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印与藏书票：古代藏书标识和现代藏书保存的文化艺术

作为藏书爱好者的近现代作家，他们往往采用钤盖藏书印、粘贴藏书票或直接签名的方式来为自己的藏书做标识，标明图书所有权。

藏书印是中国传统藏书爱好者的藏书标识形式，以文字为主；藏书票则是西方藏书爱好者的藏书标识形式，以图像为主。藏书票于20世纪30年代在鲁迅、叶灵凤、郁达夫、施蛰存等近现代作家的大力倡导下，开始在中国发展起来。我们可以从图书材质、审美情趣及文化传统等方面对中西藏书标识的不同选择进行分析。就图书材质来说，中国古代印制图书使用宣纸，纸质绵软，吸湿性强，适于钤印；而西人印书多用道林纸、铜版纸等，纸质光滑，不适于钤印，所以他们用藏书票贴在书上。从审美情趣来说，中国的汉字是象形文字，本身具有结构之美，形成了独特的书法艺术；西方的文字难以做到仅以字母文字入印，形成变化万千的艺术效果，因而以图为主。从文化传统来说，中国文人学士喜爱金石篆刻，讲究书法，形成了以篆刻为主的印章文化（兼以摹印、玺文、金文等字体入印）；而版画之类的造型艺术，自古以来就是欧洲各国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袖珍版画式的藏书票首先出现在欧洲，也就顺理成章了。另外，起源于欧洲的藏书票，早期一般用族徽作图案，且以“盾牌”图案最为常见。族徽是一种家族世代相传的图案化的徽号，以此为藏书票可以彰显自己的身份高贵，这种文化传统是西方特有的习俗。基于藏书印与藏书票的不同特点，近现代作家通常在古籍藏书上钤盖藏书印，而对洋装藏书则会粘贴藏书票或者直接签名。

中国古代印章的使用起源极早，据文献记载，早在黄帝、尧、舜时代就已有玺印，但无实物可考，目前最早的出土文物便是商代玺印。藏书印是我国印章学的一个分支。一般认为，藏书印始于唐代，流传于宋元，至明清大盛。藏书印通常盖在正文首页的右下方空白处。

藏书印作为藏书保存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与高高在上的藏书楼相比，藏书印太容易制作了。因此，藏书家在这小小一方藏书印上尽情发挥着自己的才情，许多藏书印文的内容已远远超出了标记所有权的作用。丰子恺曾说“在不满方寸的小空间，布置、经营，用自己的匠心，造成一个最理想、完美无缺的世界，这是西洋人梦想不到的幽境”^[75]。所谓“方寸之间，气象万千”，藏书印的创造与使用成为实用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并成为藏书保存文化中的一门显学。

从宋代开始就有学者研究印章之学，如宋代《宣和印谱》、元吾丘衍《学古编》、明代徐官《古今印史》、甘吻《印章集说》、何震《续学古编》、清代孙光祖《古今印制》等。当代学者在对藏书印的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林申清编著的《明清藏书家印鉴》《中国藏书家印鉴》《明清著名藏书家·藏书印》，以及孙学雷、董光和主编的《国家图书馆古籍藏书印选编》、王玥琳的《中国古代藏书印小史》等。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刘尚恒的《古代私家藏书印鉴的价值和意义》、吕宜秋的《馆藏书刊盖章有讲究》、华济芬的《藏书章究竟始于何时》、熊焰的《试论藏书印的源流、类型及功能》、王竞的《藏书印订补蟫林志传举例》等。这些研究对藏书印的方方面面都做了探讨：编辑印谱；探讨印文字体、结构、章法、艺术；考证印泥；阐述藏书印钤盖方法的礼让制度；诠释印文丰富内涵；考镜源流、辨析类别；编撰印主传略，借印考史等。可以说，藏书印是一种综合艺术，既有雕刻的又有书法的，还有文学的、文字的，等等。一枚小小的藏书印蕴含着大量的文化信息，常常让藏书家深陷其中，流连忘返。

