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影像生成在中小学影视教育中的探究

曾小明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湖湘文化具有推崇理学传统、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的特点，在与历代贤人豪杰的碰撞中形成湖南精神，并体现在一代代的湖湘人才身上。湖湘文化孕育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湖南五大人才群体，其影视艺术形象势必会丰富中小学生的校园生活与情感体验，从而培育出具有健康心理与理想人格的新一代中小学生。不过，以湖南五大人才群体为银幕形象的经典影视作品并不很多，因此重视历史书写、加强文学创作、融入人性关怀，是突破这一困境的三个重要的方法。

【关键词】湖湘文化　五大人才群体银幕形象　中小学影视教育　艺术功能

一、湖湘文化内涵及其意义

湖湘文化扎根湖南，是一种继承古代湖南主要文化思想传统，并对当代学术思想、文化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的区域文化。在湖湘文化形成与演变的过程中，屈原、周敦颐、胡安国、胡宏、胡寅、张栻、曾国藩、杨昌济等历代贤人志士，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早在南宋时期，胡宏、胡寅、张栻等湖湘学者依靠碧泉书院、文定书院、道山书院、涟滨书院、主一书院、南岳书院、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等庞大的书院群，教育学生，传播理学，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出现了“人才辈出，有非它郡国所可及”的鼎盛局面。随着书院教育的盛行，理学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就会渗透到社会文化以及个体心理当中。湖湘学者的学术研究、学风特色又通过书院办学以及著书立说而沉淀下来，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湖湘学风，对湖南历代士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进入近代，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一大批著名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诗人、学者，如魏源、左宗棠、陈天华、蔡锷、宋教仁、齐白石、谭嗣同、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田汉、沈从文、丁玲、周光召、贺龙、任弼时、李立三、林伯渠、罗荣桓、谭震林、黄克成、萧劲光、粟裕、谭政、许光达、何叔衡、陈赓、蔡和森、陶铸、夏明翰、向警予等，接受湖湘文化熏陶的他们积极从事着缔造新中国的伟大创举，让古老的中国书写出美丽的新篇章。

从历代湖湘贤人志士的学养以及性格特质中可以分析出湖湘文化的三个基本特征。

首先，推崇理学传统。理学作为一种新型的儒学，崇尚天理，认为“理” 是天地万物以及人类社会三纲五常的本原，是宇宙间永恒的本体。在天理的框架之下，理学强调格物致知，追求敬、静、诚、仁、乐等人生境界，试图通过内在的涵养省察，变化气质之性而完美呈现天命之性，并最终实现内圣外王之人生理想。简而言之，理学要求主体通过心性修养达到完美的道德境界，并以此为基础，成就自己“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业。

其次，强调经世致用。注重经世致用，一直是湖湘文化的传统。作为湖湘文化的先驱人物，屈原积极倡导“美政”，对内主张修明法度，举贤任能，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在现实中遭受排挤、诽谤之后，屈原仍旧通过浪漫主义的文学想象来表达强大楚国的爱国主张。两宋时期的胡安国、张栻及其弟子都以抗金救国、经邦济世而闻名于世。明清以降，湖湘人才辈出，大多注重经世致用，积极从事救国救民的宏伟大业。鸦片战争中，魏源首倡“师夷长技以制夷”；资产阶级维新变法及革命运动中，谭嗣同、熊希龄、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等贤人志士走在全国前列；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毛泽东、蔡和森、贺龙等一批革命家，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引导中国人民纷纷投身于社会政治运动之中。

最后，主张躬行实践。两宋以来，湖湘学者把心性修养与躬行实践结合起来，重视经世，崇尚践履，反对空疏无用与荒诞不经。躬行实践成为胡氏家风，胡宏承继父亲“力行”的主张，并将其作为学的最高境界，胡宏说：“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是以识前言往行，为学而已。”[1]张栻主教岳麓书院，崇尚“知行互发”的哲学理念，践行“学贵力行”的教育主张，从而使得湖湘学派以重躬行实践而著称于南宋学界。南宋以降，历代湖南学者立足中国传统知行观，纷纷倡导自己的思想主张，王船山提出“知行相资以为用”，魏源提出“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 的重行主张，曾国藩强调“力践”比“致知”更为重要，杨昌济亦认为“力行尤要”，可见，躬行实践在历代学者的倡导下，成为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成为湖南人才辈出的一个重要因子。

