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后，更高效的生产模式得以建立，资本主义在西方各个国家得到空前发展。经济飞速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新鲜事物层出不穷，人们的物质水平和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张，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剧，人们在享受它带来的巨大福祉的同时，不得不承受其所带来的后果。旧的社会群体的瓦解，人际关系的丧失，传统信念的怀疑，目的与意义的消解，让平静、稳定、安全、希望等这些美好的词语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渐行渐远；取而代之的是在黑暗和浓雾的笼罩下，无处不在的孤独、恐惧、残忍、压抑、混乱和精于算计。一方面，精确明晰的科学原则和理性精神渗透到生活中的各个交流层面；另一方面，个人与社会相对立，人们在分裂、迷茫、冷漠和痛苦中绝望地挣扎，“社会疏离进入到了人的个性之中，并破坏了其去爱的能力”[49]。现代文学中，人们所体会到的疏离、挫败、焦虑、异化、失序、反抗、虚无渐渐成了核心主题。
到了20世纪，资本主义继续高歌猛进，但西方现代社会的危机非但没有减缓的迹象，反而愈演愈烈。为了争夺原材料和市场，国家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便是明证。20世纪30年代短暂的繁荣之后，便是波及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大萧条，大范围的失业危机缠绕着社会动荡的英国，全国上下陷入无奈、忧郁而悲伤的情绪之中。1939年，席卷世界的“二战”爆发，人们饱受杀戮、死亡、饥饿、流离失所的空前苦难。即使1945年“二战”结束，也绝不意味着这一状况的终结。冷战、朝鲜战争、古巴革命战争、东德动乱、波兰波兹南工人罢工、苏伊士运河事件、匈牙利武装暴动、刚果战争……战争与革命仍在延续，方方面面都处于深刻的变动之中。但令人咋舌的是，人们所经历的、与悲剧和革命相关的种种复杂情绪却被官方以种种手段掩盖，并且指向一种平静而愉快的前景。[50]
在这样的情境里，有相当一批人无视社会中的悲剧及苦难，从而造成西方学术界弥漫着一股“悲剧死亡”的风气。[51]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可以追溯至尼采的《悲剧的诞生（DieGeburt der Tragödie，英文The Birth of Tragedy），经过20世纪初到30年代的酝酿，在“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高潮。在这一时期里，参与的学者众多，成果较为丰富，佳作迭出。他们讨论范围相对集中，主要议题如下：“悲剧是否已经衰亡？悲剧如果衰亡，那么，其原因是什么？现代悲剧是否可能，或者说现代有没有悲剧？”[52]在此期间，持“悲剧衰亡”观点的、被誉为“悲剧衰亡论”学派（the death-of-tragedy school）的集大成者是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53]。他于1961年在剑桥担任研究员一职，同年出版了卓有见地的著作《悲剧之死》（The Death of Tragedy）。与此同时，反对“悲剧衰亡”观点的学者同样也不在少数，雷蒙德·威廉斯就是其中的一位。威廉斯虽然高度赞赏斯坦纳的成就，但并不赞同他的观点。再加上1961年，威廉斯离开成人教育事业，重返剑桥，他深为悲剧课程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所震惊，次年便在《新左派评论》上撰文《关于一个悲剧的对话》（A Dialogue On Tra gedy，1962），对“悲剧衰亡”的论调做出回应。在论证中，这一讨论有了新的扩展。同时，威廉斯正在讲授现代悲剧课程[54]，意识到“有关悲剧本质的更为一般性的争论”[55]，从而改变了既定的教学内容。(www.xing528.com)
此外，面对在危机动乱的年代里暂时存在的“恐怖的平衡”，尽管官方主导意识形态宣称它是愉悦乐观的；但在20世纪60年代的剑桥校园里，革命的观念却影响深远，冲突失序、混乱不堪的状态深入人心，学校里也有充足的活动。综合以上关于历史政治背景和文化学术状况的论述，再加之威廉斯自身遭遇的现代性体验、参加战争与革命的实际经验以及他长期对戏剧文学的兴趣和精力的投入，共同塑造了威廉斯原本没有计划，却应运而生的反抗正统权威的现代革命悲剧观。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