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解析

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1918～1990），法国哲学家，结构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阿尔都塞反对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解释马克思主义，他从结构主义来解释马克思的著作和思想发展。阿尔都塞的主要著作有《保卫马克思》（1965）、《读〈资本论〉》（1968）等。

阿尔都塞认为，把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解释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生产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在此背景下，人就会缺乏相对的自主性。社会是由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种实践活动构成的，它们同等地发挥着作用，这是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多元决定论最终走向结构决定论，这种理论体现在阿尔都塞于1969年发表的经典性论文《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中。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和意大利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有承续关系。葛兰西认为，国家不能归结为（镇压性）国家机器，还应该包括若干由“市民社会”产生的机构如教会、学校、工会等。葛兰西把这些机构看成是市民社会的领域，在这一领域，可以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统治和被统治者对霸权的反抗。阿尔都塞把这些机构看作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强调它的统治特性，也就消解了大众反抗的积极性，这是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不同之处。

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及其功用

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由希腊语汇“理念”（edios）和“逻各斯”（logos）合成，它的本意是“观念学说”（doctrine of ideas）或“观念科学”（science of ideas）。在早些时候，“意识形态”被认为是“性质上属于心理学的谬误的领域，它不像蓄意欺骗，不是有意的，而是从某种因果决定因素产生的必然的和无意的结果。”[224]英国哲学家培根认为，人们生活在“族类”“洞穴”“市场”“剧场”等四类假象中，这四类假象自以为是地构建了“一切公认的学说体系”，它和人类的生理——心理结构、人所处的环境、所受的教育以及交往语言有关，这可以看成是“意识形态”概念的先驱。下面，我们对意识形态相关问题的要点进行阐释。

（一）意识形态的概念和含义

18世纪欧洲启蒙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要摆脱教会的思想钳制，他们崇拜人的理性，用理性来评判和衡量一切存在和秩序，被黑格尔理解成“用头立地”的时代，这使得世界成为虚构的“意识本身”，为“意识形态”概念的确立开辟了道路。

一般认为，“意识形态”一词是19世纪法国贵族、学者安东尼·德斯蒂·德·特拉西创造的。1754年特拉西出生于巴黎，他支持改革君主政体。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被投入监狱，在狱中研究孔狄亚克和洛克的著作，创立了“意识形态学科”。相对于大革命的恐怖和残暴，特拉西的意识形态学科属于“理性政治学”。出监狱后，特拉西任法兰西研究院伦理学和政治学部的院士，写有《意识形态的要素》一书。在书中，他认为感觉是认识的基础，来自宗教和其他权威的知识如形而上学是谬误的，因为它不能直接还原为感觉，意识形态的任务是把包罗万象的知识还原。从政治学的角度，他强调了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政治见解，把它作为意识形态，使意识形态成为对各种荒谬现象进行批判的工具。

1802年，拿破仑在宗教力量的支持下恢复帝制，他取缔了法兰西学院伦理学和政治学部，批评特拉西的意识形态理论是耽于幻想、空洞的理论，把他看来带有负面价值的宗教和哲学思想都贴上了“意识形态”的标签。以拿破仑在当时欧洲的地位，他的观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于是，“意识形态”成为一种虚假的观念的代名词。

马克思沿用了拿破仑对意识形态的贬义用法，对意识形态的否定更加彻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批判了“意识决定生活”的世界观的荒谬性，因为它是从纯粹的观念世界出发形成的意识，是虚假的、颠倒的。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社会实际上已被利益的冲突撕裂，但为了不让它崩溃，这些对立被掩盖以思想观念。这些思想观念为社会的和经济的权力的不平衡分配辩护，努力将社会描绘为有凝聚力而非冲突的。”[225]控制了生产与分配的统治阶级，必然也会控制思想的生产和分配，“意识形态”服务于社会经济关系的稳定，用各种各样貌似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来掩盖社会关系的本质，为社会的不平等辩护。

由此可知，意识形态属于思想意识领域，是一种虚假社会关系的反映，它能够转换成物质力量，具有实践性，为统治阶级所掌握，服务于社会的不平等。

（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阿尔都塞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观点，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强制性的国家机器，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机器的功能来实现他们的目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了国家机器的强制性、镇压性特征。

