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作家自撰藏书目录介绍

近现代作家的书目编撰情况是比较复杂的，一种是作为私人藏书编撰的藏书目录，如梁启超门人梁廷燦、吴其昌辑《饮冰室藏书目录初编》，王国维撰《静安藏书书目》等；另一种是藏书归公后公共藏书机构为其编撰藏书书目，如国立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编撰的梁启超藏书目录《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鲁迅博物馆编撰的《鲁迅手迹与藏书目录》等。近现代作家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也会编撰学术研究书目，比较著名的有王国维的《曲录》、郑振铎编撰的书目《巴黎国家图书馆之中国小说与戏曲》等。还有一种情况，即近现代作家作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学者，为读者编撰的推荐书目和举要书目，比如郑振铎编撰《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等近十种，梁启超编撰《西学书目表》等。近现代作家还为别的藏书楼或藏书家编撰过书目，如王国维为蒋汝藻传书堂善本书编撰目录《传书堂藏善本书志》，郑振铎为张钧衡藏书编撰目录《菦圃所藏黄荛圃校跋书目》等。

一般研究近现代作家藏书目录者，是将这些类型的书目都归入他们的藏书目录，事实上，只有第一种属于作家为自己的藏书编撰的藏书目录。这些目录在性质及编撰时间上有很大不同，若是将它们混杂在一起研究，就无法科学分析出近现代作家藏书目录的特点。

近现代作家藏书家的藏书目录大约有近百种，至今大多有存。其中出版印行者或公开发表者约三四十种，余者多仅有稿本、抄本而分散于各地、各家。这主要是因为民国时期战乱、灾异频繁，许多藏家无暇、无力整理和印行书目。另外，有些小规模藏家的书目篇幅不大，或者大藏书家为了某种特殊目的只录部分藏书的书目，这些都只为一家方便，仅自留稿本、抄本，无意出版。

对于近现代作家藏书家的藏书目录，本文按其收录图书的范围及特点分为若干类型进行研究。

综合性家藏书目多以甲乙账簿，全面登录其藏书，是私藏书目中最多者。这种书目编撰的出发点是“定立储盛”“恐久常无据”。正如明高儒在《百川书志》中说：“书无目，犹兵无统驭，政无教令，聚散无稽矣。”^[40]古代此种书目比较著名的有明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二卷、晁瑮《宝文堂书目》、赵琦美《脉望馆书目》，清季振宜《沧苇书目》、徐乾学《传是楼书目》、钱曾《述古堂书目》等。汪辟疆《目录学研究》^[41]、周少川《藏书与文化——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42]对此有详细统计数据，共三百多种。

近现代作家综合性藏书目录亦多为账簿式，主要有：邓邦述编《双沤居藏书目初编》（著录邓邦述早年藏书，今不存，见潘景郑的《著砚楼书跋》载）、《群碧楼书目初编九卷书衣杂识一卷》（邓邦述1911出版铅印本）、《群碧楼书目》（据考证，其作者非邓邦述^[43]），梁启超门人梁廷燦、吴其昌辑《饮冰室藏书目录初编》（今不存，见《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载），王国维撰《静安藏书目》（《人间词话》附录，稿本），吴梅撰《百嘉室藏书目》（今不存，见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吴梅》）、《瞿安书目》（稿本），周越然撰《言言斋藏书目》（中国国家图书馆及上海图书馆有抄本），郑逸梅编《纸账铜瓶室书目》（今不存，见《中国藏书家考略·前言》）等。

