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实践：现代革命悲剧观念的不竭动力

雷蒙德·威廉斯的出身、教育经历及时代背景，使他很早就投身于反对专制、压迫及剥削的政治文化活动和一系列有益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中，并在实践中逐步确立了横亘一生的社会主义革命观念。^[128]而这些实践及实践效果不仅促使他把悲剧从体裁这一狭隘的视域中解放出来，还为他现代悲剧革命观念的生成及巩固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早在1935年，十四岁的威廉斯一度为工党助选。1938年的阿伯加文尼的公众集会上，他作为发言人，反对非正义的慕尼黑协定（Munich Agreement）。进入剑桥后，威廉斯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且不时在学生会上发言，倡导自己的立场。在社会主义俱乐部里，他曾撰文指出，如果英国不进行革命，则无法与希特勒战斗。在“二战”末期，他编辑军队报纸《二十一》（Twenty one），以笔名迈克尔·波普（Michael Pope）写作政论。他暗示对苏军暴行的报道可能并非虚假，且与共产主义相违背。1945年，他因为担忧民主前景受到威胁而反对英国政府接受美国贷款。1947年，他编辑《政治与文学》，目标是把左派激进政治和以利维斯为代表的文学批评相结合。在这份刊物上，他陆续发表《文化与危机》（Culture Crisis，与Clifford Collins 和Wolf Mankowitz 合写，1947）、《广播剧》（Radio Drama，1947）、《政府与大众文化（The State and Popular Culture，以Michael Pope 为名，1948）等文章，介入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没过多久，这份准社会主义刊物因资金限制、编辑之间的冲突等问题而停刊，这对威廉斯来说是一场危机和灾难。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作为Z级后备军官，从事成人教育工作的威廉斯需接受重返部队、奔赴朝鲜战争的征召。不过威廉斯认为，朝鲜半岛的内部冲突既非南方入侵北方，也不是西方国家针对朝鲜侵略者所发动的圣战，而是“社会形态的政治斗争”^[129]。出于对战争性质的认识，他冒着承受牢狱之灾的危险拒绝应征入伍。尽管后来的法庭裁决允许了威廉斯的做法，但他仍因此事被剥夺军衔，从军队里除名。同年，他写作了反映在社会变革中的僵局和困境的小说《蝗虫》。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威廉斯加入“高校与左派评论俱乐部”，发起并投身新左派运动及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政治活动，与“战后劳工运动中存在的家长作风、侮辱谩骂、目光短浅、缺乏文化修养等陋习进行了较量”^[130]。他期盼和平，不遗余力地支持核裁军运动（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参加奥尔德玛斯顿（Aldermaston）的示威游行。尽管1961年的工党大会否决了由新左派提出的单边核裁军协议，但他始终积极活跃于反对核武器的活动中——他曾连续十年参加复活节星期一的抗议游行。他支持民族解放和反帝国主义，是越南团结运动（the Vietnam Solidarity Campaign）的积极分子。因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做法，他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拒绝赴美的邀请。同样，因工党（Labour Party）对越南战争的支持，威廉斯于1966年退出该党。对工党的失望并没有引起他改变航向去接受资本主义；相反，他一方面对工党进行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的建设性批判及反思，另一方面他踊跃地为社会主义献计献策。1967年，威廉斯与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和E.P.汤普森（E.P.Thompson）共同起草《五一宣言》（May Day Manifesto）并召集会议。《五一宣言》把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看作经济、政治、社会等相互关联的成分进行社会主义的分析，并且在不同的社会主义团体及左派运动之间建立有组织的联系，呼唤它们通过彼此互助合作来共建社会主义民主国家。^[131]不过，《五一宣言》试图扩张新左派的努力在政治上宣告失败。此外，威廉斯还支持1968年学生运动并为其做辩护，还参与反对刺杀学生运动领袖鲁迪·杜奇克（Rudi Dutschke）的游行。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威廉斯依旧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不畏艰难地继续向往平等和民主，并对各种各样的运动及重大事件做出回应。1976年至1978年，他是艺术委员会（The Arts Council）的成员，曾经“极力争取并最终召开了一次委员会特别会议”^[132]，对艺术委员会由财政大臣任命、由在任委员推举新委员的内定方案等种种特权政策展开严肃讨论。离任后，他依据自己的经历，仍然对艺术委员会的组织管理模式、职责范围进行反思，并提出深入的改革计划。威廉斯声援环境运动，是社会主义环境资源协会（Socialist Environment Resources Association）的倡议者之一。在他看来，生态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想有着紧密而复杂的联系，而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生态危机更是社会主义运动亟待解决的问题。他认为，各个国家应相互协商和沟通，共享经验，以均衡的方式开发及利用资源。威廉斯关注性别平等的问题，赞同妇女运动（women's movement），反对忽略女性，使其边缘化并沦为附属地位的行为。威廉斯赞成对资本主义加以抵制的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罢工行动。他于1976年参加“1926年的大罢工暨煤矿工人罢工”五十周年的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说，也对1984年至1985年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加以支持。他认为工人有权表达自己的不满与诉求，掌握或抗议自己的工资、工作条件及工作性质。除此之外，威廉斯还拥护其他劳工运动——他特别强调劳工运动要扩大公共教育及促进文化变革。威廉斯对社会主义热情不减，他是社会主义协会（Socialist Society）的发起者之一和《新社会主义者》（New Socialist）的责任编辑。1982年，由社会主义协会发表他的讨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文献《民主与议会》（Democracy and Pa rliament）。威廉斯认为，现存的代议制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在实践中实际上是并不具备代表性和参与性的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不但应反对这种在公民身上施加政治、经济等控制的体制，而且要超越它，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机构。威廉斯在这本小册子的最后，针对议会及其他机构提出了可供商讨的改革草案，为社会主义民主提供切实可行的资源。1983年，威廉斯应伦敦社会主义协会之邀在大选前做有关“未来阶段的种种问题”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指出现阶段英国社会存在的危机，并敦促人们对现阶段社会主义加以反思。1985年，威廉斯参加“第十次‘全世界社会主义’圆桌国际会议”^[133]，并提交会议论文《走向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Towa rds Many Socialisms），讨论了社会主义与自我管理的关系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及自由主义相互作用的问题，并且展望社会主义发展的多种前景。(www.xing528.com)

