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类别的演变及其与学术文化的关系

图书具有双重属性，既是精神产品，也是物质产品。从精神产品的角度说，它具有意识形态，即书籍的内容，反映着社会的学术思想文化。在藏书文化中，藏书内容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类目划分中，它随着社会学术思想文化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从物质产品的角度说，图书有物质形态，即书籍的形式，包括文字、载体及装帧形式等。在藏书文化中，藏书形式上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图书材质、语言种类、图书装帧样式等方面。

至近代鸦片战争后，国门大开，西学不断涌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学术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产生了不同于传统学术思想的新学思想。反映在藏书文化上，传统的藏书分类体系无法涵盖新学内容，因此出现了各种新的分类方法。随着西方出版印刷技术的引进，图书形式方面的变化以装帧形式西化为显著特点，藏书中除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外，开始以平装书（西装书）为主。

我国古代文献典籍极其丰富，以线装形式为主要装帧样式。人们为了检索和利用方便，按照一定的原则对其分门别类，编制了各种丰富的藏书目录著作。这些藏书目录著作不仅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而且最能反映图书收藏情况。从收书范围来说，有国家藏书目录、私家藏书目录、书院藏书目录、寺观藏书目录等；从分类方法来说，主要有六分法、四分法、五分法、七分法等。

1.古籍藏书类目

不同时代学术文化思想的特点和发展变化充分体现在藏书类目的划分中。下面分列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图书分类法，分析比较其类目划分的特点及其与学术文化的关系。

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编撰的《别录》《七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编制的国家藏书目录，共著录图书603种，计13219卷，分为6大类、38小类，基本框架如下：

《六艺略》：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

《诸子略》：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

《诗赋略》：赋、屈原等赋、陆贾等赋、孙卿等杂赋、歌诗。

《兵书略》：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

《数术略》：天文、历数、五行、蓍龟、杂占、形法。

《方技略》：医经、经方、房中、神仙。

《六艺略》之前还有《辑略》，据梁阮孝绪《七录序》云：“其一篇即六篇之总最，故以《辑略》为名。”可知《辑略》不是一类。因此，《七略》只有六类，可称为“六分法”。

《别录》与《七略》建立了古代综合性藏书目录的分类体系，确立了以儒家为首的崇经重儒的分类思想。西汉中期，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臣愚以为诸子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武帝接受了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主张，“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25]。经书成为第一等书籍，经学成为学术主流。在此种学风的影响下，汉朝形成以儒学为主的目录分类思想就成为必然。因为儒学是适合古代统治阶级的政治学说，所以崇经重儒的分类思想成为后世目录著作编制的基本准则。

关于《七略》的分类方法，目录学家姚名达曾评价其不精密，他认为：“《六艺略》以古书对象分，《诸子略》以思想系统分，《诗赋略》以体裁分，《兵书略》以作用分，《数术略》以职业分，《方技略》则兼采体裁作用，其标准已绝对不一，未能采用纯粹之学术分类法。以致学术混沌不明，贻害千载。后世目录之分类，无论正统派或别派，无不深受《七略》之影响，百变不离其宗。此固政治力量束缚思想自由有以致然，而《七略》之始作俑亦不能无过也。”^[26]姚名达的评论有失公允。一般认为，由于图书内容的纷繁复杂，采用单一的学术分类法是行不通的。

继承刘向、刘歆《七略》分类体系而又有所发展的是南北朝时期（公元473年）王俭编制的《七志》。《七志》已佚，据阮孝绪《七录序》及《隋书·经籍志》记载，其分类体系如下：

《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

《诸子志》：纪古今诸子。

《文翰志》：纪诗赋。

《军书志》：纪兵书。

《阴阳志》：纪阴阳图纬。

《艺文志》：纪方技。

《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

道经：道教经籍。

佛经：佛教经籍。

《七志》比《七略》增加了图谱一类，反映出我国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地域观念、家族谱系观念增强。因此，图谱类的文献大量增加，分类法顺应这种社会形势增加了《图谱志》。另外，附道经、佛经两类，反映了当时佛教、道教的盛行。因此，《七志》虽名为“七”，而实际为九类。