中国古代私家藏书发达，藏书印蔚为大观，私人藏书家通常都有多个藏书印，有些藏书家的藏书印还特别多。如常熟铁琴铜剑楼瞿氏有藏书印20余枚，聊城海源阁杨以增有藏书印26枚，杭州八千卷楼丁国典有藏书印24枚等。明代藏书家项元汴极善印章，藏书印颇丰，仅《明皇纳凉图卷》就有60多枚印记。近现代作家中数周作人、鲁迅、黄裳的藏书印较多。周作人有藏书印近百枚，鲁迅的藏书印也比较多，有遗印50多枚，黄裳的藏书粗略统计也有30多枚。私人藏书印数量的统计是从藏书家的藏书中反映出来的，藏书有散佚，因此这种统计是不完全的。私人藏书家对藏书印情有独钟，频繁治印的原因除了藏书印雕刻的、书法的、文字的艺术魅力之外，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藏书印文的文学功能，它能即时地、准确地反映印主的个人情况和思想、情操及追求，表达他们的“真我”情怀。因此，藏书印文历来是印主发挥文学创造性最多的地方，也是后人研究藏书印及印主相关信息最直观、信息量最丰富的方面。

事实上，古代的藏书印章实物保存至今的并不多，我们要了解古代藏书印章的发展历史及其艺术特征主要从印章文字入手。我们提到藏书印，一般都是指藏书印文。藏书印文的文化内涵异常丰富，具有史料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在版本学方面，藏书印是鉴定版本的必要依据之一；在藏书史方面，借助藏书印，可以了解一部书的收藏流传过程；在艺术欣赏方面，一方篆刻精致的藏书印称得上是一件艺术品，极具收藏价值。因此，许多学者对此展开了深入研究。比如彭文静《黄丕烈藏书印考论》^[76]，该文根据林申清的《明清藏书家藏书印》《中国藏书家印鉴》，以及郑伟章的《文献家通考》整理出黄丕烈的藏书印约有60多枚。作者认真研究黄丕烈的藏书印，从其藏书活动中探查其生平经历、藏书思想及个人情感等。比如其“县桥”朱长方：嘉庆七年（1802），黄丕烈移居吴县城东悬桥巷。“悬”通“县”，故黄丕烈有“县桥”藏书印。又如“碧云群玉之居”小印：道光三年（1823），黄丕烈送其孙黄美镐到昆山参加府试，遍访古董铺，得到宋刻本《碧云集》《群玉集》二书，遂借银购得，“携归日，即命三儿寿风镌小印，曰‘碧云群玉之居’”，表达对得到珍爱藏书的欣喜之情。

藏书印文内容丰富，类型划分不统一，有粗略分为五类的，也有细分为十六类的。大致来说，其内容主要包括印主名号、印主里爵、鉴赏标志、箴言警句及记时、记事的杂记内容等。近现代作家处在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及西方文化大量涌入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他们的藏书印在继承古代传统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化现象。

首先，现代作家承袭传统藏书印文内容，以标识藏书所有权的印主名号，里居入印者居多。如康有为藏书印“南海康有为印”“南海康氏万木草堂”，梁启超藏书印“饮冰室”、“饮冰室藏”（图2-1、图2-2）、“梁启超”（图2-3），吴梅藏书印“吴梅”（图2-4）、“臞安”（图2-5）、“吴氏霜厓藏书之印”（图2-6）、“吴梅私印”（图2-7）、“吴某”（图2-8），黄人藏书印“摩西”，苏曼殊藏书印“曼殊院藏”“曼殊图书足印”，周越然藏书印“周越然”（图2-9）、“曾留吴兴周氏言言斋”（图2-10），王国维藏书印“王国维”，齐如山藏书印“齐如山”、“如山”、“齐宗康”、“齐宗康字如山”、“高阳齐氏百舍斋藏书之印”（图2-11）、“齐氏所藏戏曲小说印”、“高阳齐如山珍藏”、“齐如山藏”、“如山所藏”，梁实秋藏书印“梁实秋玺”、“实秋之印”（图2-12），黄节藏书印“黄节”，巴金藏书印“巴金藏书”“巴金”，胡适藏书印“胡”“胡适”“胡适之印”“胡适的书”，吴晗藏书印“吴晗所藏书籍”，阿英藏书印“阿英”，唐弢藏书印“唐弢藏书”（图2-13）、唐弢印（图2-14），刘半农藏书印“刘”“刘半农藏书”，施蛰存藏书印“施蛰存藏书印”“无相盦”“华亭施氏无相庵藏”“施蛰存藏书记”“施蛰存藏书章”，郑振铎藏书印“长乐郑氏藏书之印”“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长乐郑氏藏书”“西谛藏书”“郑振铎”，鲁迅藏书印“鲁迅”、“会稽周氏藏本”、“会稽周氏”（图2-15）、“会稽周氏收藏”、“周树人所藏”、“树人所藏”、“俟堂”，周作人藏书印“周作人印”、“苦雨斋藏书印”（图2-16）、“周公之作”（图2-17）、“会稽周氏凤凰专斋藏”、“荣木山房”、“周氏”、“越人周作”、“稽山老孱”、“知堂收藏越人著作”（图2-18），黄裳藏书印“黄裳私印”“来燕榭珍藏书籍印记”“来燕榭藏旧本诗馀戏曲”“黄裳私印”“黄裳”“黄裳藏本”“黄裳百嘉”“黄裳小雁”“来燕榭”“黄裳青囊文苑”“黄裳容氏珍藏图籍”“来燕榭珍藏图籍”“来燕榭珍藏记”“木雁斋”“草草亭藏”“草草亭藏书记”“来燕榭珍藏书籍印记”“黄裳珍藏善本”，何其芳藏书印“何其芳”、“无计为欢室藏”（图2-19），夏衍藏书印“仁和沈氏曾藏”，李一氓藏书印“一氓所藏”，等等。