一般私人藏书家对其藏书极其珍视，在编撰书目时，都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登录其藏书。而近现代作家或者说民国时期的大多数藏书家，在编撰书目时都主动将新学书和西书排除在外，不予著录。如民国时期大藏书家罗振常《螺隐庐书目》六卷、徐乃昌《积学斋藏书目》九册（稿本）、张元济《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四卷、蒋鸿林《杭州蒋氏凡将草堂藏书目录》六卷、刘声木《苌楚斋书目》二十二卷、胡朴安《泾县胡氏朴学斋书目》六卷、莫伯骥《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陈青乃《崇礼堂藏书目》三卷、叶恭绰《番禺叶氏遐庵楼藏书目录》、马廉《不登大雅文库书目》二册（稿本）、马叙伦《天马山房书目》六卷、顾颉刚《顾颉刚先生藏书目录》五卷、冯雄《南通冯氏景岫楼藏书目》三卷、潘承弼《吴县潘氏宝山楼藏书目录》六卷，等等。他们的书目大多按经、史、子、集分类编撰。在清末之前，私人藏书家收藏的图书是我国传统古籍，而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及我国新思潮的发展，西书及新学书大量产生，私人藏书家不可避免地会收藏这些新学书和西书。而此时期的藏书家在编撰书目时大多选择“屏蔽”这部分藏书，体现了此时期具有某种共性的学术和编目思想，下文会有详细分析，此不赘述。

账簿式的综合性家藏书目编撰简单，简略者仅记书名，详细者记载每种书卷数、撰者及版本。此类书目以鲁迅所记《鲁迅日记·历年购书账目》最为典型。此书账附在鲁迅1912年至1936年每年日记后面，中间缺1922年部分，据许寿裳所录存之片断补入，一共25篇书账。共计购书9600册，古碑、刻石、画像等拓片6900张。此书账按购买日期排序，著录书名、册数、价钱及购买日期（有的未记购买日期），并注明赠书、索书、相易及代买者。对图书册数的计量单位不统一，1924年前主要记“册”，也有少数记“本”，之后统一记“本”。鲁迅对购书花费记载甚详，除记每种书单笔花费外，每月最后一笔书目花费后加记当月购书总花费，年底有总计全年购书花费（1935年、1936年除外）。从1923年起，每年年终对每月购书有平均值的记录（1935年、1936年除外），还有对购书花费的年度对比统计。又如近现代作家邓邦述编《群碧楼书目》，此目不分卷，不分部类，各书著录极为简单，仅有书名、册数，部分图书有版本或附注。在一些书名下面还注有“见寒目”（指《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等字样。此类书目虽没有解题，但是为图书提供聚散可考的依据。

部分近现代作家的书目按部次登录，也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正如郑樵所言“类例既分，学术自明”。我们以王国维《静安藏书目》（原是《人间词话》手稿本末附录）为例具体分析其编目特点。《静安藏书目》著录图书170种，不录西书或新学著作。作者没有明确分类，但其分类意识体现在书目编排方式上。书目共15页，每页的书目都以类分，如第4页仅列5种史部著作：石印《二十四史》《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陆氏南唐书》，第10页仅列《文选》《六朝文絮》《骈体文钞》《国朝骈体正宗》4部文集，而其他页往往列20余种书目。由此可见其书目有别于传统经、史、子、集的排列顺序，它包含首经、子类（有少量笔记）23种，次史类5种，后集部142种。从其收录图书数量来看，侧重著录集部书目。集部中先诗集（包括若干诗文合集、别集），起《楚辞章旬》，讫《曾文正公诗集》；次散文、骈文集；次诗选、诗话及若干文论著作（中间杂有《说文》等数种例外）；次词的总集、别集；次曲类著作，含曲论、曲选、曲律及若干戏曲别集。著录各书简略、随意，有仅记书名的，有记书名、册数或套数的，也有记书名、册数或套数及版本的，对一种书收书不全的有著录缺本。著录图书数量单位不一致，或称本，或称册，或称套；而在版本上，或称原刻、明刻，或称孙刻、汪刻，或称殿本、抄本，等等。只有少数注明汲古阁本、秀野草堂本、知不足斋单行本、徐氏刻绍兴本、词苑英华本、万历顾梧芳刻本、淮南宣氏刻本、嘉靖楚藩刻本等，大多数书目后未注明版本情况，今人欲明版本究竟，殊为不易。故此书目的版本价值并不显著。

