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与藏书的分析介绍，

何其芳（1912—1977），原名何永芳，重庆万州（原四川万县）人，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红学家和藏书家。20世纪30年代他与卞之琳、李广田组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汉园三诗人”。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历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其藏书室名为“无计为欢室”。

何其芳一生著述颇丰，著作主要有散文集《画梦录》（1937年获《大公报》文艺奖金）、《还乡杂记》（又名《还乡日记》）、《星火集》、《星火集续编》、《一个平常的故事》；诗集《预言》、《夜歌》（又名《夜歌和白天的歌》）；小说、戏剧等合集《刻意集》；论文集《关于现实主义》《西苑集》《论红楼梦》《关于写诗和读诗》《诗歌欣赏》《文学艺术的春天》。另有与卞之琳、李广田合著诗集《汉园集》。

《何其芳全集》8卷本于2000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入何其芳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写作的诗歌、散文、小说、文艺论文、序跋以及翻译作品、书信、日记等，约270万字。它是对何其芳先生一生文学成就的全面总结，为何其芳研究提供了便利，也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资料。

何其芳一生爱书，其藏书在学界颇有声名。唐弢在悼念何其芳的诗中称他为“海王村里客”^[1]，他自己亦称“一生难改是书癖，百事无成徒赋诗”（《忆昔》），“喜看图书陈四壁，早知粪土古诸侯”（《偶成》），“大泽名山空入梦，薄衣菲食为收书”（《自嘲》）等。据目前所查，何其芳一生藏书约三万五千册，包括古籍与现代书，即他所说“万死幸存三万卷”。并有两枚藏书印：“何其芳”白方和“无计为欢室所藏图书”朱方。笔者现就所了解的何其芳藏书情况，介绍如下。

何其芳藏书来源大致有两类。

第一类藏书来源是自购。何其芳的自购书占总数的十之八九。这有书中所夹东安市场旧书店、中国书店等的发票及书底所贴或盖的议价签为证。

何其芳所购线装书大多是在20世纪50年代，这从发票或封底议价签上的时间可以看出。70年代则是集中购买西书的时期，这从其书信中可以得知。至于购书地点，有琉璃厂、西单商场、珠市口、隆福寺等处旧书店。其中在琉璃厂购书最多，大部分古籍都在此购得。甚至作为老主顾，他还曾与琉璃厂的旧书铺约好，每星期给他送书。何其芳家住东单，离王府井不远。当时，王府井的东安市场还没有改造，旧书店鳞次栉比。据说每到周日，何其芳就去逛旧东安市场的书肆，天黑时才拉上满满一平板车的书回家。及至晚年，“患了心脏病以后，还每每从书店里用拐杖背回一捆捆书”。^[2]何其芳购书也颇有故事。他买书时从不乘坐单位的小汽车。直到老年，依然是肩扛一柄旧雨伞，伞柄上挂着买来的一捆书，走在大街上，安步当车。柳鸣九回忆说：“他去旧书店或琉璃厂，经常带一把雨伞，淘到了什么书后，就打成一包，为了省劲，往往挂在雨伞上往肩上一扛，这样步行而归。请设想一下，他一身布衣，一双布鞋，肩上有雨伞挑着一包书，慢悠悠地步行在琉璃厂的街道上，怡然自得，自得其乐，而为了免得眼镜从鼻梁上往下滑，他的头微微往上仰起，还得不时用手去把眼镜架扶上去……这哪里像一个部长级的干部？简直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学究、书呆子……好一个中国翰林院版的‘意弗多国王’”。^[3]

若是出差到外地或外国，每到一地，何其芳必到旧书铺购书。1952年夏天，何其芳访问捷克、东德、苏联，在6月17日的日记中记载：“逛一旧书铺，买雨果的《欧那尼》一本，价仅十二克朗，书铺有一曾在中国生活三十年的捷克老头儿，自言曾做过北京五星啤酒厂技师，但中国话说得并不好。”^[4]6月25日的日记中记载：“阴雨天，上午逛了一阵旧书铺。”^[5]同年秋天，何其芳陪苏联作家去中南地区访问，途经武汉、长沙、广州，三处皆有购书：汉口书两包，长沙书三包，广州书六包。^[6]1952年11月23日在广州“文德路一带买旧书”^[7]。何其芳在武昌旧书店购书的过程，有陪同者曾立慧记录说：“来到了武昌，我们直奔胡林翼路和横街头。这里当年有二十余家大小的旧书店，是一条在知识界中负有盛名的文化街。有的店堂其貌不扬，门面又矮又窄。其芳同志说它‘肚子里有货’，坚持进去看。有的书店上上下下顺着屋梁摆满了书架，没有一家显得整齐。其芳同志却如临宝地，每户必到，一架不漏，甚至对零页残卷也不放过。”^[8]

除了自购图书之外，他还注意为文学所购书，并任命了以钱钟书、李健吾为首的图书资料委员会。据同事回忆：“在编简报之外，（何其芳）还经常叫我们去采购线装书。为了买书方便，他亲自下令，让我们坐所里的小汽车来回。我往往在琉璃厂一泡就是半天。我把目光集中在清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诗文集上。一大捆、一大捆地往车上搬。”^[9]当然，这并不是何其芳的个人藏书。