图2-1 梁启超“饮冰室藏”

图2-2 梁启超“饮冰室藏”

图2-3 梁启超

图2-4 吴梅

图2-5 吴梅“臞安”

图2-6 吴梅“吴氏霜厓藏书之印”

图2-7 吴梅私印

图2-8 吴梅“吴某”

图2-9 周越然

图2-10 周越然“曾留吴兴周氏言言斋”

图2-11 齐如山“高阳齐氏百舍斋藏书之印”

图2-12 实秋之印

图2-13 唐弢藏书

图2-14 唐弢印

图2-15 鲁迅“会稽周氏”

图2-16 周作人“苦雨斋藏书印”

图2-17 周作人“周公之作”

图2-18 周作人“知堂收藏越人著作”

图2-19 何其芳“无计为欢室藏”

关于官爵入印，宋明两代有以官署印或关防作为个人藏书印，清人以官职仕履入藏书印比较盛行，这体现了中国古代以做官为荣耀的官本位心理。如明王世贞的藏书印“太仆寺印”，清人翁方纲的藏书印“秘阁校理”等。而现代作家作为新式文人，他们打破了这种官本位思想，基本不以官爵入印。

其次，与古代藏书印文相比，现代作家的藏书印以鉴赏标志（包括鉴别校定和阅读观赏）、箴言警句及杂记内容入印者较少。其中，箴言警句类印章以成语、警句、典故、诗文等入印，常常抒发印主对书籍、治学、处世等的态度及思想感情，是藏书印文化中文学创作艺术成分最集中的部分。现代作家中观赏印主要有周作人藏书印“知堂眼学”（图2-20），吴梅藏书印“瞿安眼福”（图2-21），黄节藏书印“黄节读书之印”，黄人藏书印“黄人过目”，苏曼殊藏书印“曼殊图书足印”（图2-22），齐如山藏书印“如山过目”“如山读过”，李一氓藏书印“一氓读书”等；鉴别校定印主要有吴梅藏书印“霜厓秘笈”（图2-23）、“霜崖手校”（图2-24），黄裳藏书印“黄裳珍藏善本”，胡适藏书印“胡适审定”“适之珍藏”等；箴言警句印主要有周作人藏书印“山上水手”（图2-25）、“且以永日”、“作人长年”（图2-26），吴梅藏书印“瞿安长寿”（图2-27），邓拓藏书印“书生之气不可无”，郑振铎藏书印“狂胪文献耗中年”“不薄今人爱古人”，茅盾藏书印“玄珠六十八岁后所读书”等。其中，茅盾的这枚藏书印印文较长，还属于记时、记事的杂记类藏书印。

图2-20 周作人“知堂眼学”

图2-21 吴梅“瞿安眼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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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2 苏曼殊“曼殊图书足印”

图2-23 吴梅“霜厓秘笈”

图2-24 吴梅“霜崖手校”

图2-25 周作人“山上水手”

图2-26 周作人“作人长年”

图2-27 吴梅“瞿安长寿”