尽管账簿式的综合性家藏书目内容简略，然而其在藏书史及学术史上的作用不容小觑。王晋卿在《我国私家藏书及其目录》^[44]一文中对此总结为三点：一是考知私家藏书原委，主要是由于历代兵燹、火灾、水灾及其他原因，私家藏书多数散失无存，而要考知历代藏书情况及古籍在民间的流传，则非存私家目录而无所据；二是俾后人有所征信；三是为研究者提供有关史料。关于第三点，王晋卿仅从图书研究角度讨论书目在学术史上的意义。其实，从藏书者的角度来说，私家藏书特别是学者型私家藏书是研究学者的生平及学术创作的一个聚宝盆，个人的藏书反映了其学术创作的兴趣及师承来源。并且，我们从他们的藏书入手研究其学术研究及创作的特点是最确凿可信的。彭玉平《〈静庵藏书目〉与王国维早期学术》^[45]一文，对此有深入分析。他认为《静庵藏书目》是王国维早期学术特别是词曲之学的主要文献基础和理论渊源，是解读王国维学术、思想和情感的重要文本依据。他还认为，王国维以读书为基本的生存方式，其读书之道，有很多就是在对《静庵藏书目》书籍阅读中逐渐形成的。

近现代作家编撰综合性藏书目录不多，一方面是由于近现代作家的藏书深受外来侵略、战乱、灾异之害、政治迫害等，大多损毁惨重；另一方面作家藏书主要是为了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需要，一般不以藏书家自诩，因此，较少花时间、精力为其藏书做全面的整理编目。但是，他们在自己相关的学术研究领域却编撰了不少专科目录或特种目录。

专科目录是相对于综合目录而言的。目录学家吕绍虞给专科目录定义为“专收某一特定知识部门图书资料的目录”^[46]。专科目录是为某一门学科研究服务的，正如姚名达所说“学者欲通晓古今，洞识所学，乃不得不各自就其本科目录作彻底之研究”^[47]。

一般认为，我国专科目录产生于汉代杨仆《兵录》，是古典目录中起源最早的目录形式。专科目录的发展与学科发展水平和目录学发展状况直接相关，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间接相关。由于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再加上统治阶级对文人学者的思想禁锢，中国传统学科发展缓慢、结构稳定，专科目录多集中于文学、哲学、经史方面。其中唯佛经目录有独立的封闭管理系统，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其他专科目录。

近现代以来，新学不断涌现，西方现代科技文化传入我国，学科益繁，图书内容的学科种类渐多、分类细化。因此，在私人藏书领域，民国时期便有许多藏书家和学者按学术门类聚藏图书，形成了专藏的显著特色，促进了私家藏书专科目录的发展，在类别、数量上为其前历代之最，覆盖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诸多学科，正如姚名达所说“时代愈晚而专科目录愈多”^[48]。李万健的《民国藏书家及其书目》^[49]中有此类专科目录详细列举，此不赘述。

近现代作家大多学有专攻，为学术研究、文学创作或保存文献的目的，都有自己收藏图书的重点门类，一般主要集中在文学、史学方面，并且编有相关的专科目录。

文学创作目录主要有：

宋春舫：《褐木庐藏剧目》，1934年铅印本。

郑振铎：《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附补遗》1937年自印少量；《西谛所藏弹词目录》，载于1926年《小说月报》号外《中国文学研究》；《西谛所藏散曲目录》稿本；《佛曲叙录》，载于1926年《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清代文集目录》，已佚，仅余序。

齐如山：《齐如山所藏通俗小说书录》，载于1947年《图书季刊》第3、4合期；《齐氏百舍斋存戏曲目录》，载于1948年《图书季刊》第1、2合期。

吴梅：《霜厓曲跋》，上海中华书局1940年出版的《新曲苑》铅印本；《奢摩他室藏曲待价目》，1932年吴梅手录、古鲁借抄稿本；《奢摩他室曲丛目》1926年稿本。

周越然：《言言斋劫存戏曲目》，见于今人庄一拂编著的《古典戏曲存目汇考》附录二“征引有关戏曲资料举要”。

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1954年上海文联出版社；《华中根据地戏剧书目》，见1945年3月《新知识》第6期；《红楼梦书录》，原稿已佚；《晚清文学期刊述略》，见1957年《文艺报》第26—38期，中华书局出版单行本；《清末小说杂志略》，载于良友版《小说闲谭》，并见《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明清小说目》未刊；《晚清小说报》已佚；《国难小说丛话》，载于风雨书屋版《剑腥集》；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索引卷）；《翻译小说史话》曾在新闻报副刊发表，全稿未完；《中译苏联文学年表》未编完，原稿已佚；《清末石印精图小说戏曲目》《小说三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出版；《华中文学期刊略》稿不全，或散佚。