何其芳购书的动机有两种。一是文人兴之所至，随性购买。他曾说：“最后一些时候，北京旧西书店是淡季，库存挖得大概差不多了，又收不到什么好书，书店架上变化很少。有一次我去，带了三十块钱，结果只买了一本三毛钱的书回来，是美国一个我们没有听说过的诗人的诗集。我翻开一看，里面印的版次却不少。我想，虽然我们没有听说过，或许还是一个曾经流行过的作品吧。就买回来，准备将来翻一翻看看。”^[10]二是为研究课题或写作任务而购书。比如，1953年屈原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何其芳被指定做屈原研究，因此其收藏的《楚辞》研究类古籍相当多；纪念马雅可夫斯基诞生60周年，何其芳又做马雅可夫斯基研究，也购书多种。试举一例：何其芳晚年从事德文诗歌的翻译与研究工作，于是购买德文旧书多了起来。1975年，他翻译海涅诗歌，因为“译海涅诗要作注，原德文本的注以外要增加一些注，或者原注不详或不确而需要另外作注”，^[11]“为了给海涅诗作一条注，买了一部两卷本的Larousse Universel，也是百科全书性质”。^[12]

第二类藏书来源是赠书。何其芳在文学界担任要职，所交好友皆为文学大家。何其芳藏有109种赠书，赠书者均为中国现当代文坛上的名家，有卞之琳、李瑛、吕剑、闻捷、严辰、李广田、郭小川、陈山、冯至、唐弢、王运熙、曹禺、沙汀、沙鸥、方敬、魏巍、臧克家、苏金伞、力扬、田间、何家槐、李健吾、曹葆华、王瑶、游国恩、余冠英、巴金、严文井等近90位。另外，何其芳所藏赠书中有130种研究机构或者出版社赠书，如作家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戏剧家协会等。机构赠书一般都盖有单位印章。

何其芳藏书主要分三大类：古籍、中文平装书及外文图书，约九千多种，三万五千余册。

1.古籍

按学界的说法，古籍的上限为春秋末编定撰写的经、传、说、记、诸子书，下限则一般划到1911年辛亥革命。也就是说，1911年以前的具有中国传统装帧形式的图书是古籍。至于辛亥革命以后出版的线装图书是否为古籍，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目前学术界大致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用线装书形式出版的原古籍线装书的影印本、重新雕版刷印本、重排本、缩印本，视为古籍收录。因为它们只是原古籍线装书的“翻版”，没有改变原书的内容和形式，学术界一般称之为“新印古籍”或“新版古籍”，如《四部备要》《四部丛刊》等。二是用线装书形式出版的原古籍线装书的点校本、注释本、赏析本、白话文译本等，它们改变了原书的内容，失去了“古籍”的内涵，只保留了原书的“外壳”，是现代人的著作，不能再作古籍之列。三是用线装书形式出版的现代人著作，无论其内容如何都不是古籍。

据统计，何其芳所藏图书以古籍为最多，约2020种，共27000余册。其中收入《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善本名录的有35种。线装书主要是清版本、民国版本及明刻本。很显然，清版本、明刻本属于古籍；民国版本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版本都是新印古籍。何其芳藏书质量很高，有许多市面上不易得的珍本。比如：清曾衍东的《小豆棚》[光绪六年（1880）版本]一部一函六册全套，明汲古阁宋版翻雕的《剑南诗稿》，清夏敬渠的《野叟曝言》等。其所藏清刘青芝的《续锦机》[乾隆十三年（1748）版本]价值更高，是北京孤本。^[13]

在何其芳所藏古籍中，经、史、子、集、丛各类古籍的收藏情况如下：

其一，经部古籍有110余种，新印古籍有40余种，其中善本3种。经部中，诗经类藏书最多，有60余种。其二，史部古籍有260余种，新印古籍有90余种，其中善本2种。其三，子部古籍有360余种，新印古籍有110余种。其中小说类就有220余种。其他如道家、法家、兵家、农家、医家以及杂家类、宗教类等藏书均有。其四，集部古籍藏书有600余种，新印古籍有200余种，善本有30种。另外，何其芳所藏古籍丛书有130余种，新印古籍丛书有120余种。其中有少数丛书收书不全，比如《四部丛刊》全套是502种，何其芳藏有413种。

2.中文平装书

中文平装书指民国以后的图书，具体到何其芳藏书，指何其芳1977年去世前所藏图书。何其芳收藏中文平装书有七千余册，约500种带有本人的批注。按照《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分类整理，社会科学各类基本上都有，以文学类为主，占总册数的一半以上。何其芳藏民国时期书刊两千余册，其中民国时期丛书有17种，共836册。所收丛书不全，主要有万有文库、丛书集成、泽林小说丛书等。

3.外文图书

何其芳所藏外文图书约905种，其中德文图书463种、英文图书420种、法语和俄文图书22种。

何其芳收藏德文图书多是诗集。当时，何其芳一边学德语，一边翻译德文诗歌。何其芳曾就学于清华外文系，有英语和法语基础，但他却舍近求远，选择德国文学进行研究。一是因为他对德国诗人维尔特和海涅的诗歌感兴趣，他们的原文作品也比较好找；二是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和当时的时代背景，翻译英法文学也许会授人以柄，而翻译德国作品，至少可以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为理由。在开始学德语时，何其芳一直没有对外吐露真实原因，而说是为了要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只有在亲密的朋友面前，何其芳才袒露自己的真实打算。何其芳借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以解不能直接创作之苦，足见他当时所处的窘况。