从现代作家的这些藏书印文内容来看，他们与古代藏书家对藏书的态度有很大不同。其一，古代藏书家比较重视图书的版本，因此鉴别校定的鉴赏章比较多。而大多数现代作家收藏图书是为了自己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因此他们对图书版本不是特别看重，体现在藏书章上，就是此类藏书印较少。古代部分鉴别校定的藏书章对书籍的版本状况作了明确鉴定，为后人判断图书版本提供了确切的依据，如“宋本”“元本”“赵宋本”等。另外，经过名家鉴定和校勘的图书，身价倍增，如盖有惠栋藏书印“惠定宇手定本”的藏书以及盖有杨以增藏书印“益之手校”的藏书。其二，古代箴言类印章中，数量最多的是告诫后人珍惜图书、希望子孙永保藏书的印章。藏书印字数较多的印章常常出于此类。据文献学家杜泽逊考证，清杨继振的252字印文是已知最长字数的藏书印^[77]。而现代作家的藏书观比较通达，早已明白图书聚散无常，因此，此类印章基本没有。仅齐如山沿袭祖先遗印“齐林玉世世子孙永宝用”，表达希望永保藏书的愿望。

最后，现代作家藏书印的字体最能体现时代特征，开始用简体字入印。比如郑振铎的藏书印“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图2-28），系著名学者魏建功制作，全印用通行的简化汉字；大力倡导白话文运动的胡适，常在他的藏书上盖白话藏书印“胡适的书”；周作人也有白话藏书印“周作人印”（图2-29），等等。

图2-28 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

图2-29 周作人印

从藏书印数量及印文的文学创造性方面来说，现代作家的藏书印远远逊色于古代藏书家，大多数藏书家的常用藏书印印面文字开始减少。

藏书票是贴在书籍扉页上，一种带有藏书者名称和藏书标记的微型版画艺术品。起源于西方的藏书票与中国的藏书印一样，最初都是标明图书所有权的凭证。早期的藏书票在中国没有固定的译名，鲁迅称之为“藏书图记”，施蛰存称之为“藏书之券”，也有人称其为“藏书帖记”等。

藏书票一般应具备三个要素：一是票主姓氏，二是藏书年份，三是国际通用的拉丁文字“EX LIBRIS”，即“我的藏书”之意。曾有人把没有“EX LIBRIS”字样的藏书票称为“里书标”。笔者查阅国家图书馆典藏阅览部编撰的《寸纸留香——国家图书馆西方藏书票集萃》发现，西方许多藏书票也没有“EX LIBRIS”字样，可见，所谓“里书标”就是藏书票。

另外，我国一些藏书爱好者常将民国时期的版权票误认为藏书票。版权票是表明版权所有者的标记，用处是防止盗版等侵权行为（图2-30、图2-31）。古代在“牌记”上注明“不许翻刻、翻刻必究”等字样，现在在版权页上进行标注。

图2-30 新民印书馆版权票

图2-31 鲁迅版权票

藏书票比常见的书签稍宽，一般高约10厘米，宽约7厘米，下边约留3厘米白边供作者签名，其余三面边缘留约0.5厘米白边。藏书票下端除用铅笔签名外，还标有印数、制作年月。由于藏书票图文并茂，属于版画艺术，被称为“版画珍珠”“书中蝴蝶”，因此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随着藏书票艺术的发展，其艺术欣赏价值越来越高，而实用性日趋淡化。

藏书印和藏书票虽都属边缘艺术，但分属不同的范畴。藏书印一般只有文字，属于篆刻艺术，与中国传统书法同出一门。藏书票制版有铜版、水印木版、纸版等，黑白的多，但也有很多采用彩色套印，色彩艳丽，印工精致。油印采用胶印油墨，效果凝重有力；水印采用中国画颜料或水彩，水粉颜料色彩艳丽，典雅透明；绝不使用铅印油墨和撰写油墨。藏书印制作材料多为玉、石，印迹皆为朱红色，比藏书票单调很多，但它极具风格与韵味，尤其适合线装书页，纸白如玉、墨润如脂，钤上一方朱红印记，极具古典风味。