其后历代国家藏书目录著作还有梁阮孝绪《七录》，三国时魏国郑默《中经》，西晋荀勖《晋中新簿》，唐《群书四部录》《古今书录》，宋《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及其续编，清《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总目》，等等。私家藏书目录如唐代吴兢《吴氏本斋书目》，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明叶盛《菉竹堂书目》、朱睦《万卷堂书目》、范邦甸《天一阁书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清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徐乾学《传是楼书目》，等等。正史艺文志有唐魏征《隋书·经籍志》、五代刘昫《唐书·经籍志》、宋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元托克托《宋史·艺文志》、明焦竑《国史经籍志》、清张廷玉《明史·艺文志》，等等。通史艺文志有宋郑樵《通志·艺文略》《通志·图谱略》，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志》，等等。这些藏书目录依各个时代学术文化发展或各个藏书家的收藏内容，其类目划分在《七略》的基础上都有所变化，在此不一一列举。

“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简称四分法）是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目录划分方法。最早的四分法始于西晋荀勖编纂的《晋中经簿》，其以六艺经典为甲部，以诸子、数术、方技、兵书等为乙部，史书为丙部，诗赋、文集为丁部。其后，唐朝官修的《隋书·经籍志》正式承认这种四分法，但改变了名称和次序，定之为经、史、子、集。其中，经部指儒家经典及其重要注释；史部指史书；子部范围较大，包括诸子百家、五行、医药、天文、历法等；集部则指个人别集或各家合集。四部之下总分四十类。经、史、子、集的四分法成为后世历代主流的图书分类方法。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是四分法的集中体现，其类目较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古代藏书的类别，框架如下：

经部：易、书、诗、礼（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训诂、字书、韵书）。

史部：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史钞、载记、时令、地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纪）、职官（官制、官箴）、政书（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目录（经籍、金石）、史评。

子部：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推步、算书）、术数类（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艺术（书画上、下，琴谱，篆刻，杂技）、谱录类（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杂家（杂学，杂考上、下，杂说上、中、下，杂品，杂纂，杂编）、类书、小说家（杂事上、下，异闻，琐语）、释家、道家。

集部：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词集上、下，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

另外，藏书目录不仅能全面集中反映特定时代的思想文化，还能通过某类藏书的收藏数量体现各个时代的学术特色。如战国韩非曾言，“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27]唐代实行科举考试，以经学八股取士，故读书人多重经部、集部。“经部者为研究国学，专精某经之用；集部者，为摹拟古文，以备得科举后，为人撰碑铭传序，所谓敲门砖者也。至于子、史两类，乃藏书家所搜辑，以备四部，及考据家参考，以炫博学，非普通一般所阅读也。”^[28]

