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巴、蜀二字，在甲骨文中多次出现。巴字是蛇图腾（龙图腾）的意象表现。蜀字是蚕图腾的意象表现。甲骨文中有“令妇好……我巴方”的记载，传为大禹、伯益所作的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山海经·海内经》。晋代蜀郡江源（今四川崇州）人常璩所著的中国最早的地方志《华阳国志》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蜀、周。武王伐时，蜀与焉。”“华阳之襄，梁州之域，是其一囿，囿之国则巴蜀矣。……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属梁州。……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

巴蜀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又是华夏本源文化传承光大之胜地。这里有华胥故里，孕育出了人文始祖伏羲，黄帝元妃嫘祖、五帝之一颛顼和夏王朝创建者大禹。

巴蜀地区先祖圣地有：华胥故里、伏羲生地——阆中，嫘祖故里——盐亭，颛顼故里——荥经，大禹故里——北川。

今四川盆地，四周高山环亘，与外界相对封闭。在远古时期，由青藏高原迁来的甘青诸部氐羌人的一支，从河曲草地进入岷江河谷，与当地戈基人融合，建立了“蜀山氏”部落，成为古蜀族先民的一部分。氐羌人的另一支从甘南白龙江进入汉水和嘉陵江河谷，建立了华胥氏和西陵氏部落，成为古巴族先民的一部分。

蜀山氏之后的蜀族主要经历了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几个部落领袖阶段。扬雄《蜀王本纪》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曰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随王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蜀族在蚕从氏之后，逐步进入成都平原。

据史籍记载，黄帝娶西陵氏女嫘祖为正妻，生子昌意，昌意又娶蜀山氏女为妻，说明西陵氏、蜀山氏部落与黄帝部落是世代通婚的联姻部落。所以在蜀地立国称王的蚕丛部落乃是黄帝后裔，故《史记·三代世表》称：“蜀王，黄帝后世也……”

第一代蜀王之首为“蚕丛”。这个以虫为族名的部落，是氐羌大系统中的一支。在茂县至今还能见到蚕丛陵、蚕丛山和汉代置蚕陵县留下的“蚕陵重镇”石刻。

第二代蜀王之首为“柏灌”。这个部落是以柏灌鸟为族名的。遗憾的是第二代蜀王柏灌史迹、文字记载和遗迹都无从查证。只有柏灌墓在今双流县境内。

第三代蜀王之首为鱼凫。鱼凫即鱼水鸟，人们俗称水老鸹，以擅捕鱼为名。这是一支以捕鱼神鸟为名的部落。鱼凫部落属岷山氐羌的不同分支，在今郫都区与温江交界处，有鱼凫王城遗址和陵墓。

继鱼凫部落之后的蜀王是蒲卑（杜宇），他也是鱼凫部落人，是与前三代蜀王一脉相承的最后一代蜀王。杜宇王号“望帝”，都城建在今成都西北20千米处的郫都区，古名为“蒲卑”，又称杜鹃城，同时还在今双流县境建立了“别都”。(www.xing528.com)

杜宇统治末期，成都平原水患频繁。这时从长江中游的濮越异族来了一个很有治水经验的人，名字叫鳖灵。杜宇命他为相，让他负责治水。鳖灵带领人民凿玉垒山，开金堂峡，把岷江水分流入沱江，使洪水消退，这就是继大禹“岷山导江，东别为沱”之后都江堰最早的水利工程。鳖灵治水成功，威望迅速提高，杜宇让位，鳖灵接任蜀王，号“丛帝”，称开明氏。至今郫都区域内，有一座祠陵结合的祭祠，这就是古蜀先民为了缅怀蜀族先祖望帝杜宇和丛帝鳖灵而修建的“望丛祠”。祠门照壁左右门上方横额上书“功在田畴”和“德在揖让”，表彰了望丛二帝的治水功绩和贤明。

开明王九世迁都成都。《华阳国志》载：“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这里所指的“治”即是筑城。开明王时的成都城，古时又称“少城”。

周慎靓王五年（前316），正值巴国（嘉陵江流域中下游地区）与蜀国交战，秦惠王派大夫张仪、司马错从石牛道（后称金牛道）伐蜀。秦灭蜀国后，改设蜀郡。两年后秦灭巴国，改设巴郡。从此巴蜀进入春秋战国时代。汉初以后，巴蜀统称益州，别称西蜀，简称蜀。

巴蜀文化源远流长，其形成和发展的首要特点是兼容性和再生力强。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巴蜀文化，几乎容纳了东南西北四方文化，进而形成巴蜀地区一种独立的文化类型。当时异地文化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荆楚文化，影响、塑造了区域文学风格，把楚辞发展成大赋；二是秦陇文化，它促进蜀地工商业繁盛，使成都平原成为汉时中国的第二大商业中心；三是中原文化，它使蜀人史学趋于发达，成就了一批史学著作，如扬雄的《蜀王本纪》，陈寿所著的《三国志》，张唐英的《蜀梼杌》，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常璩的《华阳国志》，以及生于蜀中的欧阳修与人合著的《新唐书》和独立编撰的《新五代史》。