另外，随着藏书票的发展，藏书票图案可以以工业化方式大批量制作，买主只要在相应位置填上标明物权的信息，就成了自己的藏书票。也就是说，藏书票与藏书家不具有唯一的对应关系，这是它与藏书印不同的地方。因此，藏书票具有独立性，本身具有收藏价值。而藏书印不同，藏书印的价值是与藏书及印主连在一起的，有人作了一个比喻：“佳书而有名家收藏印记，正如绝代名姝，口脂面药，顾盼增妍。”关于藏书票，奥地利版画大师弗兰兹·范·拜劳斯曾说：“画家在制作藏书票时，应该时刻牢记藏书票是一种标示、一个签名，它甚至应比书名更吸引人，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目前，最早的藏书票出现在15世纪的德国，大约在16世纪中期传入日本，而欧洲的藏书票传入中国的时间尚待考证。龚晏邦在《方寸书香：早期中国题材藏书票》一文中指出，藏书票“大约20世纪初传入我国”“中国早期的藏书票是由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学者、外交官、商人、冒险家、留学欧美的华人华侨及在华教会机构等首先使用的”。^[78]而1997年在“上海图书馆新馆开馆藏书票展”中展出的最早的欧洲藏书票为1606年藏品。又据吴兴文先生考证，粘贴在1908年出版的英文书《本国语》上的关祖章藏书票为目前所知中国人最早使用的藏书票。根据关先生的题跋所记，此票应在1910年左右使用。后人评价：“这枚藏书票即使放在今日也完全可以跻身一流行列”，且“这枚藏书票却是百分之百的中国风格”^[79]。这说明其图案设计水平高超、风格成熟，可以见藏书票在中国已经发展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另有一种普遍的说法，认为藏书票是在20世纪30年代传入我国的。这显然是不对的，但这个时间点对中国的藏书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直到此时，藏书票才在中国近现代作家的推动下开始被广大藏书爱好者所知晓。他们开始撰文介绍藏书票，制作、使用和收藏藏书票。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人物主要有叶灵凤、鲁迅、施蛰存等。

叶灵凤集藏书票的研究者、制作者、使用者、收集者于一身，对藏书票在中国的发展居功至伟。他曾不无骄傲地自称：“由于我个人的几次介绍，中国读书界也多少知道了一点‘藏书票’是什么东西。”^[80]这里的“几次介绍”指早期有关藏书票的几篇文献，如《藏书票之话》（刊于1933年12月《现代》杂志第4卷第2期）被认为是我国公开介绍和提倡藏书票艺术的第一篇专文，还附叶灵凤自用的“凤凰票”1枚（图2-32）、外国藏书票15枚；《现代日本藏书票》（刊于1934年5月《万象》创刊号）内附藏书票6枚，另有专页藏书票15枚，其中7枚为彩色；《书鱼闲话》（刊于1934年12月《文艺画报》第1卷第2期）内附彩色藏书票5枚；《藏书票与藏书印》（刊于1934年《文艺画报》第1卷第2期）内附英、法、德、美、日各国的藏书票，使当时的读者大开眼界。这些文章对藏书票在中国的落地生根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叶灵凤为写藏书票的文章，到处搜集有关藏书票的资料，甚至去信日本向研究藏书票的权威斋藤昌三寻求帮助，还亲手绘稿刻印了1枚藏书票，这枚藏书票就是著名的“凤凰票”。其设计采用了我国的传统图案——凤凰与缠枝纹，沉稳的黑色与套嵌红色的文字相映衬，既契合他的姓名，又极具民族色彩和创造精神。他在《藏书票与我》中这样回忆：

图2-32 叶灵凤的“凤凰票”

至于我自己，确是设计过一张藏书票，采用的是汉砖上的图案，是一只凤，我将它加工，变得更繁复一点，又采用汉碑上的一些碑阴花纹作边框。红字黑花，印了几千张。试贴了几本书……

（1962年9月13日香港《新晚报》）

叶灵凤经过十多年的辛勤搜集，在国内成为首屈一指的藏书票“富翁”。为了得到一张心爱的藏书票，即使耗费许多精力和财力，他也不后悔。叶灵凤说：“为了它（藏书票），我简直着了魔，一见稀少品种，就不能自拔。”^[81]叶灵凤曾用一部保存多年的《古本金瓶梅》，外加到杏花楼聚餐几次的代价换取了郁达夫保存的一张1872年日本最早的西洋风格的藏书票。据后人回忆，当时叶灵凤每次去郁达夫家做客，都会要求观赏这张藏书票，爱不释手，啧啧称赞。但是因为这张藏书票对郁达夫有特殊意义，是他留学日本的唯一纪念物，当然不会轻易让人。叶灵凤也是藏书家，专门学过美术并且编过刊物，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并且又是个深爱和深知书斋趣味的爱书人，他说：“真正的爱书家和藏书家，他必定是一个在广阔的人生道上尝遍了哀乐，而后才走入这种狭隘的嗜好以求慰藉的人。”^[82]郁达夫最后忍痛割爱，将藏书票让给了叶灵凤。