明清时期私家藏书目录流传得比较多，能清楚地看出时代文化潮流对藏书类目的影响。以明代一些私家藏书目录为例，由于明代市民文化兴盛，因此通俗文学类藏书在书目中占大类。明代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市民阶层。这个阶层比较特殊，既不同于足不出户、埋头圣贤书的儒生士大夫，也不同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明代市民文化的特征是，市民有一定的文化需求，但对那种专讲心性义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深文化不感兴趣，而是倾向于生动活泼、易于接受，富有生活情趣又可消遣娱乐的通俗文化。由于市民文化富于生活情趣，消遣性、娱乐性功能较强，也深受许多官僚士大夫的欢迎。明代收藏通俗文学类目较多的藏书大家有许多，试举几例：如晁瑮据其藏书目录《宝文堂书目》记载，藏小说话本及杂剧戏曲类占其藏书总量的1/3（藏书共有7829种）。高儒藏书目《百川书志》收书2000余种，共计1万多卷，其特点是收有大批小说戏曲类书籍，并将其归于史部的传记、野史、外史、小史类。福建藏书家徐也对小说戏曲类图书广为搜罗，他的《红雨楼藏书目》著录文艺类图书甚多，子部小说类收书559种，传奇类收元明杂剧传奇140种。与徐氏同时的著名藏书家祁承，三代相传，收藏了大量戏曲、传奇、小说。祁承的《澹生堂书目》著录藏书9000多种，共计10万余卷，其中子部小说类分为说汇、说丛、佳话、杂笔、闲适、清玩、异记、戏剧等8个子目，收集了不少小说戏剧。祁承长子祁彪佳继承父业，也对戏曲类图书情有独钟。他利用自己收藏的戏曲图书，结合自己的戏曲创作活动和欣赏经验，写了《远山堂曲品》（收录曲作466种）和《远山堂剧品》（专收明人杂剧242种）两部对戏曲研究极其有影响的专科目录著作，反映了明代戏曲文学繁荣的盛况。另外，他的戏曲评论也为后世研究戏曲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中国古代的各种藏书目录记载了当时的藏书内容，通过藏书类目的变化及各类图书收藏数量的多寡，直观地反映出各个时代的学术思想的变化、学术潮流的演进，对古代学术文化的继承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治学之士，无不先窥目录以为津逮，较其他学术，尤为重要”^[29]。

2.古籍装帧形式

古代书籍从生产方法上来说，从刀刻、笔写、雕印、泥活字排印、木活字排印、金属活字排印，逐渐发展到近代的铅活字排印。在纸张作为书籍的制作材料以前，人们以甲骨、石片、玉片为书籍制作材料。不甚规则的甲骨、石片、玉片，装订形式是中间钻孔串联；有规则的竹木简，用绳子编连；缣帛是丝织品，柔软坚韧，自身相连，可卷、可折、可叠。纸质古籍的装帧分为两大类：写本书的装帧形式，主要有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梵夹装；印刷本书的装帧形式，主要有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现存古籍大部分是线装形式。

古籍的结构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书衣，即书的前后封皮，又称书皮、书面。书衣有布、纸两种，最常见的是用栗色毛边纸和青色连史纸做成的书衣；布、绫则多用于古籍善本或明清内府图书。书衣上一般有书名，或贴一纸书签。书签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书脑指订线的一边。书脊指订线的侧面，相当于现代图书的书背。古籍的上端叫书头，下端叫书根（往往用作题写书名、卷数，靠近书脊一端，多用于标注册数）。在书衣后的一页白纸叫扉页，在扉页后是书名页，这是古籍的封面，专用题写书名，大多数以半页刻写书名及作者，也有以半页题书名，另半页题刻版时间、刻版机构或藏版处。

线装书是我国现存古籍的主要形式，其版式（即古籍每一印页的格式）有一定规则。印页上各部位都有特定的名称，其中：版框（边栏、栏线）是指版面四周的粗线，上下方为“上下栏”，两旁称“左右栏”。单线叫“单边（栏）”，双线叫“双边（栏）”。有的印页版框上下栏设单线，两旁设双线，称为“左右双边（栏）”。栏线印成红色的称朱丝栏，以黑色印的叫乌丝栏。行格（界行、界格、行栏）是指版面内用直线分成的行。行款是指计算半页内×行×字（或小字双行×行×字）的著录方式。版心（中缝、书口）指一版印页中心较窄的一行，通常有用作对折的标准的黑线和鱼尾形图案，有的还印有书名、卷数、页码及本页字数。明代以前，版心的下方还刻印有刻工姓名。宋代以后，书籍装帧均在版心处对折，然后粘连或订线，对折的准绳主要是鱼尾（一个称单鱼尾，上下都有称双鱼尾）。在鱼尾上下各印一条黑线作为标准线，叫作象鼻。凡加印黑线的书，装订成书后书口处呈黑色，故称黑口，不加线的叫作白口。宋代蝴蝶装版面上有时在版框左栏外刻出一个小方格，里面题写篇名，叫作“书耳”。