史学目录主要有：

柳亚子：《南明史料书目稿本》及其补遗本，《羿楼旧藏南明史料书目提要》等。

阿英：《中英鸦片战争书录》，载于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法战争书录》，原稿已佚；《近代国难史籍录》，载于1941年《宇宙风：乙刊》第42、44、49期，并见《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太平天国书录》，载于《学林》杂志；《庚子事变书录》，载于《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辛亥革命书录》，载于《学林》杂志，并见《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

郑振铎：《书目目录》，民国间抄本。

综观近现代作家编撰的专科目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相较于古代专科目录仅限于图书目录，近现代作家编撰的专科目录增加了期刊、报纸目录，如阿英编撰的《晚清小说报》《华中文学期刊略》《晚清文学期刊述略》等。

其次，专科目录收录的图书以小说、戏曲为主，这与当时的学术潮流密切相关。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白话文，小说、戏曲尤为国人所重视。“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的展开，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古代通俗文学收藏成为一股新的藏书风气，改变了以往图书收藏偏重经史的格局，也出现了一些专收通俗文学的藏书家”。^[50]近现代作家作为文学研究领域的先锋人物，对通俗文学文献的收藏及研究不遗余力，其中以宋春舫、郑振铎、吴梅、齐如山、阿英等为代表，形成以小说、戏曲文献为主的特色专科收藏，并编撰藏书目录，为“民国时期，文学诸科中尤以小说和戏曲目录学最为发达”^[51]的目录学成就贡献了举足轻重的力量。通俗文献藏书事业的发展促进了通俗文学学术研究的进步，正如后人评价：“俗文学文献研究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古代文学文献性研究的主要成就，它在推动俗文学研究向前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地基性作用。”^[52]

再次，相较于综合性家藏书目，近现代作家专科目录著录图书范围明显扩大，所藏的古今中外文献资料基本都照实著录。以宋春舫《褐木庐藏剧目》为例，著录图书3000多种，多为外文原版书，法国最多，计862种。这与姚名达“学者欲通晓古今，洞识所学，乃不得不各自就其本科目录作彻底之研究”的学术思想相吻合。

最后，近现代作家的专科目录在著录内容上多采用解题的编撰形式。解题目录始自刘向校书，“每一书竟，辄撮其旨意，录而奏”，内容包括撰人之履历、思想，书之内容、得失，还有校书之曲折过程，皆缕述之。其后有注重版本考订的解题式目录、书话式目录及撰写评论或心得体会的书评。相较账簿式目录来说，解题目录编撰难度大，必须有较深的专业知识才能胜任。如民国时期大藏书家蒋汝藻就请大学者王国维专门为其传书堂善本书编撰解题目录，即《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王国维花了五年时间（1919—1923年）编撰此目，著录宋元明清善本2700部，后人评价其是“中国目录版本学史上的一部经典性著作”^[53]，其主要成就在于解题，对文献各方面的详细考证给后人以学术启迪。

近现代作家大多对自己的专藏有较深的修养，有能力编撰极具学术价值的解题目录，编撰专科解题目录的学术积累又促进其在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更上一层楼。比如阿英编撰了许多戏曲、小说的专科解题目录，促使其出版了《晚清小说史》《弹词小说评考》《小说闲谈》《小说二谈》《小说三谈》等学术专著及历史剧《李闯王》等。又如柳亚子在编撰《南明史料书目稿本》及其补遗本时，利用翔实的南明文献材料相继撰成《南明史纲》《南明后妃宗藩志》两部手稿。《南明史料书目稿本》解题内容丰富^[54]，有对作者创作缘起的阐述，有对书目体裁、书名、内容进行阐释，还有辨误之作等。柳亚子对版本的考察更是不遗余力，各书之下均注明版本，还注重考察图书的文字增删、篇帙分合情况和版本流传经过、存佚情况。其解题之作言简意赅，切中肯綮，不仅为自己的创作及学术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而且惠及后学。