在何其芳藏书中，有若干类图书藏量颇丰，计有以下品种。

1.《红楼梦》及各种续《红楼梦》藏书

何其芳是红学家，在何其芳藏书中，《红楼梦》及各种续《红楼梦》的版本较多，计19种。作为红学家，何其芳对《红楼梦》和各种续《红楼梦》的版本收藏情况相当重视。

《红楼梦》系列古籍有：（1）《红楼梦》120卷120回，王希廉评，清道光壬辰（1832）上浣刻本。（2）《红楼梦》40卷120回，张新之评，清光绪辛巳（1881）卧云山馆本。（3）《增评补图石头记》120卷120回、卷首，王希廉评，姚燮加评，铅印本。（4）《国初抄本原本红楼梦》8卷80回，民国上海有正书局石印本。当代《红楼梦》版本有：（1）《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王惜时参校，俞平伯校订，1958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戚蓼生序本石头记》8卷80回，1975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3）《脂砚斋重评石头记》80回，脂砚斋评，1955年11月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朱墨影印本。（4）《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6回16卷，脂砚斋评，1961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朱墨影印本。

《红楼梦》续书主要有：（1）《后红楼梦》4卷30回，逍遥子著，宣统元年（1909）上海有益斋精校石印本。（2）《后红楼梦》30回，文德堂石印本。（3）《红楼梦影》24回，西湖散人撰，初刊于清光绪丁丑（1877），京都聚珍堂活字本。（4）《红楼真梦》64回，郭则沄撰，初刊于1939年。何其芳所藏为1940年侯官郭氏铅印本。（5）《绣像红楼梦补》4卷48回，归锄子撰，上海图书集成局清光绪己亥年（1899）铅印本。（6）《红楼梦补》48回，归锄子撰，上海申报馆铅印本。（7）《续红楼梦》40回，海圃主人撰，尚友堂本。（8）《续红楼梦》30卷，秦子忱撰，东瀛书馆铅印本。（9）《红楼复梦》100回，陈少海编辑，陈诗雯校订，上海申报馆清光绪二年（1876）铅印本。（10）《红楼复梦》100回，陈少海编辑，陈诗雯校订。

在上述书中，《增评补图石头记》、《国初抄本原本红楼梦》、《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上海有益斋精校石印本《后红楼梦》和《红楼梦八十回校本》5种版本中带有他本人2万多字的批语，主要分为六大类：一是版本考证；二是故事情节介绍；三是人物分析；四是作品思想性分析；五是作品艺术性评价；六是后四十回写作手法评价。这些批注是研究何其芳红学思想的重要材料。

2.“楚辞类”藏书版本辑录

汉人著“楚辞类”版本有《反离骚》1卷，扬雄撰，吴兴张氏1926年刻本，择是居丛书。

宋人著“楚辞类”版本有以下数种：

（1）《楚辞补注》。《楚辞补注》由汉代王逸章句，宋代洪兴祖补注。其为补正王逸《楚辞章句》之作，其体例为王逸注，再标“补曰”以申述己说。既补足王逸所未详，又纠正王逸的疏误。故此书行世之后，《楚辞章句》的单行本逐渐稀少。此书何其芳收藏有两种：一是《楚辞》17卷，1872年金陵书局刻本。每册书衣正中间钤“吕传恺印”“抱经主人”（抱经室是吕传恺室名）。首页目录左下方钤“不薄今人爱古人”（当为郑振铎印）。此书中5卷有何其芳在1953年做的批语和圈点。二是《楚辞》17卷，民国上海涵芬楼四部丛刊据明翻宋本刊刻。此书有复本。

（2）《楚辞集注》5种：《楚辞》8卷，附览2卷、辩证2卷、后语8卷，朱熹集注，明代蒋之翘评校，1626年刻本，钤“张之铭珍藏”、“张之铭古欢室藏”白方、“古欢室藏”朱方、“伯岸海外归来后所收书”白方、“大明张氏古欢室藏书信”朱方、“停云阁”朱方、“臣天赐（锡）”朱方，《屈原庙赋》有抄配。还有《楚辞集注》8卷，遵义黎氏影刻元本，古逸丛书之九，钤“星吾校字鉴琴督印记”朱方。从钤印可知此书原为杨守敬所藏，此书系刻书者自藏本，具有极高的版本收藏价值。另有上海扫叶山房1926年石印本和清乾隆年间听雨斋朱墨套印本。后者有何其芳批注，钤“孙华卿印”朱方。新印古籍有《楚辞集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影印本。

