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威廉斯的生平与思想基础概述

雷蒙德·威廉斯的现代革命悲剧观深深根植于他所生活的环境和经验之中。故在正式讨论威廉斯的现代革命悲剧观念之前，我们有必要回溯威廉斯的生平以及其思想渊源。

（一）雷蒙德·威廉斯的生平概述

集文化理论家、批评家、戏剧作家、政治活动家、编辑、传播理论家、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雷蒙德·威廉斯，1921年出生于威尔士（W ales）的边界乡村潘迪（Pandy）。他的祖父及父亲都是工党的活跃分子，他的父亲是铁路信号员，同时也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曾经担任过工党的支部书记，并参加过“一战”和震撼世界的1926年大罢工。威尔士人的出身，劳工家庭的背景，再加上父辈的影响，使得威廉斯很早就对工党及社会主义有所了解，为他一生的社会政治走向埋下伏笔。年仅十四岁，他就在大选中为工党候选人迈克尔·福特（Michael Foot）助选。1937年，他加入由工党激进分子管理的左派图书俱乐部，通过阅读认识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明白了此时的国际形势，知道正在发生的阿比西尼亚战争、西班牙内战和中国革命。^[29]从阿伯加文尼（Abergavenny）的语法学校毕业后，1939年，威廉斯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主修英语语言文学。同年10月，他加入社会主义俱乐部，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与之终身保持紧密的联系。12月，他加入共产党，“我十分了解它，相信它可以是我参与政治的地方”^[30]。在大学期间，他担任《剑桥大学校报》《瞭望》杂志的编辑，担任剑桥人民大会艺术与教育部主席，是三一学院学生联盟的联合创立者。“二战”爆发后，1941年7月，威廉斯应征入伍；1942年入皇家炮兵部队服役，后担任指挥官。1945年，他以B级复员并被列入Z级后备军官名单，返回剑桥继续学业，并“相当狂热地重新拾起学术活动”^[31]，特别在对易卜生（Henrik Ibsen）的研究中投入了非常大的精力。1946年，威廉斯在远程教育代表团得到工作，担任牛津大学辅导课程委员会指导教师，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成人教育工作。他讲授的课程非常驳杂，不仅包括与工作技能相关的课程（如公众写作、演讲等），也有文学教育等方面的内容。特殊的工作环境对于威廉斯来说，不仅是挑战，也是非常难得的自我学习的经历。因为通常在教学中，他把授课内容调整为“2/3的课程用于那些我从未读过或者所知甚浅的作品”^[32]，所以他亦借机广泛地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在剑桥学习期间知识上的不足，为他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等相关著述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此外，这份工作让威廉斯贴近社会大众，了解他们的喜好和诉求，以及通俗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威廉斯认为，他“后来的许多作品都源自这次在工作上的选择”^[33]。1947年至1948年，威廉斯与克里夫特·考林斯（Clifford Collins）和沃尔夫·曼考维兹（Wolf Mankowitz）一起，致力于编辑观点开放的评论刊物——《政治与文学》（Politics and Letters）。1953年之后，他陆续成为《批评评论》（Criticism）、《大路》（The Highway）、《新左派评论》（New Lef t Review）、《收听者》（The Listener）、《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等重要杂志的供稿人。1961年，威廉斯接受剑桥大学英语系讲师的教职，并被推举为耶稣学院学术委员会成员。同年，威廉斯加入工党，曾为工党候选人工作。但在1966年，因工党支持美国介入越南战争，威廉斯决定辞去工党职务并退出工党。1969年，威廉斯任“左派”全国大会主席和大会纪律委员会主席。1974年，他成为剑桥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位戏剧教授，此后一直在剑桥工作。1988年，这位“英语世界中最具权威性、始终如一、独具匠心的社会主义思想家”^[34]溘然长逝。

