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地区的自然生态差异与交融现象

巴地以丘陵和山地为主。由于山多、山高，土地贫瘠，加上不时的旱灾，巴地自然条件相对较差，靠天种地、靠天吃饭成为一种必然。

蜀地以平原和浅丘为主。史前时期的成都平原并不宜居，岷江垂直落差几千米，每到雨季，成都平原则成一片汪洋，所以，并不宜居，更不宜业。从大禹治水开始，到开明治水，再到李冰治水和文翁治水，成都平原仰赖都江堰及其灌溉工程，“水旱从人，不知饥馑”，被称为“天府”，又号为“陆海”^[5]。后世蜀守不断进行水环境治理，加上蜀地土壤肥沃，都江堰灌区逐步延伸到成都平原的边缘及浅丘，这里自然风光优美，户户流水，茂林修竹，平野田畴构成了川西平原的基本景致。《后汉书·公孙述传》云：“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6]

巴蜀山水相连，虽然巴的自然条件不如蜀，但因为蜀地河流基本上都注入长江，所以，长江是两地的自然联系纽带。蜀、巴之间是干、支关系，上、下游关系。在历史上，巴与蜀虽有自然生态方面的显著差异，但因为这种单一的水系关系，巴、蜀又常常难以区分，联成一体。人们常说巴山蜀水，的确，山是巴之魂，水是蜀之灵。水润天府，山孕巴国。山水是巴蜀文化的根脉，从这个意义上说，天府文化（蜀文化）离不开巴文化，反之，巴文化也天然地蕴含了天府文化（蜀文化）的因子。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然条件的差异决定了两地文化生态的差异。虽然秦并巴蜀之后，巴蜀整体融入中原，但因为先天的文化基因不同，自然条件有异，所以，巴蜀的文化生态面貌有着各自不同的特性。

比如巴人勇武，《华阳国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平《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股人，股人倒戈。故世称之日，‘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又云：“其民质直好义。”又云：“间中有渝水，资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又云：“若蔓子之忠烈，范目之果毅；风淳俗厚，世挺名将；斯乃江汉之含灵，山岳之精爽乎。”

蜀人重仙。蜀地仙化思维由来已久。古蜀五祖大多都有“仙化”的踪迹。《蜀王本纪》载：“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太平御览》所载《蜀王本纪》则是这样的表述：“王猎至湔，便仙去，今庙祀之于涌。”这里的“王”是对前述蚕丛、柏灌、鱼凫这三王的总称。而后来的杜宇魂化为杜鹃鸟，亦是这种仙化思维的表现。《华阳国志》这样描述：“（杜宇）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杜宇）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传说后来的开明帝也升天为开明兽。这种飞升幻化的思维，便是仙化思维的具体表现。这种思维特性使蜀人喜欢仰望星空，喜欢想象，喜欢夸张。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出土的各种青铜器、金器、玉器，其夸张扬厉的造型，想象丰沛的寓意，给世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有人不解其中的奥秘，直呼“不可能”“非中国人所为”等。在蜀地，这种思维的影响与孑遗几乎俯拾皆是。如汉大赋创自于西蜀名人司马相如，而发扬光大于扬雄，西蜀诗人李白、苏轼都有“仙”化意识与表现，李白被称为“诗仙”，苏轼被称为“坡仙”，直到近现代的郭沫若，也以其浪漫的诗风折服了无数的读者。

巴蜀一文一武的禀赋特质，带来两地文化生态的差异，故很早就有“巴有将，蜀有相”之说，这是有渊源的，也是有现实基础的。

综合而言，巴、蜀文化生态恰好构成互补的关系。

巴地因为自然条件并不优渥，有的地方甚至相当恶劣，所以，思变的意识较为强烈，渴望改变，善于创新。而蜀地因为自然条件普遍比较优越，主动思变、热衷改造的意识并不强。但蜀人并不甘于落后，往往将巴人的发明创造予以综合与完善，最后反而后出转精，更上层楼。(www.xing528.com)