雕版印刷经过唐、五代时期的长期发展，到宋代逐渐形成官府、私家、书坊三大刻书系统，所刻之本也相应称为官刻本、私刻本和坊刻本。此后元、明、清历代的雕版印刷事业基本都是循着这三大系统进行的。版本学家李致忠指出：“刻书是人类社会重要的文化活动之一，它的风格面貌反映着彼时彼地的政治、经济状况和文化风尚。书籍校勘的精粗、开本的大小、版式的规制、刀法的精拙、印纸的优劣、墨色的好坏、字体的风格、装帧的特点，等等，都能透露出社会的时代气息。”^[30]在版本学上，掌握一个时期刻书的风格特点，对于版刻时地的考定和版本学的深入研究大有裨益。在藏书史上，自明代开始，宋版书一直备受推崇。经明末藏书家钱谦益、毛晋大力提倡，清初钱曾、季振宜、徐乾学继之，至乾嘉时蔚成风气，以至“南北书贾莫不以宋、元板书为佳货，学者亦以得之为荣幸”^[31]。这种风气一直延续至近代。宋版书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史料价值及文物价值。宋版书之所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是因为明版书刻书喜妄改，如近人袁同礼说：“明刻臆改错讹，妄删旧注，清儒苦之，遂宝宋本。”^[32]

从古籍制作技术上来说，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现代机械印制技术的传入，出版社、公私藏书机构也把这一先进的科学技术用于古籍的出版，使我国传统古籍在版本形式上呈现多样化，逐步由传统手工雕版线装过渡到机械大生产的铅印线装，还出现了石印本、影印本、晒印本等形式。从纸张材质到制作工序上都与传统古籍有很大的差异，古籍制作变得容易。民国时期大量影印古籍，为了与传统古籍相区别，一般称这类图书为新印古籍，以商务印书馆辑印的《四部丛刊》《涵芬楼秘笈》等为代表，后人评价“其内容则经史百家，包罗万象，其价值则宋元善本，名家校藏。在昔时士庶之家，一部犹不可得者，至此以千余元即可集古今图书之精英，其有关学术文化之普及，与夫善本书籍之流传，影响之巨，不仅中外钦崇，实自乾隆时纂修《四库全书》而后，数百年来，无此大成绩也”^[33]。当时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亦争相影印、排印古籍。近现代许多藏书大家所藏古籍中的一部分就是这些新印古籍。新中国成立后，各图书机构接受的藏书家捐赠的古籍中，至少一半也是这类新印古籍。以何其芳藏书为例，线装古籍三万多册，其中一半就是清末民国时期的新印古籍。

中国传统古籍的装帧形式是随着文化及科技的发展而变化的，其间经历了漫长的手工作业阶段而后发展为机器化生产的历程，最终随着西学的传入而被平装书所取代。

晚清民国时期，中西文化交流频繁，新旧思想冲突，有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之争，产生了许多学术著作和历史文献。尤其是五四时期及其后一段时间里，中国几乎成了世界学术的缩影，各种主义、党派、学派、教派纷纷传入，中国学术史上出现了春秋战国以后的又一次“百家争鸣”。图书大量出版，仅民国时期出版的图书总计就在10万种以上。这些反映新思想、新文化的图书不同于旧籍，图书形式上以平装书为主，在内容上更是出现了许多新的学科门类，远远超出传统四分法的范围。因此，书目编撰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分类方法。

1.新旧中西书籍类目

西学和新学对中国传统目录体系带来不小的冲击，目录学家姚名达评论其是“目录学界之思想自不免为之震动”^[34]。对此，国人开始进行目录编制的创新，以便更科学地揭示藏书内容。

