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世界的革命悲剧：现有状况

经过上文分析，人们能看出，雷蒙德·威廉斯的现代革命与悲剧观念密不可分。结合其革命实践及观念，威廉斯把革命看作悲剧的一种，并赋予革命以悲剧性内涵。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过程中，“历史的必然性”能够实现与否来判断悲剧的观点不同，威廉斯则坚持认为，现代社会主义革命自身就应该被解读为悲剧。在从日常意义、深层意义论及革命悲剧角度深解后，我们不禁要问：社会主义革命悲剧理论的悲剧性是什么？在哪些形式中，人们能见到革命悲剧呢？

（一）社会主义革命悲剧观念的悲剧性

威廉斯自觉认同并践行着社会主义革命观念。在他看来，社会主义革命力图揭穿金钱至上的谎言和种种特权的不公资本主义情境，真正承担了解放被压抑和扭曲的人性之使命和颠覆资本主义秩序的重任，从而能把人们从混乱的无序中拯救出来，建立一个涵盖全部人类的平等、民主的美丽新世界。威廉斯也深知，这一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努力去改善人类各项无法忍受的状况的革命，其本身就有指向最高解决方案及一劳永逸的秩序之终极含义。姑且不论这一非常美好的前景是否注入了理想主义的成分，这一旨在解放“天下所有人的绝对人性”^[134]和使所有人类得到拯救的社会主义期望，不管在起源上还是行动中都难免是悲剧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起源之所以是悲剧性的，是因为威廉斯意识到，一方面它根植于社会中极端混乱的无序状况，原有秩序在此失落，其中一部分人不可避免地被剥夺了人性；另一方面，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笃信自己有着光明前景和美好未来，但它毕竟在真实的诸多苦难与邪恶中产生，它无时无刻不面对暴虐、恐怖、残酷、畏惧等情况与境遇。在革命里，尽管这两方面或许是暂时的，但也难免给人带来怜悯、震惊、恐惧、痛苦等悲剧性体验。此外，社会主义革命的行动也富含悲剧意义。因为革命对象并非是上帝或无生命的物体，它也不仅仅是对社会机构及制度进行的讨伐——革命的斗争对象是真正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血有肉的人。所以，无论是暴力革命过程中带来的残酷镇压、流血和死亡，还是长期革命建构中种种必要的妥协、压力与牺牲，总会因为与一些人紧密相关而显出无法回避的悲剧色彩。这也是无论乌托邦主义（utopianism）还是革命浪漫主义（revolutionary romanticism）均“恰如其名地掩盖或稀释”^[135]的重要事实。

如是，继承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念的威廉斯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观念在起源及行动中有双重的悲剧意义。不过在具体操作中，革命行动的悲剧性远远比上述情况要复杂得多。社会主义革命在实践中会遇到许多反对、阻碍的情境，革命也会有一些不充分的错误之处。它们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观念相悖或抗衡，故不论其性质及表现如何，它们都是革命中的悲剧性因素。它们也与社会主义革命观念夹杂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现实世界中正在进行的革命悲剧。

（二）现实革命悲剧的两种形式

在威廉斯看来，现实革命悲剧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革命行动中的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还有一种是革命的异化（revolutionary alienation）。

1.革命行动中的虚假意识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及核战争之后，欧洲社会弥漫着消极的反战主义（inert pacifism）思潮。它一门心思地企图排除暴力革命及战争，希望凭借辩论、协商等方法形成“缓慢而和平的建立共识”^[136]的革命。威廉斯觉察到，这一怪诞思想是自私而伪善的虚假意识。他尖锐而深刻地揭示，这一蕴含“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战争”的思路，实际上是缺少定语的修饰及指涉。如果人们继续追问“是谁的代价”，答案就呼之欲出了——实际上，这一反战的“和平思想”是以不惜牺牲其他人的一切代价来防止战争的。这些阻止暴力手段革命的人们身居相对安全和平的氛围中，暂无战争等危机之虞。他们打着精明的如意算盘：一方面，他们顾虑别处的动乱与骚动会波及自身；另一方面，他们担忧那些饱受剥削与贫困的人们在改变自身处境后，会威胁到他们自己目前的安逸生活。所以，他们有的对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等革命运动视而不见，有的罔顾其他人正在承受失序之痛楚并加以反抗、自我解放的行动，有的讨价还价、做出虚伪的承诺，如此种种，他们希望利用镇压手段或经济、政治策略的控制，默许无法忍受的现状并把其维持下去。说它们是虚假意识，是因为它们根本不愿投入解放人类的行动中去，且与意图改变压迫等苦难的真实革命行动相左。这些阻挠革命的观念及做法，是出现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不折不扣的悲剧。(www.xing528.com)

这一借助辩论和达成共识以建设没有暴力的“和平”革命的虚假意识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由于当下太多群体和个人的人性被限制，他们有的因忙于抗争自顾不暇，有的因屈服权势及压力而耽于扭曲状态。总而言之，他们没法形成有效的讨论，“和平”革命的结果也就无从谈及了。其次，“真正的困难在于我们就这一程序变得沉默寡言”^[137]。这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它并没有实际的解决方案。^[138]这也说明，不但以暴力为途径的革命依然有效，而且和平达成共识的过程是一场虚幻的悲剧性错觉。另外，如威廉斯声称的那样，“在任何一个西方社会里，实际上只有极少数人像我们在理论上所主张的那样放弃了暴力”^[139]。西方国家进行的军备竞赛，核武器及生化武器的研发，都是对其所提议的、没有暴力的革命的深深讽刺。这些国家“本身就是依靠暴力建立或维护的，而且会不假思索地用暴力来对付世界上那么多国家的人民”^[140]。他们编造谎言和借口将暴力合法化，来反对和镇压自我解放的革命行动。例如前文所言，美国介入越南战争以及工党对此的赞成态度。再如威廉斯提及，在他20世纪60年代撰写《现代悲剧》的时候，英国正在镇压南阿拉伯半岛联邦的解放运动。这种阻碍解放、助长无序的行径也是真实革命中的悲剧。