同样是因为自然条件的差异，巴人崇尚苦干，吃苦精神了得，而蜀人特别懂得享受，追逐逸乐，故安逸成为一方民风特色。

巴地山路多，太阳烈，故养成巴人风风火火的特性，性格急躁，语速快，走路快，做事快，民风彪悍，尚武好斗。蜀地风和日丽，耽于享乐，故语速慢，走路慢，做事慢，民风温顺。多年前，曾在某次报告会上听一位女同志讲她第一次从重庆到成都的“奇遇”：车上两青壮男子从她上车就在吵架，直到她要下车了，两男还在“嘴战”，就是不动手，以至于她实在看不下去了，直呼“吵啥子嘛，打撒”！引得全场哄堂大笑。这可谓巴蜀两地人性格差异最鲜明的写照。

因为受生产力和交通不便的影响，巴人往往更重传统，各种古老民风民俗、民技民艺在民间保留较多，消失速度相对较慢。而蜀地因为审美与观念的驱使，加之交通相对方便，因此比较喜欢追逐新潮，故传统不易留存。

同样是受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巴人普遍崇尚节俭，反对浪费，故消费欲望不高。蜀地因为条件相对较好，养成追逐奢华的习尚，自古即有“蜀人尚奢”的说法。

巴地瞩目脚下，蜀地留意星空。巴地因为生存相对不易，所以，关注当下、关注眼前、关注生计较多。蜀地因为闲暇时间较多，喜欢玄想，喜欢逍遥，所以，仰望星空，耽于唯美，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风尚。

当然，两地的文化生态并非绝然分判迥异，就与全国其他地域文化比较而言，巴蜀常显示出较为一致的同一性，但对内而言，二者则自然有相当的差异。然而，在长期的交流互动中，又形成了许多具有巴蜀共性的文化现象，如我们的饮食文化、养生文化、诗歌文化、建筑文化、祭祀文化、园林文化、戏曲文化等，就有许多共性——共同姓“川”，一并叫“巴蜀”。比如，“自古文人例到蜀”，这个“蜀”就不是单指“蜀地”，而是包括巴地在内的整个四川和重庆。因为，在历史上，走长江水道是出川与入川的重要选择，有太多的文人经由这条水道而抵达巴与蜀。当然，巴蜀毕竟山川有异，给人的视觉冲击和精神感受是不太相同的，所以，颠沛流离的杜甫来到成都之后，诗风为之改变：“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春夜喜雨》）这是杜甫在温润的成都发出的低吟浅唱。而“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亭浊酒杯。”（《登高》）则是杜甫在巴地夔州的狂歌与痛饮。巴、蜀不同的地域给诗人带来了完全不同的诗风与意境，地理之于文化文风的浸染，确乎大哉。

当然，随着巴、蜀文化互动交流的频繁，彼此不断相互含摄，相互影响，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为一种总体的趋势。比如，巴人说话普遍急躁，蜀人说话普遍绵软，但经过交流互动之后的巴人与蜀人，吸收了对方的一些特质，又改变了自己的一些原味，变得彼此较为接近了。以巴蜀最有代表性的两座城市重庆、成都为例。现在不少的重庆女孩儿说话往往语气不再那样火爆，而是设法变得温和；而成都女孩儿则有意弱化过于软绵的舌面之音，说话不再那样“嗲声嗲气”。成都本是平原，但为了显示城市的错落感，有意在一些干道两侧垒土成丘，造成高低错落的层次感。重庆本是山城，但为了显示城市的开阔，在建设道路、广场时，又喜欢削山推土，尽力追求平展。过去重庆的城市建设往往只重轮廓线条，不重细节局部，但现在也刻意在细节局部上“做文章”。总之，成、渝两地彼此都在追求细中有粗和粗中有细，事实上正在逐渐走向全面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