特种目录这一名称是目录学家姚名达提出来的，他在《中国目录学史》中指出特种目录是与专科目录、藏书总目录及史志不同的目录，“此外尚有许多性质特别而又不限于一科者，如地方著作、丛书、禁书之类，莫不各有目录。其所贡献于学术者并不下于专科目录。然欲起一名以总摄之，颇属不易，故姑名之日特种目录焉。其最著者为丛书、个人著作、地方著作、禁书、刻书、阙书、版本、善本、敦煌写本、举要、解题、辨伪十二种”^[55]。特种目录是个笼统的概念，能较好地概括性质复杂的各种目录，是个灵活、内涵丰富的目录类别。

近现代作家编撰的特种藏书目录内容比较丰富，主要有以下几种：(www.xing528.com)

善本目录：如黄裳著《清代版刻一隅》，齐鲁书社1992年版。钱定安编康有为藏书目《南海珍藏宋元明版书目》，1932年铅印本。郑振铎编《西谛所藏善本书目》，国图藏1948年复写本；《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1937年刻本；《西谛手编宋刊本元刊本抄本稿本明刊本目录》（国图藏手写本）。邓邦述编《群碧楼善本书录》，1928年刻本；《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1928年刻本等。

解题目录：如王国维编《庚辛之间读书记》，见《王国维遗书》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齐如山编《齐氏百舍斋戏曲存书目》，载于1948年《图书季刊》第1、2合期；《百舍斋所藏通俗小说书录》，载于1947年《图书季刊》第3、4合期；《百舍斋通俗小说书录续》，见《中国目录学家辞典》。吴梅撰《霜厓曲跋》，上海中华书局1940年铅印本。柳亚子著《南明史料书目稿本》及其补遗本，见《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目录门》，又耿素丽《国家图书馆藏〈南明史料书目〉述介》对此目也有详尽研究；《羿楼旧藏南明史料书目提要》，收入1981年耕耘出版社柳亚子著《怀旧集》。郑振铎著《劫中得书记》，收入上海开明书店1939年《文学集林》；《劫中得书续记》，收入上海开明书店1940年《文学集林》；《读书小记》四十则，收入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年《困学集》；《长乐郑氏纫秋山馆行箧书目》，手稿藏于重庆图书馆，又见2015年《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第8期、景卫红《重庆图书馆藏郑振铎〈纫秋山馆行箧书目〉考略》；《长乐郑氏所藏版画书目录》《纫秋山馆书目》《玄览堂书目》《新收旧版书目》^[56]。孙犁著《书衣文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幻华室藏书记》，见《书林秋草》。黄裳著《清代版刻一隅》，齐鲁书社1992年出版，唐弢著《晦庵书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出版，邓邦述编《群碧楼善本书录》《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以及阿英编撰的专科目录，等等。

阙书目录：如黄裳著《前尘梦影新录》，齐鲁书社1989年出版。

丛书目录：如张伯桢编康有为藏书目录《万木草堂丛书目录》，民国间抄本、刻本。

个人著作目录：鲁迅撰《鲁迅译著书目》及其续编、《三十年集著述目录》，均收入《鲁迅全集》。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出版，其叙记为书目著作编目录。

幸存书目录：如孙犁撰《幸存书籍目》、周越然撰《言言斋劫存戏曲目》等。

地方著作目录：如《华中根据地书录》，稿不全，或散佚。

售书目录：如《鲁迅藏书兜售书目》，见《鲁迅手迹与藏书目录》；1932年吴梅手录，古鲁借抄《奢摩他室藏曲待价目》稿本，此目收入青木正儿原著、王古鲁译著《中国近世戏曲史·附录》中；邓邦述编《邓氏所藏善本书目》，南京图书馆藏抄本；郑振铎编《长乐郑氏纫秋山馆行箧书目》《西谛手抄目录》，国家图书馆藏稿本等。