明人著“楚辞类”版本有：《楚辞》19卷，明代陆时雍疏，缉柳斋藏板刻本。其中《屈原传》和《楚辞杂论》文内有圈点。

清人著“楚辞类”版本有：（1）《楚辞疏》8卷，吴世尚撰，曹持、曹文超参订，1727年尚有堂刻本。（2）《楚辞新注》8卷，末1卷，屈复注，屈启贤编，屈来泰录，王垣校，1738年居易堂刻本。（3）《屈骚心印》5卷，夏大霖疏注，毛云孙参，夏景颐阅，1744年夏景颐一本堂刻本。钤“文干楼图书”。（4）《离骚笺》2卷，龚景瀚著，孙耿光校刊，1794年澹静斋刻本。（5）《离骚草木史》9卷，《离骚拾细》1卷，周拱辰注，1803年圣雨斋刻本，有朱墨笔圈点。（6）《屈子正音》3卷，方绩撰，1880年网旧闻斋刻本。（7）《离骚汇订》和《屈子杂文》各两种：《离骚汇订》，王邦采撰，1900年广雅书局刻本；《屈子杂文》，王邦采撰，广雅书局刻本。（8）《楚三闾大夫赋》含《离骚汇订》和《屈子杂文》，王邦采撰，清刻本。钤“灿亭”白方、“辉祖”白方、“我书”白方、“世魁瑞记”朱方。（9）《楚辞释》11卷，王闿运注，1901年衡阳刻本。另有蓝印记“长沙府正街 谦善书局经销”。（10）《楚辞灯》三种：《楚辞灯》4卷，林云铭论述，林沅较正，杨攀梅重订，东京青木恒三郎刻本。另有清刻本（年代不详）和清代近光堂刻本。（11）《屈辞洗髓》5卷，徐焕龙著，清刻本。钤“陈氏藏书”白方。（12）《离骚经九歌解义》，李光地注，清刻本（正文卷端仅有篇名）。（13）《离骚赋》，屈原撰，汉代王逸注，清代朱骏声补注，清刻本，卷首有朱骏声序。（14）《楚辞天问笺》，丁晏撰，广雅书局刻本。（15）《屈辞精义》6卷，陈本礼笺订，上海扫叶山房1924年石印本。（16）《屈原赋注》不分卷，通释2卷、音义3卷，戴震注，1924年周叔弢刻本。（17）《屈宋方言考》，李翘撰，1925年芬薰馆刊本。（18）《山带阁注楚辞》两种：《山带阁注楚辞》6卷，有卷首、余论2卷、说韵1卷，蒋骥注并撰。1933年北平来熏阁影印山带阁藏版，此书有复本。（19）《屈宋古音义》3卷，陈弟季编辑，1933年严氏用学津本校刊刻本。（20）《屈原赋》，屈原撰，戴震注，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刻本，湖北先正遗书之集部。

今人著“楚辞类”版本有：（1）《屈原九章今绎》，文怀沙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1952年12月棠棣出版社出版。（2）《屈原赋校注》，姜亮夫校注，1957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3）《屈赋通笺》附笺屈余义，刘永济著，1961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3.近现代作家作品集签名本

何其芳藏近现代作家作品集有约60种，主要是鲁迅、周作人、闻一多、徐祖正、韦丛芜、许钦文、柳亚子、台静农、苏雪林、章衣萍、野渠、蒋光慈、蒲风、废名、长虹、康白情、许地山、郁达夫、辛笛、郭沫若等人的作品集。在这些作家作品集中，以初版居多。初版的近现代作家作品集有38种。如周作人作品集有12种，几乎全是初版：《谈虎集》（1928年初版和1929年第3版，毛边本）、《过去的生命》（1929年初版，毛边本）、《周作人书信》（1933年初版，毛边本）、《雨天的书》（1934年第8版，毛边本）、《药味集》（1942年初版）、《书房一角》（1944年初版）、《夜读抄》（1935年初版）、《药堂语录》（1941年初版）、《永日集》（1929年初版）、《苦竹杂记》（1936年初版和1941年再版）、《知堂文集》（1933年初版）、《秉烛后谈》（1944年初版）。

何其芳收藏的作家作品集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毛边书^[14]较多。这些书基本上是他在北京旧书店购买的，大部分毛边书的封底还留有“中国书店”“东安市场旧书店”等的议价签。毛边书因为发行量极少，较普通的民国书刊更不易得，能收藏其中一二，是需要有“书缘”的。毛边书研究专家沈文冲《百年毛边书刊鉴藏录》，收录1900—1949年的毛边书版本共54种，而何其芳一人就藏有71种77册。需要指出的是，何其芳收藏的毛边书与《百年毛边书刊鉴藏录》收录的没有一种是相同的，这说明何其芳收藏的毛边书存世量极少且有可能是绝版。

图3-1 《门外文谈》题鉴

何其芳藏书中有109种签名本赠书，签名本中题签字数较多的是唐弢校订鲁迅的《门外文谈》（图3-1）和天蓝译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图3-2）。《门外文谈》（人民出版社1974年5月出版）扉页有：“此书开注于一九七二年，越二月，内部印过一次，一九七三年六月出试印本，八月定稿，至今将公开发行。全集此备注四十一条，现为一百二十五条。在此过程中，多谢你的鼓励和支持。其芳同志 唐弢一九七四年九月。”唐弢的题签还有对此书写作情况及出版情况的简介，是作者对出版源流的亲笔描述。《诗学》（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3月出版）扉页有：“其芳同志：这本小小的译作是得过你珍贵的帮助的，当它再版的时候，特送上以留纪念。天蓝23/Ⅲ/1953”。