如此种种，在动荡的年代里，威廉斯身体力行地践行社会主义革命观念。他总是在最需要的地方慷慨陈词，并试图影响正在进行的整个革命过程。威廉斯受社会主义的鼓舞，也承担了对它的责任；他有着浓烈的现实关怀，从不回避棘手的问题；他在对资本主义的抵制、批判和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途中越走越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另一角度看，正是现实社会存在诸多悲剧性的状况和体验并不令威廉斯满意，他才选择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力图解决这一混乱的无序状况，使全人类摆脱悲剧性生存体验，并过上自由而幸福的生活。

这就注定了威廉斯的革命观念不仅在起源上颇具悲剧底色，而且与悲剧的结构相似——如前所言，两者致力于无序状况的认识及解决。从实践过程及效果看，这些革命行动时常遭遇失败或陷入困境，以悲剧告终。而受挫的威廉斯面对困境虽有失望和沮丧，但并没有退缩，而是毫不放弃、不畏艰难地一再坚持长期革命的主张：既然社会现实的悲剧性体验远没有终结，漫长的社会主义革命观念就还具备合法性和有效性，对现世的批判精神和革命尝试就应该继续下去。现实社会存在诸多悲剧性状况和体验，威廉斯没有逃避，也没有堕入虚无或犬儒状态，而是一再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观念，这使得社会主义观念与现实悲剧体验进行长期互动，他亦在革命实践中反复品咂革命的悲剧。

通过梳理威廉斯的革命实践，不难看出与之相随的悲剧性体验，所以人们也不难理解，社会主义的革命与悲剧之间不仅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在威廉斯具体的革命实践中，两者亦难解难分。在前面我们已经从日常意义和深层意义两个角度结合了他的悲剧与社会主义革命思想。接下来，我们转入对社会主义革命悲剧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