巴蜀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第二个特点，是它不受异地文化左右，也不受制于正统思想的约束。汉时被称为“蜀中文学四大家”的司马相如、扬雄、王褒、严遵，他们不走传统经学的旧路，轻蔑独尊儒术的正统思想，也不随波逐流，着眼于文字上的“雕虫小技”，形成浪漫主义倾向，作品富于文采和想象力，善于夸张，语言富丽，用字新奇。他们的这些艺术主张和思维方式，对后世文人富于激情、奇幻的文化心理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巴蜀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第三个特点，是通过移民和文化人流寓的途径引入而再生。秦灭巴蜀后，从关中迁移大批的商人工匠到蜀中。汉时，除“就食蜀汉”的关中饥民外，又有大批商人和手工业者迁入。如果说异地移民对巴蜀文化有巨大的影响，则是指汉唐以后众多文化人的寓居蜀中。如汉代的文翁、严遵、诸葛亮等，唐初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后的王维、孟浩然、杜甫、高适、岑参、元稹、白居易、李商隐、韦庄，宋代以后的陆游、黄庭坚、范成大、王士祯等都曾游历或寓居蜀地，留下大量诗作。唐玄宗和唐僖宗入蜀，又把宫廷音乐、舞蹈带到绵州、成都，使其管弦乐舞之盛甚至超过了扬州。五代时大批文化人避中原战乱入蜀，其中有不少画家，曾一度集中了全国画坛精英。后人有评说：“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

古往今来，四川人才辈出，文人荟萃。从汉、晋、唐、宋、元、明、清，涌现出一代又一代文学家、艺术家和史学家。诸如汉晋的司马相如、扬雄、王褒、陈寿、常璩；唐代陈子昂、李白、薛涛；宋代欧阳修、文同、苏洵、苏轼、苏辙、苏易简、苏舜钦；元明清时期的邓文原、杨升庵、李调元、张问陶、孙桐生；近现代的郭沫若、巴金、艾芜、沙汀、李劼人等。

巴蜀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第四个特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薪火相传、道脉不断。早在西汉时期“文翁兴石室”就奠定了蜀学在全国的地位，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地方政府兴办的官办学校，其办学的成功经验，被汉景帝推向全国，“蜀学比于齐鲁”。西汉时，名冠天下的“汉赋四大家”有三大家在四川，司马相如、扬雄、王褒皆是蜀人；两汉时期全国文化最发达、所出书籍和博士、教授、公卿等人才最多的是齐鲁梁宋地区、关中平原、成都平原和东南吴会四大地区。唐代文学的灿烂双星李白、杜甫都是巴蜀文化熏陶出来的文化巨人。北宋三大学派洛学、关学、蜀学三家鼎立。南宋时绵竹人张南轩是与朱熹齐名的一代理学宗师。经学的发展，以汉学、宋学、朴学为代表，四川代不乏人。特别是清以后，据李学勤先生的研究，近代学术的中心落在了湖南和四川，湘学和蜀学成为传统文化研究的重心。四川大学的前身就是建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的锦江书院和建于光绪元年（1875）的尊经书院。这两所书院，以研究儒家典籍为己任，培养了一大批中国近代史上卓有建树的学者和政治人物。近代四川学术有廖、唐、蒙、萧四大家族之说，著名经学大师廖季平，现代新儒学大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唐君毅，经史大师、四川大学教授蒙文通，著名哲学史家、武汉大学教授萧萐父，都是蜀学四大家族的通著之人。尊经书院以实学、经学、儒学为主，四川近代人物都受其学术影响。这种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风气在四川大学一脉相承，徐中舒、缪钺、冯汉骥、任乃强、杨明照、向楚等大师不断涌现。四川大学古籍所1983年建立，单从儒学来讲，四川一直就是儒学研究的重要中心，开启宋明理学的先驱人物陈传就是四川安岳人。湖湘学派也受蜀学影响，因为其开山者张南轩就是宋代蜀人。而较早提出编纂《儒藏》并提出具体编排规划的曹学全也与四川有极大关系，他中进士后首先就在四川为官，曾经当过四川右参政和按察使。有如此深厚的学术土壤和文化情怀，《儒藏》出于川人之手，不足为奇。四川大学首编《儒藏》尽得风气之先，看似偶然，其实客观地讲，这是蜀中学术历史发展的一种逻辑结果。

继2005年《儒藏》出版之后，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历时20余年而编纂完成的《全宋文》又于2006年出版。《全宋文》是目前已经出版的规模最大的文学总集，共分360册，涉及宋代文人9000多位。全书所收的10余万篇各种体例文章中，不少资料是首次公开发表，95%的作家在此以前从未编入过专辑。《全宋文》的出版，是一项重大的学术文化成果，其学术价值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不仅功在当代，更会嘉惠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