图3-2 《诗学》题鉴

何其芳收藏的赠书中还有自己所著的《刻意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8年出版，文学丛刊第五集）和《还乡日记》（靳以编辑，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1939年出版），但却是朋友赠予的。《刻意集》为老友卞之琳所赠，此书第一张扉页上记：“一九四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其芳在延安收到”；第二张扉页上记：“书出版了两年才见到，想着北更未曾寓目，特购寄西北，愿路上顺延。之琳九月，一九四〇，昆明。”老友卞之琳理解何其芳在延安无法得到自己作品的无奈，于是买来寄给何其芳。此书上有何其芳和卞之琳两位名家的签名。何其芳还对全书进行了校改，弥足珍贵。《还乡日记》的扉页上有何其芳朱笔记，“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收到郑克从浙江寄来”，说明此书是郑克所赠。何其芳在此目录页后空白页有墨蓝笔批注，“遗失下列四篇：《我们的城堡》（发表于《国闻周报》十四卷十二期）、《私塾师》、《老人》、《树荫下的默想》”。^[15]何其芳的批注，有利于我们研究《还乡日记》作品集版本的演变情况。

何其芳藏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有大量批语。其中古籍中有批语者54种，平装书500余种。这些批语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

1.批语的形式

何其芳的批语主要以圈点、划线和问号为辅助手段，有页码批、眉批、目录批、末批、旁批五大类。(www.xing528.com)

（1）页码批

页码批指用大写字母“P”标出页码的批语形式。何其芳一般选择空白页或书首、书末有较多空白的地方做页码批注，比如扉页、书末页等处。何其芳页码批的特点是：批语比较集中，能一目了然地了解批语内容。

平装书上做页码批注比较多，比如《红楼梦新证》（周汝昌著，棠棣出版社1953年9月出版），目录页前空白处有35条页码批，现摘录部分批语如下：P.6“说程本妄改甚多，几乎没有一句全为曹氏原文”。P.7和P.21“所举例子尚有道理”。P.8“把红楼梦文体说成清朝一般旗人‘初受汉化，文词未臻高明’的文体，不妥”。P.11“说曹雪芹‘贯注于禅道’‘诗酒书画’‘高人逸士’与当时政治黑暗很有关系，此论可研究”。P.36“‘枣窗闲笔’说后四十回为‘一善俱无，诸恶备具之物’”。P.50“曹頫为曹寅侄儿”。P.119“曹氏原籍丰润，可能永乐以后出关”。P.124“‘包衣’满语奴隶之义。内务府包衣即皇家包衣”。P.126“曹寅奏招，安个他家是‘包衣下贱’”。P.127“曹家隶正白旗”。P.128“到曹寅、曹雪芹时已完全满化”。P.129“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曹家在卷74，在‘附载满洲旗分内之尼堪姓氏’下。尼堪是满语汉人之意”。P.134“说贾府、甄府都是曹家，一部分回北京，一部分留南京”。P.167-168“曹雪芹卒年，脂批为‘壬午除夕’（1762），诗为甲申（1763）”。P.194“红楼梦自十八回到时五十三回，皆叙一年之事”。P.202“红楼梦实写九年间之事”。P.390“曹頫奏招自称‘奴才包衣下贱’”。P.396同P.393“曹寅常说佛语：‘树倒猢狲散’”。P.403“李煦说到‘曹頫承继袭职’的奏招”。同（P.403）。P.404“曹頫奏招自称‘奴才包衣下贱’”。P.410“康熙命曹頫密奏地方之事”。P.419“曹氏籍家情形”。

何其芳通常会用红笔或蓝笔、黑笔在原文，画出页码批语对应的文字。有时会对同一个批语，既做页码批，又做随文批。如《安娜·卡列尼娜》（上册，周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第140页批语：“列文想象中的妻子的性格与契诃夫里的‘可爱的人’相近”；在原文眉批中又有相近的文字表达：“列文想象中的妻子与契诃夫里的《可爱的人》相近。”这说明，何其芳对批语的态度是比较严谨的，随文批注后，有时会稍作整理。

页码批是一种比较少见的批语形式，而何其芳却采用颇多。一般的经验是，人们在阅读过程中，对某句话或某个观点有了体会，通常就在当页空白处做批点。这样写起批语来既照应原文，又得心应手。而页码批则是远离原文，在书首或书尾凭记忆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有时会有个别字词的误记。这样分析起来，页码批是一种比较费精力的批注方式，以后自己或别人读起批语来，都比较费事，需要翻开原文和批语页比照着才能了解批语的含义。何其芳大量采用页码批，可能是为了将批语集中起来，显得更有条理性，也许只是他的阅读习惯而已。

（2）眉批

何其芳批语以眉批最多。眉批是一种比较传统、常用的批注方式，一般是用红笔、蓝笔或黑笔对要批注的内容进行划线，批注内容是文中某个观点、某句话或某段文字。批语内容非常广泛，可以是点评、校勘、注释等。也有部分在卷首或章首的眉批，是对此卷或此章的总评，等同于卷末批或章末批的作用。何其芳大多对古籍、平装竖排图书采用眉批。

如《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一卷，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鲁迅全集出版社1938年6月15日出版）共有38条批语，其中仅1条章末批，其他全是眉批。现摘录部分眉批如下：