阿尔都塞认为，要区分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镇压性国家机器包括政府、行政机构、军队、警察、监狱等，它具有强制性，是依靠暴力发挥作用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之不同，它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发挥其功能作用。强制性国家机器首先并主要使用强制手段，辅之以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同，阿尔都塞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首先并且主要是利用意识形态方式来发挥其功能作用的，其次才是使用强制手段，虽然在终极意义上讲，它只是淡化的、隐蔽的，甚至是象征性的（绝对没有纯粹的意识形态机器）。”[226]

阿尔都塞列举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类型，它包括宗教的（各种教会系统）、教育的（各种公立和私立学校系统）、家庭的、法律的、政治的（政治系统，包括各个党派）、工会的、传播媒介的（出版、广播电视等）、文化的（文学、艺术、体育比赛等）等等，它们和强制性国家机器的不同，可以通过表9-1看出来。

表9-1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强制性国家机器的比较

在一个国家中，统治阶级掌握着国家机器，也掌握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国家机器保证统治秩序的有效运作，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体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了保证长久的统治，统治阶级一定要行使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使得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强制性的国家机器相互配合，实现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功用

强制性国家机器是一个镇压机构，它的任务是用武力来保证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政治条件。阿尔都塞认为，主要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保证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多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育、宗教、家庭、政治、工会、传媒、文化等机器）分担着不同的生产关系再生产的任务。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教会，它具备宗教、教育、传播和“文化”等多种功能。在资本主义阶段，各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用自己的方法来服务于共同的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目的。他说：“政治机器的方法是使个人臣服于政治的国家意识形态，即臣服于‘间接的’（议会制的）或‘直接的’（公民投票或法西斯主义的）‘民主’意识形态。传播媒介机器则利用出版、广播和电视这些传播工具按日常服量向每个公民灌输民族主义、沙文主义、自由主义、道德说教……宗教机器的方法是在布道和其他（如生日、婚丧等）一些大仪式中提醒人们：人如果不爱他的邻舍到那人打了他右脸他再伸出左脸的程度，那他就不过是一把尘土罢了。”[227]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头号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教育国家机器。

阿尔都塞认为，学校教育中的专门知识（法文、算术、博物学、科学知识和文学）隐匿着统治意识形态，另外一些知识如伦理学、公民教育和哲学则是提纯的统治意识形态。当学生进入社会、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从事不同的职业时，他们便获得了和其职业任务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比如对被剥削者，就提供一种‘经济高度发达的’‘做好本职工作的’‘言行合乎道德的’‘履行公民职责的’‘发扬民族精神的’和不关心政治的意识；对剥削的实行者则提供一种向工人发号施令并对他们大谈‘人际关系’的能力；对压迫的实施者要提供一种维护秩序和强迫‘无条件服从’的能力，或是一种巧妙应付政治领袖的言论所造成的煽动性后果的能力；对专业意识形态工作者则要提供一种利用推崇、蔑视、欺诈、煽动的方法对人类意识的不同层面加以分别处理的能力，以使其适应伦理道德、乐善好施、‘超验存在’、民族精神和法国的国际作用等等滥调。”[228]

虽然从表面上看学校是清除了意识形态影响的、中立的环境，但它的各种类型的专门知识都隐含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保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大量进行。

二、意识形态的特征和功能(www.xing528.com)

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意识形态”概念是指支配个人心理及社会集团心理的观念和表象体系，它作为来自不同阶级立场的片面、扭曲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强调意识形态的实践性，赞成对意识形态进行严厉的理性批判，他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有以下几个要点。

（一）意识形态没有历史

阿尔都塞指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把意识形态和形而上学相提并论，指出“形而上学同伦理道德（亦指意识形态的其他形式）一样没有历史。”[229]在马克思这里，“意识形态被看作是一个纯粹的幻觉，一个纯粹的梦，即乌有之物。”[230]因此，意识形态就是一种想象的构造物，它只具有空幻的意义，就像“梦”一样属于想象之物，是虚无的，可以显现于漫不经心的序列和状态中，不具有实际意义。阿尔都塞认为，这正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所论述的哲学和意识形态的情形。