一般以康有为编撰的《日本书目志》15卷，为新分类法的首创。此书目于清光绪间由大同译书局刊印出版，是中国第一本关于日本书的书目。此书目收书7725种，设门类：“生理”“理学”“宗教”“图史”“政治”“法律”“农业”“工业”“商业”“教育”“文学”“文字语言”“美术”“小说”“兵书”共15门，每门下又分若干小类。康有为自述编撰此书目的目的是为了推动日文书籍的译介：“……购求日本书至多，为撰提要，欲吾人共通之。因《汉志》之例，撮其精要，剪其无用，先著简明之目，以待忧国者求焉。”^[35]在思想文化上，康有为通过把日本明治维新的新文化书刊介绍到中国来，提倡中国戊戌变法应该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日本书目志》尽管只是本推介书目，但是也能反映当时的藏书情况，因为“对当时翻译与阅读日本书籍风气的兴起，起了明显作用”^[36]。

梁启超于1896年9月在《时务报》上发表的《西学书目表》，是我国图书分类彻底突破传统四分法而向近代新分类法过渡的开拓之作，在目录学史上意义重大。《西学书目表》分为3大类28小类，具体类目如下：

西学

1.算学；　2.重学；　3.电学；　4.化学；

5.声学；　6.光学；　7.汽学；　8.天学；

9.地学；　10.全体学；　11.动植物学；

12.医学；　13.图学。

西政

1.史志；　2.官志；　3.学制；　4.法律；

5.农政；　6.矿政；　7.工政；　8.商政；

9.兵政；　10.船政。

杂类

1.游记；　2.报章；　3.格致总；

4.西人议论之书；　5.无可归类之书。

《西学书目表》对当时及其以后一个时期图书分类目录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目录学家姚名达说：“《西学书目表》……对时人曾发生极大之影响。受其启发而研究西学者遂接踵而起。目录学家亦受其冲动，有改革分类法者，有专录译书者。沈桐生撰《东西学书录提要总叙》，徐维则撰《东西学书录》，顾燮光补之，近年犹刊其旧著《译书经眼录》焉。”^[37]《西学书目表》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科学技术、政治思想、制度政策等各方面书籍的有影响的书目，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学术思想和潮流。

浙江绍兴古越藏书楼以“存古”和“开新”为主要任务，其1904年刊印的《古越藏书楼书目》大胆地把新书和旧书统一起来，仿照《西学书目表》，把藏书分为“学”“政”两大类48小类、332个子目，把《西学书目表》的“杂类”取消，将该类藏书分别归到上面两个大类。在编目上，该书融中外图书类目为一体，比《西学书目表》又前进了一步。其具体类目如下：

学部

1.易学；　2.书学；　3.诗学；　4.礼学；

5.春秋学；　6.四书学；　7.孝经学；　8.尔雅学；

9.群经总义学；　10.性理学；　11.生理学；　12.物理学；(www.xing528.com)

13.天文算学；　14.黄老哲学；　15.释迦哲学；　16.墨翟哲学；

17.中外各派哲学；　18.名学；　19.法学；　20.纵横学；

21.考据学；　22.小学；　23.文学上（别集）；　24.文学下（总集）。

政部

1.正史；　2.编年史；　3.纪事本末；　4.古史；

5.别史；　6.杂史；　7.载记；　8.传记；

9.诏令奏议；　10.语录；　11.金石；　12.掌故；

13.典礼；　14.乐律；　15.舆地；　16.外史；

17.外交；　18.教育；　19.军政；　20.法律；

21.农业；　22.工业；　23.美术；　24.稗史。

至五四运动前后，为了揭示藏书类目的变化，目录学界在引进欧美各国图书馆分类法的基础上，形成了以美国杜威十进分类法为基础的各种仿杜、补杜分类法及中西混合的自创分类法。现将各种有代表性的分类法按出版时间先后列举如下：

表1-1 一些有代表性的图书分类法

近代社会的基本特性是过渡性，这种特性的文化表现是多种文化潮流并存，互相冲突又互相融合。藏书文化方面，在收藏传统典籍的基础上兼收新学、西学书籍，开创了新的书籍收藏格局。