书影目录：如郑振铎编《西谛手编书影目录》，国家图书馆藏稿本。

善本目录一般以明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为最早，清钱曾《读书敏求记》编出后，善本目录数量逐渐增多。善本目录注重版本特征及图书版本源流考证等内容的著录。善本相对于普通图书来说，具有更高的历史文物价值、学术资料价值及艺术价值。我国藏书界向以宋元刊本为尊。高桥智《古籍流通的意义——善本和藏书史》^[57]一文从图书流通的角度解释了为何“以宋元善本为中心的流动是中国图书史的主流”。从此文来看，这里的“中国图书史”可以概指“中国藏书史”。由于自身财力及当时旧书市场宋元刊本奇缺等原因，近现代作家的善本收藏开始转向明清版本，比如黄裳《清代版刻一隅》就是著录其收藏的清代善本。更多作家是没有经济实力购买善本的，比如鲁迅在《壬子北行以后书账》中写道：“审自五月至年末，凡八月间而购书百六十余元，然无善本。京师视古籍为古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悦，亦可笑叹人也。”^[58]

近现代作家编撰的特种目录以解题目录和善本目录为最多。解题目录是个复杂的概念，既可以谈目录编撰内容，又可以独立成一种目录类型，因此，它与任何目录类型都可以有重合交叉。因为解题对目录研究来说是很重要的内容，所以下文就近现代作家藏书的特种目录中的解题目录做专门介绍。

姚名达在《中国目录学史》提出目录从内容角度分三类，“自目录内容之体制分之，则有纯书目（仅记书名、著名、卷数者，有兼记版本参考事项者）、纯解题（有于书目后作解题者，有于书籍中作题跋者）、兼书目及解题之异”。姚氏认为中国“二千年来校雠目录之学并无特殊飞跃之进步”，独赞赏“解题”，说它是传统目录体制中最具中国特色、唯一优于西洋目录的地方。余嘉锡亦重视“解题”。吕绍虞认为“目录有无解题，是一个详略的问题，目录可以有解题，也可以没有解题，并不是任何一种目录都非有不可的。但解题丰富了目录的内容，也更有利于读者的参考”^[59]。可见其对解题还是持肯定态度的。一般认为中国传统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解题中。

中国传统目录学一向以“能叙学术源流”的解题为目录之正宗，目录之书有“实兼学术之史”的作用。姚名达在《中国目录学史》一书中指出，自刘向校书“每一书已，辄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开目录解题先河。刘向解题内容是“对于撰人之履历、思想，书之内容、得失，校书之曲折，皆缕述之”^[60]。后世编目者对解题内容多有自己的创见，姚名达总结一共有四派：其一，解题内容以刘向《别录》为宗，“后世有完全接受者，有撮取精华者，有偏举局部者”^[61]。其二，特别注重版本考证方面，以清钱曾《读书敏求记》发端，其后有黄丕烈《百宋一廛书录》、缪荃荪《艺风藏书记》等。其三，辑录体提要，即广录众说以备考证之例。采用此一体例的代表作有《崇文总目》、朱彝尊《经义考》、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等。其四，专门介绍书的内容，以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发端，而以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最为人称道。

近现代作家的藏书有的偏重古籍、有的偏重新学，因此，其解题内容有的偏重传统，重资料和版本校勘的学术性；有的偏重现代，重内容和情感表达的审美性。一般来说，近现代作家不是传统的儒学之士，他们大多是社会时代潮流的参与者、推动者。因此，他们的解题大多兼顾了学术性与审美性。

黄裳《清代版刻一隅》是传统书目版本解题的代表。此目由齐鲁书社出版，共收书影196帧，以时代先后为序，按清代十个帝王的年号划分为十个阶段，每个阶段选择几种或几十种有代表性的清代刻本，每种刻本制一页书影，书影前各作叙录一则，短的几十字，长的百余字。书前有自序，卷末附作者旧作《清刻之美》。此书不似一般专业书籍枯燥乏味，而是文笔流畅，叙述生动，可读性很强。试举一例，《冬心先生画竹题记》叙录：