据研究，虽然鲁迅对藏书票没有直接的倡导之功，但中国第一代藏书票艺术家却深受其版画理论影响。李允经《中国藏书票史话》一书认为：“鲁迅是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导师和园丁。倘说藏书票姓‘版’，是版画艺术的一支，那么尊鲁迅为中国藏书票艺术的导师，也是顺理成章的。况且，鲁迅所创立的版画理论指导和影响了像李桦、赖少其、唐英伟等老一代版画艺术家和书票艺术家，成为他们艺术实践的指路明灯。不过，需要说明的是，鲁迅先生并没有倡导过藏书票艺术，更没有直接指导过藏书票创作。”^[83]1934年，鲁迅在他编印的《引玉集》中，介绍了苏联木刻家毕斯凯莱夫制作的一帧书票。不过鲁迅未用“藏书票”这个词，而称之为“藏书图记”。鲁迅还在1934—1936年，收藏了李桦、唐英伟等现代版画会同人创作的书票24枚，现已成为中国书票史上极其珍贵的艺术史料。他还从日本购买过藏书票，但目前来说，人们没有发现鲁迅使用过藏书票。

施蛰存对藏书票在中国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叶灵凤的首篇藏书票文章《藏书票之话》就是在施蛰存主编的上海《现代》杂志上刊登的。他也是藏书票爱好者，喜爱研究设计自己的藏书票。施蛰存在晚年访谈录中曾说：

我还喜用藏书票，大约在30年代初，我在国外杂志上看到了这种具有寓意、象征、抒情，表达藏书者情怀乐趣的独特艺术形式，就为自己制作了一枚藏书票，还未使用，因抗战爆发离开上海，等到胜利后回到上海，这枚藏书票已经找不到了。1946年，我制作一枚“施蛰存无相庵藏书之券”（图2-33），画面图案装饰呈外方内圆的框形，中间是书、砂轮、盾牌、花草。50年代初，我以书房“北山楼”（图2-34）为题做了藏书票，图案是一棵弯曲的树枝上小鸟在雀巢中伸头迎接母鸟送食的到来，树旁坐着一个心欢意舒的男子汉，在看手中的鲜花，树与人构成一个S形。后来还设计过一张“施蛰存藏书”（图2-35），是一位蛮人将一棵大树扳得弯曲。我自己创作的藏书票一共就是这三枚。^[84]

图2-33 施蛰存无相庵藏书之券

图2-34 施蛰存北山楼藏书票

图2-35 施蛰存藏书票

另外，著名作家宋春舫、郁达夫、唐弢、齐如山、郑振铎、巴金、茅盾等都是藏书票的爱好者。但目前能见到有使用藏书票的只有宋春舫，即“褐木庐”（图2-36）和“春舫藏书”（图2-37）藏书票。

图2-36 宋春舫“褐木庐”藏书票

图2-37 宋春舫“春舫藏书”藏书票

事实上，尽管20世纪30年代文坛兴起以藏书票作为藏书的保存标志，但在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使用藏书票一直是少数文人的雅好，并没有流传开来。就是藏书票的积极宣传者叶灵凤也仅有一种藏书票，即广为人知的“凤凰票”，且没有大量使用，“印了几千张，试贴了几本书，已经觉得过了瘾，就搁下来不曾再贴下去”^[85]。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文化传统习惯所致，正如藏书家唐弢所说：“我国文人积习相沿，用的大都是藏书印，只记得郁达夫、叶灵凤两位有藏书票，叶灵凤且为藏书票收藏者之一。”^[86]另一方面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有关。彼时正是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代。在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境地，有识之士追求的是实用救国，这种审美价值极高的藏书票是不合时宜的，所以最终没有发展起来。正如鲁迅所说：“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他们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87]鲁迅竭力倡导新兴木刻运动，也是因为“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88]。

虽然民国期间藏书票在我国的流行只限于屈指可数的文化人之间，但是其影响却是深远的：为20世纪80年代，藏书票在我国的流行、藏书票的创作再创高潮奠定了基础。而随着藏书票的发展，其实用性却日趋淡化，正如藏书票收藏大家范用所说：“80年代……此后，有关藏书票的图册、专著一本一本出版，多了起来。而藏书票的实用性却日趋淡化，创作书票似乎是为了艺术欣赏。”^[89]在收藏界，形成了专门的藏书票收藏一族。在他们眼中，藏书票就是一粒粒珍贵的“版画珍珠”“纸的宝石”，藏书的标识功能也逐渐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