威廉斯治学严谨，著述颇丰，生前出版了将近三十本著作和五百多篇文章。^[35]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历史、小说、戏剧、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思想史、文化理论等诸多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学科疆界。按出版的先后顺序，他的主要理论著作有《戏剧：从易卜生到艾略特》（Drama from Ibsen to Eliot，1952）；后经修订、拓展和补充为《戏剧：从易卜生到布莱希特（Drama from Isben to Brecht，1968）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1958）、《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1961）、《阅读与批评》（Reading and Criticism，1962）、《现代悲剧》（Modern Tragedy，1966）、《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The English Novel from Dickens to Lawrence，1970）、《奥威尔》（Orwell，1971）、《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1973）《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Television：Technology and Culture Form，1974）、《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1976）、《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 rxism and Literature，1977）、《唯物主义和文化中的问题：论文选》（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Selected Essays，1980）、《迈向2000》（Towa rds 2000，1983）、《社会写作（Writing in Society，1984）等。除此之外，威廉斯还创作过多部小说和戏剧，他的作品也被翻译成中文、德语、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多国语言。《新左派评论》编委会曾高度评价威廉斯的工作成绩及其作品的影响力：“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很少有社会主义者能够通过如此恒定、常具有极高智力标准的作品宣称赢得并保持了这么广泛的读者群。”^[36]

（二）雷蒙德·威廉斯的思想基础

早在《文化是平常的》（Culture is Ordina ry，1958）一文中，雷蒙德·威廉斯坦承自己进入剑桥后，有两股思潮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第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第二个是利维斯的教诲。尽管后来我对他们有许多不同看法，但我一直很尊重他们。”^[37]威廉斯幼时的经历、背景和时代赐予的机缘，加上他对马克思主义（Marxism）理论和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思想的批判性选择和吸收，共同决定了他随后的社会主义信仰、文化选择和政治参与。毫不夸张地说，这两者给威廉斯提供了最重要的思想来源和理论滋养。因而，简要考察威廉斯与它们内在的紧密关联，对我们考察其现代革命悲剧观念显得格外重要。

1.雷蒙德·威廉斯与马克思主义

雷蒙德·威廉斯曾自述：“以往35年来我所做的每一点工作，都以某种复杂或直接的方式（虽然常常没有记载下来）同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和讨论发生着联系。”^[38]与此同时，他却拒绝人们为他在各种场合中贴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单调标签，更愿意让人们描述他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39]威廉斯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之复杂，由此可见一斑。一方面，这源于威廉斯和马克思主义本身思想的繁复混杂，一直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另一方面，这来自威廉斯在不同时期对马克思主义资源的阅读和接受。

1937年，威廉斯赴日内瓦参加国联组织的青年会议，买了一本《共产党宣言》（Manif 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的作品。1939年进入社会主义俱乐部后，他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Ле'нин，英文Lenin）等人的著作，在马克思主义作品极其有限的状况下讨论马克思主义。威廉斯在20世纪70年代回忆道，那时为他深信不疑的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其本质上是一种激进的民粹主义（populism）。在文学及文化中，这种立场的体现并非为强调文本自身的批评，而是反对任何权威或先见，把它放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来探索，重视文学的形成过程以及与大多数人生活的关联。威廉斯工人阶级的家庭出身和社会经历，使他对这些与学业互不相容的立场保持天然的亲近，并且有选择地吸收它们。此外，在这一时期，威廉斯熟识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坚定了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这刺激他终其一生对社会积极介入：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中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甚至不惜与英国官方文化相对抗。此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日趋狭窄和专业化，以及处于封闭状态的威廉斯继续广泛深入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拒绝当时流行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简单的、抽象的、静止的、稳定的划分。他辩证地思考，“更加深入自觉地进行文化的和文学的研究与探索”^[40]，以便把握整个社会进程。(https://www.xing528.com)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威廉斯能够接触到格奥尔格·卢卡契（GeorgLukács）、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以及其他新的研究成果。他利用相应的资料，梳理马克思主义文化及文学理论史，重新调整自己与马克思主义的距离，并对其有更多的筛选和取舍。他拒绝了僵化的、排斥其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并把它修正为“积极的、动态的、绝非僵化且不断辩证发展的”^[41]。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不断扩大，威廉斯读到了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吕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n）等人的著作。同时他又重读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以及马克思作品的新翻译版本——“特别是《大纲》（Grundrisse）一书”^[42]。此外，他还在课堂上、讲座中与同仁们展开国际性探讨。这一切的回应体现在他“与马克思主义正式建立友善关系”^[43]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一书中。在书里，他分析了如基础（base）、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生产力（productive forces）、霸权（hegemony）等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关键词，在多样化、可供选择的传统中，把文化、语言、文学和意识形态勾连起来。他强调文学和文化是物质的、历史的、社会的、动态的和实践的，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唯物论（cultural materialism）。在此，威廉斯为马克思出于种种原因未能建立的文化理论打开了极大的空间，为马克思主义批评做出了贡献。

