制造悬念:
“昨天夜里,我在梦中又回到了曼德利。我好像在铁门前停了一下,铁门阻拦着不能过去,路被隔断了。”
(镜头向大路推进,在铁门前停下。)
“像所有的梦中人一样,突然我产生了一种神奇的力量,像一个精灵似的穿过了面前的障碍。”
(镜头推进,从铁门的栅栏穿进去,照着大路,昔日的大路两旁已长满野草。)
……
“曼德利,神秘而寂静。月光可以使幻觉变得更为奇特。突然,我感到光亮像是从窗内射出来的,一片乌云遮住了月亮,像是一只黑手在人的脸上停了一下。幻觉随着消失了,我看见的只是荒凉空荡的旧居。”
(月亮被乌云挡住,大地暗淡下来。窗上的光熄灭了。停了片刻,月亮又悄悄地从乌云中露出来。)
这段声画对位是文德斯太太对梦境的叙述,为她和先生之间的爱情往事,以及她在曼德利庄园的经历留下了巨大的悬念。
又如,声画可以不同时出现,在人物出场之前先闻其声,以此吸引观众注意、设置悬念。在张艺谋执导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中,老爷没有画面只有声音,以此来制造老爷的压迫感,使剧情呈现出沉重的情感调质。再如,根据马里奥·普佐的同名小说改编,由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执导的电影《教父》(1972),讲述了以柯里昂为首的黑帮家族的发展过程,以及柯里昂的小儿子迈克接任父亲成为黑帮首领的故事,在影片中多处使用声画对立,使抒情的声音和冷酷残暴的画面相对立,以此突出残酷性质、制造悬念并推动情节的发展。
(三)表达思想感情
言为心声,语言是思想感情的表现,影视作品中的对白直接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意图。画外音也可以叙说画中人的思想感情,以及对画面内容的判断和评价。独白主要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心理动机,它或者以自我为交流对象,或者用演讲、答辩、祈祷等形式进行述说,或者用他人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心态。影视人声可以表达明确的思想感情,也可以表达内在的潜意识和梦呓,从而和剧情、画面、人物构成复杂多样的关联。
比如,姜文执导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1993),旁白是成年马晓军的画外音,马晓军在雨夜向米兰表达爱情,画外音说:“也许我和米兰根本就不认识……”马晓军在老莫饭店殴打刘忆苦时,画外音说:“千万别相信这个,我从来没那么勇敢过……”它表达马晓军的内心世界,描写画中人物的复杂心情和感受,当这种描述和画面内容相互解构时,就表达了马晓军的矛盾心理,也预示了人的意识、记忆以及影像世界的虚幻性。
在希区柯克的惊悚片《惊魂记》(1960)的结尾,心理学家向大家描述具有双重人格的杀人凶手诺曼·贝茨的心理和行为,是理性的解说。在周星驰执导的《大话西游》(1995)中,至尊宝发现自己真正爱着的是紫霞,他说:“曾经有一分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我会跟那个女孩子说我爱她……一万年!”这句话不仅表达了至尊宝的思想感情,也说出了人们在爱情中的懦弱和执着,引起观众的共鸣。
对思想感情的表达可以有清醒的独白,也可以有梦中的呓语,它们和故事情节、影视画面结合在一起,服务于作品的理念内容。根据莎士比亚同名戏剧改编、英国导演劳伦斯·奥利弗执导的《哈姆雷特》(《王子复仇记》,1948)里著名的“生还是死”的内心独白,就是一种思想,它是对生死问题的哲学思考,也是莎士比亚发出的对人生价值的追问,它真诚、坦荡、感情充沛,表达了高度的理性精神。
法国导演阿伦·雷乃执导的《广岛之恋》(1959),不同于经典电影的时空观念,把传统影片的线性时间变成错综复杂的“心理时间”,探测人的深层心理和潜意识领域,表达记忆的梦魇和意识的流动。影片片头,晶莹的露珠和汗粒变成了可怕的原子尘,裸露地相拥的人体慢慢变成被原子弹辐射后丑陋腐烂的尸体。对话说:
她:比方说医院,我看见了。我的确看见了。广岛有一家医院,我怎能看不见它呢?
他:你没有看见广岛的那家医院。你在广岛什么也没有看见。
她:四次去博物馆……
他:是广岛的博物馆吗?
她:四次在广岛博物馆。我看见人们来回走动。人们在图片中,在复制品中来回走动,若有所思,若有所寻……人类的皮肤在飘浮,生命在延续,依然处在剧烈的痛苦之中。
时光似水,往昔如梦,这段对话是意识和潜意识的流动,把和平与战争、过去和当下、现实与梦境、日本广岛和法国的城市内维尔连在一起。美国学者波布克说:“在整个段落中,人声继续交谈着,节奏并不中断,仿佛毫不考虑解说的目的。在剪辑上是违反常规的:让流动的影像去和对白相配。”[356]正是人声和画面的暧昧关联,形成《广岛之恋》的朦胧语义,确定了它不同于传统经典电影的新的表达形式。
需要说明的是,在影视作品中,人声的三类作用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经常混合在一起发生作用。话语在刻画人物性格的同时也表达思想感情、推动情节进展;推进叙事进展、弥补画面缺失的人声也可以包含性格因素和思想情感;即使“纯粹”思想感情表达的“独白”又何尝不是性格的表露、叙事的环节呢?因此,把它们分开描述是行文的权宜之计,只是意味着它在某一方面的作用比较突出而已,人声和画面共同实现了影像的叙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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