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以来马来西亚各族群教育水平取得长足进步，其中马来人在教育上进步最大。1970年西马的马来人识字率为62%，华人是58%，印度人是67%，到1996年，西马地区马来人识字率为92%，华人为91%，印度人为87%。[91]
在高等教育方面，马来人提升最快，1970年西马地区大学毕业生中，马来人仅占19%，而华人为50%，印度人占20%。随着大学固打制的实施，1980年西马地区大学毕业生中，马来人提高到38%，华人为42%，印度下降到13%。[92]以马来西亚最高学府马来亚大学为例，1970年马来大学生占49.7%，1979年提高到66.4%。[93]
教育的提升大大促进了各族群参与经济和公共事务的能力，促进了他们的社会流动，包括职业流动和阶层流动，一般来说，接受过中等及以上教育的人，更可能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低职位低收入流向高职位高收入，从下层流向中层和上层。(www.xing528.com)
而马来人教育提升最快，加上新经济政策的扶持，马来人向上的社会流动最快也最顺利，这表现在马来中产阶级增长最快。从表6-9可见，1995年在专业技术人员、教师和护士、文秘人员中，马来人占绝大多数，在经理和管理人员中虽然不占多数，但在公务员中占绝大多数。同时，华人和印度人中产阶级也有所增长，社会流动比较通畅。在高收入专业人士中，如建筑师、会计师、工程师、医生、律师等，华人始终占较高比例，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来人在这些职业中的比例也迅速上升，[94]这得益于高等教育固打制。
社会流动通畅和中产阶级增多对于稳定社会有重要作用。尤其是马来人拥有比其他族群更通畅的社会流动渠道，马来人从社会经济的低层“流动”到中层或高层的速度，也比其他族群更快。廖小健正确指出：“马来社会比较畅通的社会流动机制，无疑有利于减少经济相对落后贫穷、处于经济下层的马来人，对经济相对发达富裕、处于经济上层的华人的不满情绪，从而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他们对华人采取比较暴力的行动。”[95]这是马来西亚后来没有发生族群流血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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