在阿尔都塞看来，在马克思这里意识形态是一种想象的拼合物，一个纯粹的梦，空虚而无意义，它有两个含义：其一，它是被通晓权力的人制造出来的乌有之物；其二，个别意识形态有其自身的历史，但意识形态没有自身的历史。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阿尔都塞套用弗洛伊德的概念，认为“意识形态没有历史”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是永恒的，亦即它没有历史”有着直接的关系，或者可以转述成：“意识形态是永恒的，就像无意识一样。”[231]这是在弗洛伊德的一般无意识理论的意义上，提出一般意识形态的理论。像无意识一样，一般意识形态无所不在，以其永不改变的形式贯穿于历史。阿尔都塞认为，一般意识形态有别于宗教、教育、艺术等个别的意识形态。个别的意识形态依赖社会形态的历史，但一般意识形态没有历史。

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在拉康的主体结构论中被表述为“实在界”，实在界是主观世界，它没有历史，聚集了人的欲望和本能。在此，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可以和拉康的“实在界”相对应。

（二）意识形态是一种“表象”

在这种表象中，“个体与其实际生存状况的关系是一种想象关系”。[232]阿尔都塞承续了拿破仑、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他认为，意识形态再现了个体与其实际生存状况的想象关系，它意味着个体对于现实的一种“想象性畸变”。在意识形态中，人们以想象的形式来再现他们实际的生存状况，宗教的、道德的、法律的、政治的意识形态和许许多多的“世界观”大都是想象出来的，它们构成一种幻象，与现实不相符合，又映射着现实。就是说，意识形态是实在的一个幻象或隐喻，必须对它进行阐释，才能发现意识形态构成的表象世界背后的实在世界。

人们常常使用想象性换位的方式来再现他们的实际生存状况。阿尔都塞认为，有两种突出的想象性换位方式：一是教士和专制君主编造了美丽的谎言，使人们相信自己是在服从上帝，实际上却是在服从他们，这是通过控制人的想象力的方法来奴役人的心灵。二是费尔巴哈认为的，在人的自身生存状况中到处存在的物质异化，从而人对他们的生存状况产生了想象性畸变。阿尔都塞说：“‘人们’在意识形态中所‘再现’的东西并不是他们的实际生存状况即他们的现实世界，而是他们与那些在意识形态中被再现的生存状况的关系。”[233]人的现实生存状况被“意识形态化”了，它经过意识形态洗礼，变成了一种“想象性的表象”，这就使得意识形态不可能再现现实的生产关系（及其衍生的其他关系），“而是再现了个体与生产关系及其衍生的那些关系的（想象的）关系状态。因此，意识形态所再现的东西就不是左右个体生存的现实关系系统，而是这些个体与他们身处其中的现实关系的想象关系。”[234]

意识形态再现的是想象性关系，这种再现就是拉康意义上的“误认”。拉康认为，婴儿在6个月至18个月时处于“想象界”，在镜中看到自己和母亲的完整形象，误认为自己的身体是完满而协调的，它是通过镜像对自我产生的虚假的完满感。实际上，这种完整的映像只是一种错觉，他还不能把自己的表象和母亲的表象区别开来。由此可知，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界定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有着内在关联。

作为一种表象，意识形态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阿尔都塞认为，一种意识形态总是存在于一种机器及其实践或常规之中。人类主体的观念存在于他的行动中，它与个体的物质实践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些实践都被一种“物质的仪式”所支配。阿尔都塞举例说，某个个体信仰上帝，就会以某种方式做人，并且“参加某种有制可循的意识形态机器的实践。”[235]比如，去教堂参加弥撒仪式、跪拜、祈祷、忏悔、苦行等。个体信奉并且践行着意识赋予他的观念，作为个体，他也在物质实践活动中表明了自己的观念。

意识形态的实践落实于仪式之中，小教堂中的小弥撒、葬礼、体育比赛、学习日、政党集会等都属于仪式，仪式是由物质的“意识形态机器”所规定的。人从来都是主体，都在连续不停地实践着意识形态的仪式，这是意识形态发挥其影响力和作用的途径。

（三）意识形态把个体询唤为主体

“询唤”一词是从法国立法程序中借用过来的，它的意义是存在着一种对个人有号召作用的社会结构和实践，来赋予个人社会身份，把它们建构成主体，使个人不假思索地接受一定生产关系体制内的角色。