第363页，“夸耀先前之阔，精神胜利法之一”。（原文：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第364页，“阿Q真能做，并喜欢别人这样夸奖他”。（原文：有一个老头子颂扬说：“阿Q真能做！”……然而阿Q很喜欢。）“阿Q很自尊”。（原文：阿Q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里。）“精神胜利法之二”。（原文：他想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第365页，“忌讳自己的癞疮疤——缺点”。（原文：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于是他渐渐的变换了方针，大抵改为怒目而视了。）“精神胜利法之三”。（原文：“你还不配……”这时候，又仿佛在他头上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第368页，“精神胜利法之四”。（原文：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点明阿Q的特点”。（原文：阿Q，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有这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第367页，“精神胜利法之五”。（原文：阿Q也心满意足的得胜走了，……你算是什么东西。）第387页，“阿Q的无赖，所有这些都的确是生活中存在的，说别人是儿子就好像占了便宜，这在过去上层和下层社会中都流行。（原文：“这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你……”）第398页，“阿Q对革命的想法仍是阿Q的性格的表现”。（原文：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但也不要了。）第402页，“写辛亥革命不彻底”。（原文：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辫子盘在头上亦是很有特点的事情：不剪又不托着，从秀才到阿Q都如此，说明这种敷衍的心理是上层下层社会共有的”。第412页，“此种思想似与阿不合”；“到死仍是阿Q”。第413页，“这也是把另外一类玩世思想写在阿Q身上”。第414页，“这也是精神胜利法，也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第415页，“附带写出群众的盲目和缺乏同情心”。

何其芳一般对古籍或平装书竖排本做眉批，与这种排版方式有很大关系。其一，竖排的版式天眉、地脚留空比较多，有批注的空间；其二，竖排书的文字是从上往下排的，在书眉做批，批注的内容与原文在视角上可以对应。

（3）目录批

目录批，就是在目录页的章节题名空白处做批注。目录批和页码批有一个共同特点：批语比较集中。目录批往往着眼于章节，对章节进行点评或概括大意。

何其芳的目录批比较多的是《国初抄本原本红楼梦》（八卷，八十回，民国初上海有正书局石印本），共有76条批语，几乎每卷、每回目录都有批语。现摘录部分批语如下：

卷一，“此卷除开头两回似引子而外，其余数回主要写荣府环境和宝玉、秦可卿。黛玉、宝钗、袭人、晴雯等人物虽均已出场，尚未著重描写，刘姥姥亦然”。第一回，“作者自述作书动机及其创作见解”。第二回，“开头自述写作手法一段，为普通本所无。侧面介绍宁国府、荣国府及其主要人物。对贾宝玉的评论。又借甄宝玉写这种人对女子的看法和态度”。第六回，“刘姥姥见凤姐一段写得细腻、热闹。两人性格也活现纸上。并侧面写凤姐性格”。第十七回，“展开的大幅的描写，只有《战争与和平》中的阅兵场面才可相比”。第十八回，“写元春归省亦是大手笔。写她和家族见面的悲伤尤为现实主义之笔”。第三十一回，“写黛玉喜散不喜聚，亦犹言其性格冷僻而已。湘云与丫头大谈阴阳”。

（4）末批

一本书通常会分卷、章、回，末批一般是对全章或具体卷数、具体回目进行概括点评。如《阿Q正传》的章末批（第416页），“阿Q的性格从头至尾是统一的，在他身上集中了许多可憎、可悲和可笑的弱点，也是的确在生活中真实地存在过的，问题在如何解释而已，这样真实，这样阴森森！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记”。

再如《不快意的戏剧》（萧伯纳著，金本基、袁弼译，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收三个剧：《乌兰夫人的职业》《好逑者》《鳏夫之室》，何其芳对这三个剧都有章末批。《乌兰夫人的职业》剧末批语：“乌兰夫人为一妓女，后来又与一相好的资本家合伙做妓院生意；其女葳利乌兰因受高等教育，不愿顺母之意，嫁此资本家，而决心过依靠自己劳力养活自己的独立生活。通过这个情节和纠纷，作者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一些尖锐的暴露，但是，葳利这个正面人物的思想，仍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不过企图用正当的方法赚钱而已。”

《好逑者》剧末批语：“此剧似乎写作者的这种见解：女子是追逐者，男子是被追逐者。易卜生会员臼利斯（女）爱雀脱蕊斯，而雀却爱另一女会员格蕊斯。臼甚妒。雀设法摆脱，使一医生而之求婚。格蕊斯似是作者认为比较新的妇女，为了保持独立而并不愿嫁给她爱的男子雀脱蕊斯（七八页）。雀被写为一个很冷静的人。易卜生会员有一规定：不要有男人气的男人和有妇人气的妇人入会。臼利斯作为一个喜妒泼妇的人物是写得不错的；但整个剧的意义却不大。对于此类妇女之缺点及男女互相爱悦，作者并不能作正确的理解，因而流入一些离奇的看法。”

《鳏夫之室》剧末批语：“沙沱力显司是一个残酷地剥削城市贫民的房主，储冷柜与其女恋爱，得知他的收入来源后，不愿要他的钱来供他与他将来的妻子的生活，因而闹翻。但储冷柜家里也是靠典押房屋生活的。沙沱力显司说，他剥削来的钱当先得交给他家里。最后两人和解，共同作一投机事情：把破烂房屋修好一些，以便向打算收买这些地皮修马路的政府取得更多的赔偿费。这也是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作品。它的结局是表现了这种暴露的彻底。但读起来，前面较激烈，较有戏剧性；后来却比较平一些。一九五三年九月五日夜。”