二、湖湘文化在中小学影视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文化底蕴成就卓越课程，中小学影视教育课程亦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与力量。而湖南省中小学影视教育，应立足湖南，面向世界，充分利用湖湘文化孕育的湖南人才群体的人生故事及其历史事件，将其以影像形式引入课堂，是新时期湖南各中小学培养人才的又一重大举措。以青年毛泽东为例，湘军人才群、戊戌人才群、湖南一师人才群都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可以从毛泽东早期的文稿中得知，正是因此，有学者指出：“湖湘文化是毛泽东思想成长中影响最直接的因素，近代湖南产生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通过其著作和思想，‘润物细无声’ 地影响着青年毛泽东。”[2]显然，随着电影媒介的兴起，湖湘文化孕育的湖南人才群体也一定会以电影艺术形象“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当代中小学生。具体来说，会产生如下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丰富成长生活，树立人生榜样

有学者指出：“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3]“湖南人才辈出”的论断十分符合中国历史，近代湖南为祖国富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贡献了一大批人才，并形成了五大人才群体。他们分别是以陶澍、贺长龄、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经世派人才群体，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为代表的湘军人才群体，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人才群体，以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人才群体，以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人才群体。在这五大人才群体之外，还活跃着一个深受王船山思想影响的湘商群体，他们与五大人才群体的人才活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丰功伟绩，给中国近代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们应对时代危机，或撰书立说，倡导经世致用；或主张学习西方，倡导洋务；或平息内乱，或抗击外侮；或以实业救国，或以科技强国。殚精竭虑，抛头颅，洒热血，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事迹，这些故事直接成为中小学生成长的养料，丰富了他们的童年、少年生活。从某种程度上说，来自各行各业的湖南社会精英，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都是一部活的中国近现代史，而电影又以生动、直观的银幕形象将中小学生带入历史现场中去感受历史，从而在无形中丰富了学生的人生体验，开拓了学生的视野与眼界。

在丰富中小学生体验的同时，影视艺术形象又激发了学生与湖南各人才群体的精神共鸣与内在对话，从而在潜移默化中为他们树立起了人生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每一个人才群体都是在前一个人才群体的激励中而出现的，正处于模仿与学习阶段的中小学生，亦容易接受先辈的积极影响，从而成就新的人生风采。如曾国藩的《日课十三条》：“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四、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

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五、读史。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十、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分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4]曾国藩的《日课》中首先突出的是学习，在十三条中占了六条。

曾国藩对读、记、写的要求，对当代中小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典范作用。

（二）塑造健康人格，完善人生品质

湖湘文化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人才，在这些人才中，都共有一种内在的文化精神。有学者指出这是湖湘文化精神，又可以称为湖南人精神。1920 年，陈独秀赞扬湖南人的精神时说：“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5]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湖南精神已经培育出一批批走在世界前列的弄潮儿，对于当今中小学生的健康人格塑造与优良品质的培养亦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说，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让中小学生养成脚踏实地干实事的良好习惯。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左宗棠的“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再到毛泽东的“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他们通经致用、经国济世，积极面对时代问题，竭尽所能解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这种学以致用、脚踏实地的传统对中小学生优良品质的形成具有模范性的引领作用。

第二，让中小学生从小就养成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辛亥革命先烈杨毓麟指出：“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6]杨毓麟所说的“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实际上就是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这也是当代中小学生必须终生具备的一种历史使命。(www.xing528.com)