2.西式装帧形式

鸦片战争后，我国书籍印刷经历了由雕版线装过渡到铅印线装再到平装铅印版的过程。根据书籍装订的方式、开本大小和厚度、封面的包装形式等，书籍的基本形态大致可分为平装、精装、线装3种。

平装书作为从西方引进的一种新的图书版本形式，在五四运动之后成为出版界主流出版物。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远涉东洋，到日本追求先进文化和革命思想，翻译介绍外国书籍。他们利用日本的特殊环境和现代印刷技术，大量传播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想和革命言论。如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蒋智由主编的《浙江潮》等刊物，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一种革新的面貌，为五四新文学书刊兴起奠定了基础。这时期，谭嗣同在日本横滨出版的《仁学》（1899年），陈天华在东京出版的《狮子吼》（1905年），鲁迅翻译的法国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1903年），鲁迅与周作人共译出版的《域外小说集》（1909年）等，标志着平装书已逐渐为中国知识分子和出版界所认可。五四运动后，在中国出版界形成一种倾向，认为线装书是一种落后、保守的象征，是封建文化的代表，受到社会上的轻视。平装书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而且具有易印、简便、价廉、利于流传的优点，所以迅速为中国出版界所接受。

随着铅印书籍的流行，传统的手工制纸已不适应印刷书刊的需要，因此有大批的洋纸进口，这也促使书籍装订技术进一步改革，从手工丝线装订改为机械装订。同时，还出现了专门绘制书刊封面的装帧设计艺术，封面由单色转化为五颜六色；内容由文言文过渡到白话文；由无标点过渡到有标点，创造了一种崭新的书籍版本风格，奠定了平装铅印版本在中国版本史上的地位。

平装书与线装书相比，具有自己的版本特征，包括书籍术语、书籍用纸、书籍装订三个方面：

（1）书籍术语。平装书的书籍术语主要包括：其一，书的外观术语，指书的开本、封面、封底、书脊、护封、扉页、切口、订口等；其二，书的结构术语，指书的正文、插图、尾花等；其三，辅文术语，指书名、著者、出版者、内容提要、序言、后记、注释、目录、索引等；其四，附件术语，指版权页、印张、版次、印数等。

（2）书籍用纸。中国线装书用纸较为复杂，有麻纸、竹纸、皮纸、高丽纸、棉纸、麻砂纸、罗纹纸、开化纸、太史连纸、毛边纸、万年红纸等；而平装书用纸品种没有那么多，主要采用白报纸（新闻纸）、凸版纸、胶版纸、铜版纸等。

（3）书籍装订。中国古书的装订有卷轴装、经拆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平装书较为简单，主要有平装、精装两种装订方式。

平装，也称简装，是铅印书籍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装订方法有两种：一是在书页订口对折处，用铁丝穿订，叫骑马订；二是在书页订口对折处，把各个书页用线连在一起，称为锁线订，因为订眼和线脚都在书脊上，所以比骑马订结实，常用于装订较厚的书籍。

精装。李景新在《中国书籍装潢小史》中说：“晚近图书装订，最通行者有二，一曰平装，二曰精装。最善者莫如精装，精装俗称为洋装，以其源出于西欧也。”^[38]精装本在晚清就已风行，光绪二十年（1895年）美华书局出版的《新约全书》就是精装。精装的书籍一是较为坚固，有封面保护书页，二是用比较好的材料增强书的美感。事实上就目前见到的晚清民国平装书中，精装较少，平装是主流的装订形式。

平装书的形态呈现多样化，不只是书籍的形式，还出现了报纸、期刊、宣传小册子、宣传画等。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后，平装书逐渐代替线装书成为中国图书的主要装帧形式。

中国古代社会藏书以传统文化“经、史、子、集”为主，而至近现代则融合西学、新学与传统文化为一体，共同构成藏书内容，它们反映着时代的学术文化发展特点及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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