又如《春潮》（屠格列夫著，马宗融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书尾批：“此书记得1930年左右读过，此次重读，伤脑筋甚感人。吉玛写得单纯善良、可爱，而小说后半却令人读之不快。问题不在萨宁的软弱，而在过去的作者喜欢写一些不快活的结局的故事，在当时或许是某种现实生活的反映，但今日读者却已不喜欢读这一类故事了。1959年5月28日。”

卷或章末批也有对版本进行考订的，如《诗薮》（明代胡应麟撰，民国开明书局据广雅书局校印）卷尾批：“诗薮有明万历刊本，较广雅书局本多续编二卷，为论明代诗歌者。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五日附记。”

卷或章末一般都有相对较多的空白，因此，这类批语文字可以尽量长些，内容通常比较丰富。何其芳喜欢在卷或章末批后注明批注时间，这对于我们研究何其芳的生平有帮助。

（5）旁批

旁批，就是在正文空隙处做批语。一般来说，正文中空白空间不大，所以旁批的内容都比较简短。横排图书正文的空白处，相对于正文内容来说，一般在旁边，我们形象地称这类批语为旁批。竖排图书正文的空白处，相对于正文内容来说，一般在下边，相对于整个版面来说是在侧面，但是这类批语性质和横排图书的旁批是一样的。为了叙述方便，这里我们统称为旁批。如《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就有许多旁批，现摘录部分如下：

第112页，“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毁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句下批“晴雯”；“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堪羡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句下批“花袭人”；“根并荷花一茎香，平生遭际实堪伤。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句下批“香菱”。第113页，“可叹停机德”句下批“指宝钗，用乐羊子妻故事，见《后汉书·列女传》”；“堪怜咏絮才”句下批“指黛玉，用谢道韫故事”；“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句下批“黛玉宝钗”；“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句下批“元春”。

（6）圈点、划线和打问号

圈点和划线，是何其芳批点图书的两种辅助手段。何其芳批点古籍，采用传统的方法，凡重要文字，都以圈点标示。这也是老一辈学者的读书方法。何其芳批点平装图书，采用现在通用的划线标示法。因为圈点和划线只能表示何其芳重视这些文字，它们本身不能表达思想。因此，通常在圈点和划线的就近处，都能看到何其芳的批评文字。

何其芳对阅读作品中的观点，有时不发表意见，而是对原文划线，在旁边用问号标识。如何其芳在“《红楼梦》的创作过程，本质上是两个阶级思想搏斗的过程。革命的精神战胜了”（《红楼梦问题讨论集》第三集，作家出版社1955年6月出版。此段文字在第144页）句上眉批“？”，表达他对此种观点存疑，但是又没有明确地说出自己的观点。

2.批语的内容

何其芳阅读的批语内容主要有品评、考证、补录、校勘、引用五大类。

（1）品评

何其芳品评文艺作品，大多数是从思想性、艺术性两个方面着眼。如《定县秧歌选》的两条批语：P.584“高文举坐花厅还有一点反抗性，妻子可以骂忘恩负义的丈夫”，这是从思想性评价作品；P.640“《罗裙记》写得相当生动活泼”，这是从艺术创作方面评价作品。对剧本《不快意的戏剧》的评价是思想性与艺术性兼有。对《好逑者》，他批道：“臼利斯作为一个喜妒泼妇的人物是写得不错的；但整个剧的意义却不大。对于此类妇女之缺点及男女互相爱悦，作者并不能作正确的理解，因而流入一些离奇的看法。”此处，何其芳认为剧本的人物描写是成功的，但是剧本的思想主题表达却有些离奇；对《鳏夫之室》的批语是：“这也是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作品。它的结局是表现了这种暴露的彻底。但读起来，前面较激烈，较有戏剧性；后来却比较平一些。”何其芳从艺术上评价此剧，认为前半部分戏剧冲突强，极具艺术性；从思想主题方面分析，认为它是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作品。

再如《平凡的故事》（冈察洛夫著，黄裳译，平明出版社1955年5月出版）的书尾批语：“前半部书写得相当有吸引力。《奥勃洛摩夫》的作者应该是有才能的，揭露了封建贵族的浪漫主义的庸俗，对资产阶级的实际主义也有所批评。但后半部写得不好，似很不相称。不但描写简略，无生活气息，而且还有些概念化。好像是为了揭露主人公相信爱情永恒的虚伪性而编造后面一些情节似的。不是写得近情近理，不是生活的逻辑的必然发展。这个主人公似也有奥勃洛摩夫气质，但结果却是大不相同，他适应了环境，改变了。一九六六年二月。”何其芳评价作者冈察洛夫，认为他是“有才能的”，肯定了小说的前半部分写得好，后半部分因为写得过于概念化，何其芳认为写得不好。

又如《不平凡的夏天》第35节节尾批语：“老是转引斯大林的文章，这成什么小说呢？小说不能用论文来代替。”对《红日》（吴强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出版），何其芳在章末第446页批语：“以上一章写张灵甫写得不错，不简单化公式化。”

（2）考证

考证，指根据文献资料核实说明，是学术界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特别是古典文学的重要研究手段之一。何其芳对古典文学文本的批注，有较多的考证方面的内容。如何其芳对《现存元人杂剧书录》（徐调孚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55年1月出版）考订较多，下面两条批语是从创作风格方面考证作者：