第三，让中小学生富有奉献与牺牲精神。谭嗣同为了推动社会变化，高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血染北京菜市口；夏明翰为了革命的胜利，坚信“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就义于武汉汉口余记里；蔡和森为了建立新中国，一直“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牺牲在广州军政监狱。这些湖南英烈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的精神赢得了国人的尊重，梁启超说：“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7]杨度则称：“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8]湖南先烈为了国家的富强、人民的自由勇于向前、不怕牺牲的精神，是最为形象的教科书，对于培养一代又一代富有奉献精神的青年学子具有重要作用。

三、湖湘文化影像化的生成困境及对策

纵观历史，历代湖湘学人的形成，都离不开湖湘文化的滋养与培育。随着影视媒体的发展，湖湘文化又以银幕形象呈现在电影电视当中，并且孕育出《刘少奇的四十四天》《国歌》《血战湘江》《杨开慧》《恰同学少年》《彭德怀元帅》这样的影视精品。不过，总的来说，以湖南五个人才群体为主要人物的影视的数量与质量，与他们在历史上的功绩并不对称。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出现在鸦片战争前后的清朝嘉庆、道光年间的第一个人才群体，他们开一代之风气，并直接影响了后面四个人才群体的形成，但是在影视上基本处于失语状态。紧接着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为代表的湘军人才群体，由于有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经历，在短期内无法成为某一部影视剧的主要人物。虽然左宗棠作为民族英雄，曾有反映其抵抗侵略、收复失地的电视剧《左宗棠》，但是由于电视剧对于一些史实处理不当，一直被禁播。

（2）资产阶级维新派人才群体的代表人物唐才常、熊希龄，迄今为止，尚没有以他们为主要人物的影视作品诞生。虽然有 1984 年陈家林导演的电影《谭嗣同》，但是由于艺术水准的偏失，并未为大众所知。所庆幸的是，电视剧《谭嗣同》正在筹拍之中。

（3）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派人才出现，以他们为主要人物的电视作品开始丰富起来，比如，电视剧《黄兴》《宋教仁》《护国大将军》分别以这一人才群体的代表人物黄兴、宋教仁、蔡锷为主要人物，聚焦于他们在风云变幻中的英勇故事，并融入爱情与亲情，具有一定的观赏性，但是在电影创作上还存在许多空白。

（4）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派人才群体出现，以他们为主要人物的电影、电视作品都大大丰富起来。在五位代表人物中，除蔡和森外，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成为许多影视作品的主要人物，其中亦不乏佳作。但是总的来说，由于缺乏对人性深入地挖掘，能够引起青少年以及儿童广泛共鸣的作品并不是很多。

针对这种现状，宜从三个方面来提高。

第一，重视历史书写。以五个人才群体为主要人物的影视，必须尊重历史规律，尊重史实，这样才能在“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引领下创作出真正符合历史本质的影视剧本。迄今为止，关于五大人才群体的历史书写，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是比较缺乏的，尚没有出现比较公认的总结性的历史巨著。

第二，加强文学创作。文学是影视肥沃的土壤，有一代之文学，便有一代之影视，因此，加强文学书写，尤其是人物历史传记以及重大事件的历史书写，显得尤为重要。就目前来看，《曾国藩》这种经典性的历史传记还比较少，历史重大事件的书写亦存在许多空白，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是制约着湖湘文化经典影视作品诞生的又一关键所在。

第三，融入人性关怀。国内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影视作品凸显英雄人物的集体情感，而对个人的情感趋向忽略，因而缺乏深入的人性刻画，使得英雄人物与青少年、儿童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无法形成情感的共鸣，也就不能达到灵魂塑造与提升的作用。

[1]胡宏. 胡宏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7：46.

[2]曾长秋，郑涛. 湖湘文化人才群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J］. 娄底师专学报，2003（1）：88-91.

[3]谭其骧. 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J］. 史学年报，1932，1（4）：47-104.

[4]田澍. 曾国藩与湖湘文化［M］.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249.

[5]陈独秀.《独秀文存》选［M］. 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89.

[6]杨毓麟. 新湖南［J］. 湖南历史资料，1959（3）：62.

[7]杨金鑫. 湖南历史上人材群体初探［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9（4）：83-88.

[8]杨度. 杨度集［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