乾隆刻本。前有乾隆上章敦牂（庚午，十五年）九月九日钱塘金农自序。次广陵高翔写“冬心先生小像”，后有嘉定杨谦篆书像赞。案此像与《冬心先生诗集》前所附小像全同，惟赞异耳。卷尾一行云：“金陵汤凤仿宋本字画录写。”板心下有“杜尔儒刻”四字。冬心自刻小集皆精，此嘱良工依宋板字样写刻，实开金陵书坊仿宋风气。纸亦宋笺，疑取之藏经护叶。徐康于《前尘梦影录》中曾记其事。尝见丁敬手书上板之《冬心先生续集自序》一卷，亦用此纸。其《冬心先生三体诗》，与此刻于同时，卷尾别题：“金陵汤凤录写、刘之科刻。”诸本流传稀若星凤，盖当时旧纸难得，模印极少也。

作者对此书目深感遗憾的是，由于私人收藏图书能力有限，可供甄选的刻本太少，材料常常不凑手，很难达到全面展示清代书刻概貌的目的。《清代版刻一隅》说：“在体现不同地区的雕版成就时就更不完整，材料来源，十九出于东南雕版中心地区。版画、活字部分尤感贫弱，殿版官刻几乎没有触及，时代比重上也仍有前后轻重不谐的现象。”^[62]

事实上，除了姚氏提到的这四派解题之外，还有一种，即近现代作家书话。近现代作家大多出过书话集。1962年北京出版社发行首部以“书话”命名的唐弢的《书话》，以后有《饮冰室书话》《王国维书话》《胡适书话》《茅盾书话》等。1996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现代书话丛书”，优选16位现代著名的作家、藏书家的书话精品出版，分别是：鲁迅、周作人、郑振铎、阿英、巴金、唐弢、孙犁、黄裳、夏衍、曹聚仁、胡风、叶灵凤、陈原、姜德明、倪墨炎、胡从经。

何谓“书话”？新文学版本专家朱金顺说：“书话这类文体，古已有之。但它不是古人那种诗话、词话、曲话，也有别于前人的《书林清话》。而是从前读书人在藏书上写的题跋、藏书记一类文字。这种札记式的短章，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就出现了书话。开始，它就是用白话写新文学版本之书话。”^[63]唐弢说：“我写《书话》，继承了中国传统藏书家题跋一类的文体，我是从这个基础上开始动笔的。我的书话比较接近于加在古书后边的题跋。”^[64]

书话起源于藏书题跋、藏书记，具有目录的功能，但是与传统解题目录形式相比，近现代作家的书话“增加了作者生命寄托、情感表达等具有更多的审美成分和价值”^[65]，正如黄裳点评唐弢的《晦庵书话》是“兼有文献价值与文学情趣的随笔”^[66]。文学情趣或者说文学性是书话区别于传统解题目录的关键。

书话在写法上多侧重于对书的内容、义理的品评及阐发，有借书抒臆、对时政的评论、对社会历史文化及国民性的品评等。孙犁在《孙犁书话》中指出，“然文录所记，多系时事及感想，非尽关书籍内容”。^[67]鲁迅在书话中就时时体现出他对国民性改造问题的关注。如《书苑折枝》第三则：“无论什么局面，当开创之际，必靠许多‘还债的’；创业即定，即发生许多‘讨债者’。此‘讨债者’发生迟，局面好；发生早，局面糟；与‘还债的’同时发生，局面完。呜呼‘还债的’也！”^[68]而借品评图书抒发胸臆的书话内容更是俯拾皆是。如唐弢书话文章《且说〈春蚕〉》，借《黎明》书名暗指期盼新社会早日到来：“《黎明》来了没有？回忆当时这个举动，一方面，固然是急于想读一读第二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长夜待旦、积愤欲吐的心情。我们不仅渴望茅盾先生的《黎明》早日写成，同时也渴望时代的‘黎明’早日到来。”^[69]黄裳的《珠还记幸》借由书的聚散而生发对人、事的感触。孙犁的《书衣文录》之“清代文字狱档”^[70]直接用抒情性很强的诗歌来写书话：