阿尔都塞的“个体”可以理解成尚未获得社会规定的自然人，“主体”可以理解成获得社会身份、成为社会角色的社会人。在阿尔都塞看来，个体一直都是主体，甚至在出生之前就是主体了，围绕着孩子出生是有“意识形态仪式的”，孩子出生前就存在于家庭的意识形态（夫妻之爱、父母之爱的温情）中，他（她）将接受父姓、被家庭和社会关系所认同，这是家庭意识形态构型对孩子社会身份的建构。

意识形态具有一种能动作用，它通过在个体中“招募”主体或把个体“转变为”主体的方式来产生效果、发挥作用。阿尔都塞把命名事物、规定意义叫作显明性，你我作为主体是显明的，它是一种基本的意识形态效果。他举例说：在街上认出从前的某个朋友时，我们用“喂，我的朋友”来招呼，之后去握手，表明已经认出他，他也认出了我们，这就是日常生活中意识形态的物质仪式的实践。其中，握手、称呼、相认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实用仪式，在这一仪式中确认你和朋友成为主体。

意识形态对人的“询唤”无处不在，它把具体的个体“构成”主体。一个人走在街上，警察召唤他说：“嘿！说你呢！”这个人就会转过身来。阿尔都塞说：“就这样仅仅做个一百八十度的转身，他就变成了一个主体。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已经承认那个召唤‘的确’是冲着他的，并且认为‘被召唤者确实是他’（而不是别人）。”[236]就是说，警察的召唤属于某种意识形态，个人在转身的瞬间就被某种意识形态变成了带有其烙印的“主体”。

阿尔都塞以宗教意识形态为例来说明意识形态如何把个体询唤为主体。在《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三章记载，“上帝（耶和华）在云中讲话，他对摩西喊道：‘摩西！’摩西回答：‘正是在下！我是你的仆人摩西。吩咐吧，我听着呢！’于是上帝对摩西讲话，并对他说：‘我是我所是。’”[237]阿尔都塞认为，在这段对话中上帝是主体，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把作为个体的摩西询唤为主体，摩西承认被询唤，承认他是一个臣服于上帝的主体。在这里，“上帝才是主体，而摩西以及那些作为上帝子民的主体，即主体所询唤的对话者都不过是他的镜像，即他的映像罢了。”[238]上帝作为“大主体”把个体询唤为主体，也是主体对主体的复制。因此，阿尔都塞认为，“所有意识形态的结构——比如奉独一无二的绝对主体之名把个体询唤为主体——都是映照，即都是镜像结构。而且它是一种双重映照：这种镜像复制由意识形态所构成，而它又确保了意识形态的功能作用。”[239]

当个体被询唤为主体之后，他就成了询唤者的“镜像”和“复制品”，就形成了（个人性的）主体对（普遍性的）大主体的臣服，以及多个个人主体之间的相互认识、自我认识，从而按照这种认识来做人行事。这时，主体的工作在意识形态的支配下是自由自觉的，“他们被安顿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仪式所支配的实践之中。他们承认现存事物的状态……承认他们须服从上帝，服从良知，服从神甫，服从戴高乐，服从老板，服从工程师，要‘爱人如己’等等。”[240]作为询唤者的镜像，个体将自由地屈从于主体的诫命，接受他的臣服地位，完全自行做出俯首帖耳的仪态和行为。

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角度看，询唤者往往是“大主体”如上帝、国家、民族等等，被询唤的主体具有双重特点：它是自主的存在物，是自觉地按照意识形态要求来行动的主人；它也是一种从属的存在物，除接受意识形态奴役的自由外，没有任何其他自由。“询唤”带有拉康人格理论中“象征界”的特点。拉康认为，在象征界，幼儿进入社会已经存在的语言符号体系，从而成为主体。阿尔都塞认为，社会的意识形态先于个体而存在，通过意识形态的“询唤”，个体进入特定的社会秩序之中，就把个体改造成为主体，使个体服从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自觉接受驱遣，成为国家机器驯服的臣民，产生出归属感、参与感、安全感和荣誉感，并且保证这种“误认”不被识破。

由此，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构成了电影中意识形态批评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