第10页《包待制智斩鲁斋郎》题下旁批：“写得沉痛有戏剧性，元曲中重要之作也。风格似关汉卿作品，疑误理由不过因录鬼簿等书不载而已（详见《元曲六大家略传》六二页）似尚不能断定。”本页右边页边旁批：“《元曲六大家略传》十页引冯沉君古剧四考跋注，云脉望馆本‘立成汤伊尹耕莘’虽题郑德辉名，可能为关作。按：此剧平庸不类关作。”以上两条批语，何其芳都是从写作风格角度考证作品的作者。何其芳从作家创作风格的相对稳定性出发，比较关汉卿的其他作品，认为《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可能是关汉卿作品，与《书目》的观点不一致；何其芳还举反面例子论证，脉望馆本认为《立成汤伊尹耕莘》是关汉卿作品，何其芳却认为此剧与关汉卿创作风格相差太远，不是他的作品。由此可见，何其芳的考证是有“破”有“立”的，论据非常充分，令人信服。

何其芳在《楚辞·九辩》卷首，眉批引证《屈宋古音义》的观点，考证《九辩》的作者是屈原：“《屈宋古音义》卷三云：‘宋洪兴祖得离骚释文古本一卷，其篇次与今本不同，首《离骚》，次《九辩》……儒者因是谓九辩亦屈原所作。’又云：‘愚读《九辩》，久窃怪其过于含蓄，意谓其惧不密之祸也。近弱矦谓余曰：《九辩》非宋玉作也。反复九首之中，并无哀师之一言，可见矣，夫自悲与悲人语自迥别，不可诬也。’”何其芳从篇次安排和语言表达两方面分析《九辩》的作者是屈原，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从以上对何其芳批语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何其芳不仅重视考证，而且其考证功力相当深厚。不仅引经据典，而且考证结论也令人信服。

（3）补录

如对于《诗薮》（明代胡应麟撰，民国开明书局据广雅书局校印），何其芳在卷尾批：“《诗薮》有明万历刊本，较广雅书局本多续编二卷，为论明代诗歌者。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五日附记。”

（4）校勘

如《马恩通信选集》（解放社1949年8月出版）有一处校译《恩格斯给布洛赫的信》最后一段文字（在原文中校改）。原文：“青年们所以常常会把经济方面过分地着重了的原因，在马克思和我也要负一部分的责任。当时我们在论敌前面，必须要强调那被他们所攻击着的主要原则，于是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地方和机会，来使其余的交互作用中的诸契机获得它应得的地位。但因为那是为着要对一个历史阶段加以说明，也就是说为着要实际的应用，那情形是不同的，而这里就不能有什么错误。遗憾的只是太常常地说有人以为，只要把主要命题抓住，而且还不一定是正确地抓住，就算是对于一种新理论完全得到了解而且充分地能够运用了。在这方面，我不能不责备那些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许多古怪乱谈都是从此产生的。”何其芳校译：“青年们之所以常常会把经济方面给予过分的重视，在马克思和我也要负一部分的责任。我们曾经因为要在论敌前面，要强调那被他们所攻击着的主要原则，这时就不容易找到时间、地方和机会，来使其余诸多参与在相互作用中的获得它适当的地位。但因为那是为着要对一个历史的局部加以说明，也就是为着实际的应用，情形有似不同的，而在那里就不能有什么错误。遗憾的只是太常常地说有人相信，只要把主要命题抓住，而且还不一定是正确地抓住，就算是对于一种新理论完全得到了解而且充分地能够运用了。我不能不把这样的谴责投给那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许多古怪的胡说都是从他们那里产生的。”

（5）引用

如《孟子正义》第一册（焦循著，商务印书馆发行）扉页页码批14条，全是从原文中摘录的，现引用部分批语如下：（卷一）P.23“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P.25“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卷二）P.115“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何其芳的藏书对于他的创作和研究起了很大作用。他生前曾自负地说：“我的这些书，供文学研究工作者用，是足够了。”^[16]他对藏书也非常爱惜。因为怕弄脏书籍，连子女都不让看，而是专门给他们买复本，书库也不轻易让人打开。在下放到河南息县东岳公社干校劳动时，何其芳听说大女儿三雅要带走一些他的复本，很是焦虑，赶紧嘱咐夫人不让女儿到书库随便找书。何其芳去世后，遵照生前“藏书不分散”的遗嘱，由其遗孀牟决鸣女士赠予中国传媒大学图书馆，专辟“何其芳古籍阅览室”以藏。线装书大多统一配上六面全包式的、厚纸板外裱以蓝布的函套，少数图书保留了原有函套。所有图书按《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分类，并配备中图法、著者音序法和书名音序法三种卡片目录，供读者查阅。古籍图书编有《何其芳古籍藏书目录》，目前正在做机读编目数据。平装书按《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分类，编有机读目录。笔者在中国传媒大学图书馆工作，有机缘对这批藏书进行整理。

不过，据知情人透露，何其芳另有四大箱资料并不在此库，而是另寄存在亲戚家，至今情况不明。在目前所见到的何其芳藏书中，几乎没有他本人的著作（除《刻意集》《还乡日记》为朋友赠书外），也没有手稿。笔者推测，这些比较私人的资料极有可能都珍藏在这四大箱子里。因为珍爱反而导致它们不见天日，这肯定不是何其芳的初衷，却是今人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