血泪斑斑文字狱，自投罗网尤可悲。

刑部文书今得见，欲加之罪总有辞。

乙亥正月十四日

消息多因小人报，文人处世应细思。

当晚续记：

文人自古多冤孽，展卷犹闻拷掠声。

诗词不过一纸轻，祸发即能倾万家。鲁翁曾经称此书，九卷原印尤难得。

另外，书话也谈藏书版本，正如叶圣陶先生对唐弢说的：“古书讲究版本，你现在谈新书的版本，开拓了版本学的新天地，很有意思。”孙犁在《孙犁书话》中指出其《书衣文录》的创作特点是“今值清闲，乃就所列书目，及日常浏览所得，分类记其体要、版本，各为短文系之。非敢冒充渊博，不过略述管窥，就教于通达而已”。^[71]不过，书话的版本考证与古代相比也发生了变化，现代文学史料不仅要像古典文献学那样去考证以求真，更重要的是对比不同版本差异产生的原因，重点考察时代、政治意识形态对作者创作产生的影响，从中找出一些文学规律性的东西。

近现代作家藏书编目的最大不足，是编目范围大多不收西书和新学书。

前面提到一些近现代作家收藏西书和新学书，在编撰藏书目录时却不著录，这也是清末民国时期一些私家藏书编撰藏书目录的共同选择。以王国维编《静安藏书目》为例，“是时客居北京，为学部总务司行走，历充图书编译局编译、名词馆协修，译述夥夥”^[72]。然而，《静安藏书目》里就没有收录西书和新学书。郑振铎编撰了二十多种藏书目录，也只是对古籍书目的整理。梁廷燦、吴其昌辑《饮冰室藏书目录初编》十六册。据记载，著录图书一万三千多种。书目以经、史、子、集四部编排：经部约二千五百种，史部约三千三百种，子部约三千九百种，集部约三千三百种。每书著录书名、卷数、撰者、版本诸项。此目今虽没有传世之本，然考察其分类及著录内容也是不含西书和新学书的。

近现代作家藏书目录不收西书、新学书的原因，我们认为王亮对王国维《静安藏书目》的分析具有代表性，即“静安先生有意识地按传统书目体制加以甄择去取，而并非斯时一无收藏”^[73]。

甚至公共藏书机构对私人赠书的书目编撰也只涉及古籍，而西书和新学书则归入原有普通藏书中。如国家图书馆编撰的郑振铎藏书目录《西谛书目》，所录只有其线装书部分，外文书及通行常见的旧版书和新版书均未收入。赵万里先生在《西谛书目·序》中说道：“西谛藏书的主要类别……范围十分广泛。除去外文书打算另编专目，通行常见的旧版书和新版书暂不列入，总达七千七百四十种。”然而，据馆内工作人员声称，有些书还来不及编目便被借出去了，结果丢失了，从此便无从找寻其踪迹。还有些外文书籍根本不知其踪迹。所以，对其全部藏书编个总目不可能实现了。又如笔者工作的中国传媒大学图书馆接受何其芳先生的私人藏书，编撰有内部书目《何其芳古籍藏书目录》，另有八千多册非古籍中外图书没有编撰书本式书目或设独立书目数据库。在学术研究上，这是对私人藏书家学术研究的巨大破坏。有学者慨叹“近来有学者欲探究静安先生早年所凭借的‘思想资源’与日本人著述的关系，曾辗转询及他早年收藏日本人著作的下落。可惜他的大宗藏书迭次归入北京图书馆时并未设立专藏，其中纵然有普通平装本，今人无从辨识，不免有追踪人迹至于桑驼海，于此路穷之叹。北京图书馆旧档存世尚多，倘有该馆执业者从中爬梳，或仍有线索可寻”^[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