毋庸置疑，这些虚假意识滋生了搅乱革命，打破即将建成的新秩序，并使之复归于失序状态等混乱状况，造成了无序状态不断重演及增长的悲剧性后果。面对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与日俱增的残酷剥削，以及打破上述不平等状况的愈来愈多的诉求和真正的革命行动；越来越多的国家及地区自愿或被迫卷入革命及战争中，不断形成实际的危险和悲剧性体验，无序范围的边界也在被不断扩大。这一无序状况非但没有如虚假意识预料的那样，使自己抽身或逃离；反而以形形色色的方式持续地渗入社会，以致“不堪忍受，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它都会通过我们的行动和反应进入我们的生活”^[141]。在初次讨论革命悲剧时，威廉斯曾说过：“朝鲜、苏伊士、刚果、古巴以及越南都是我们自身危机的名称。”^[142]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出版的《现代悲剧》编后记中，威廉斯认为这一悲剧性的混乱、无序状况非但没有得以缓解，反而愈演愈烈，还要加上“捷克斯洛伐克、智利、津巴布韦、伊朗、柬埔寨”^[143]等新的名称。结合威廉斯自身的生存经验，特别是他曾参加令其深恶痛绝、胆战心惊的摧毁人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威廉斯给出了采取“完全不同的和平举动”^[144]的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他指出，人们必须从观念上摒弃虚假意识，坚决抛弃非暴力革命的痴心妄想。面对无序状况，人们唯一能做的不是一本正经地谴责它，也不是用尽力气去掩饰它，而是坦然地正视现实，参与其中并努力奋斗，以期待这一悲剧状况的早日终结。

2.革命的异化

所谓“革命的异化”，意思是指在对人类异化进行反抗的革命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与革命意图相疏离的现象，并出现后者把革命变成了它所反对的敌人的情境。威廉斯分析了革命异化的两种形态。首先，革命的斗争对象是人，参与革命的也是人，革命实际上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斗争。这就存在着“革命行动很容易将它的公开敌人‘不当人’”^[145]的情形。比如在对暴君进行处决的时候，他仿佛被当成一个物体而不是活生生的人。众所周知，社会主义革命追求的是使全体人类的人性都得到恢复，而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简单粗暴的做法不但富含悲剧性，而且无疑违背了革命宗旨，妨碍现在的境况与革命前景的相互连接。另一个异化景观是把革命观念、内容及经验抽象化和概念化，而真实经历中所体会到的希望和苦难却退居次席，仅仅转变为战略上的“革命形势”（revolutionarysituation）。常见的做法是在严格的纪律和制度之下，抽象的革命思想强加在革命进程中男男女女的身上，并加上“为了他们”的名义。威廉斯分析，尽管许多情况中，唯有这样做才能使人有坚持革命的动力。但在充满无序的危机中，它扭曲了真实生活，否定了多样化的革命目标，造成了悲剧性的危险。

在反对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等反对异化的革命过程中又产生了新的异化，乍看之下确实存在某种程度上悲剧的必然性和宿命感。然而威廉斯建议人们，要从革命的整体行动中观察异化状况。尽管致力于结束异化的革命中可能产生新的异化情况，但站在把革命看作行动的视角上，就能观察到人们对新异化现象的反应，意识到一种对新异化形态的理解、超越和奋斗：“对无序状态的把握将导致社会秩序的新意象：一种反对静态革命意识的革命，以及再生和重新经历的真正行动。”^[146]在异化的革命行动中，威廉斯找到了希望的源泉。

以上就是现实世界的革命悲剧和威廉斯据此进行的批判性分析。不难看出，威廉斯与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革命悲剧的路径不尽相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以历史发展的演进眼光，从新旧事物交替的历史必然要求来论述革命的悲剧。他们所论及的革命，大多指向暴力革命中的悲剧，这些悲剧的存在取决于历史发展的顺序多过人们对新旧制度的实际态度和感受。而威廉斯则认为，革命不仅仅只是暴力革命，也是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方面面需要改变的漫长的过程。他承认新旧制度交替的必然性，但同样指出了其中的复杂性。在谈及垂死制度时，威廉斯认为“在它的代表们和自觉的支持者们与那些欢迎它的替代者或者早已是它的自觉的反对者们之间，不存在任何明显的决裂”^[147]；真正——尽管是暂时的——决裂的时刻尚未到来。所以处在“文化缓慢的转折点上”^[148]的威廉斯从感觉结构的角度入手探索革命悲剧，分析社会主义革命在起源和行动上的悲剧性，分析革命的异化和虚假意识等为人感受到的实际社会进程中的革命悲剧。威廉斯并没有美化社会革命，而是坦承其中的悲剧性。面对这些悲剧，他也没有消极沮丧，或者干脆建议取消革命；而是给出解决悲剧的积极性的建设性方案。他鼓舞人们：尽管革命中有各种各样的困境，但人们有最终超越悲剧的希望和可能。

现实的革命悲剧中的感觉结构，同样在文学创作中以不同的方式体现着，威廉斯对此也有深入分析。这是我们下一节要讨论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