以上我们简要勾勒了威廉斯的一生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在其现代革命悲剧观念中，威廉斯至少有两个方面与马克思主义暗中携手：其一是威廉斯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信仰，这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其二是威廉斯把文学与社会联系起来，强调两者的整体而不是局部的关联，使文学回归到人们对生活的体验之中。

2.雷蒙德·威廉斯与利维斯

雷蒙德·威廉斯非但不是利维斯的正式学生，而且也明确拒绝别人用“左派利维斯主义”来描述他的作品。但在与《新左派评论》三位编辑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安东尼·本奈特（Anthony Barnett）和弗朗西斯·马尔赫恩（Francis Mulhern）的访谈中，他坦言利维斯在批评范围和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方面吸引了他。^[44]

“首先影响我的是利维斯广泛的抨击范围，他抨击的对象有学院派、布鲁姆斯伯里团体、都市文学文化、商业出版和广告。”^[45]利维斯把文学注入道德的因素，注重对趣味及个人价值观的培养，强调经典文学作品的伟大精髓，抵制工业文明、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的无序和混乱。他反对英语研究的日趋专业化、对政治时事漠不关心的做法。对社会文化健康、人性状况的关注，促使他不仅认为文学与人们的生活休戚相关，而且还把批评范围由文学拓展到电影、报纸等诸多文化现象。注重文学与生活经验的联系和批评对象范围的扩大，这两点人们在威廉斯的著作中也不难发现。另一方面，利维斯在捍卫“伟大的传统”的过程中，把文学艺术视为守护者和拯救者，反对粗俗不堪的大众文化的做法，体现了狭隘而激进的精英主义观念，忽略了人们居于真实情景中的回应。这是底层出身的威廉斯断然不能接受的。他自觉远离高雅文化所建立的标准，拒绝文化中“高”（high）与“低”（low）之间的划分，在诸如电影、电视和广告的文化分析中转向它们的表征及意指实践，讨论社会、政治和文化身份的问题，实现了对利维斯思想的反叛和颠覆。

在威廉斯“对自己文学批评水平很不满意”^[46]的时候，他从利维斯的文学研究中看到了令自己兴奋而陶醉的实用批评。这一批评方法在威廉斯进入剑桥时蔚然成风，甚至在文学批评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它由艾·阿·瑞恰慈（Ivor Armstrong Richards）在剑桥英文系创立，看重阅读和意义之间的问题，强调以文本为中心的细读（close reading），排除作家、社会等因素的干扰，希望寻得对文本毫无偏见与歪曲的反应。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实用批评仍然是“课程每一阶段的必修论文”^[47]。如前所述，利维斯的文学批评与社会相结合，那么在他的实用批评中，则看重的是文本细读的方法以及文本语言自身含义的丰富性；就形式来说，也不再局限于通常限定的诗歌形式。这一被扩大范围的分析模式，“无论是否对利维斯感兴趣，无论是否赞同他，我们都在实践这种模式”^[48]。威廉斯从中学到了对语言缜密细致的分析能力以及如何对文本呈现出来的内容做出反应，不仅将它们运用到现代文学、电影、电视等不同形式的解读之中，也运用在现代革命悲剧的解读中。

像这样，马克思主义与利维斯思想一并融入威廉斯的智库之中，两者相互作用与补充，共同为其现代革命悲剧观念提供思想理论基础。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利维斯思想，均反对文学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分裂。如下文将要看到的，威廉斯对现代革命悲剧的研究中，体现了在他深入关联文学与广阔的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帮助威廉斯拒绝利维斯思想中专制而肤浅的精英主义，将关注的目光转移到普通人的生存状况；而利维斯思想则从旁协助他摆脱了当时在马克思主义中流行但却贫乏的经济决定论。再加上两者给予威廉斯文本分析的方法、社会主义的信仰等多种观念，使诸多思想在他的理论体系中互为补充、融合，共同成就了威廉斯的现代革命悲剧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