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族群经济地位的变迁趋势与影响

1969年“5 · 13”事件的根本原因是马来人不满自己在经济上的贫困，又担忧政治上的优势也被削弱。所以新经济政策的核心是扶持马来人，其中大部分措施是提升马来人的经济参与。多年扶持取得丰硕成果，马来人的经济能力大大提高，族群间的经济差距有所缩小。

从族群职业构成来看，马来人在专业技术人员中占有优势，占该职业的比例从1970年47%上升到1995年的68.3%，其中在教师和护士职业中更占有优势，而华人和印度人在这一职业中所占比例有所下降，低于其人口比例。在经营管理人员中，马来人所占比例有所上升，从24%上升到36%，但与华人的62.9%和54.7%相比，仍属较低，印度人也相对较低。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马来西亚农业从业人员一直减少，相应的，马来人在农民这一职业构成中的比例也从1970年的72%减少到1995年的63%，华人和印度人也在下降，同时，在工人这一职业领域，马来人从34.2%上升到44.8%，而华人则从55.9%减少到35%，印度人基本保持不变（参见表6-9）。总的来说，随着马来西亚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各族群职业分布也有较大变化，其趋势是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大部分职业构成反映了族群人口比例，只有少数职业，如经理管理人员、销售人员仍是华人占有优势，但马来人在这些领域有所增长。

表6-9　马来西亚三大族群职业构成（1970年和1995年） （%）

数据来源： （1）Government of Malaysia: Fourth Malaysia Plan, 1981—1985, Government Press, 1981.
（2） Government of Malaysia: Second Outline Perspective Plan, 1991—2000, http://www.epu.gov.my/en/second-outline-perspective-plan-1991—2000.

从族群收入分布来看，各族群家庭收入都有较大增长，而且马来人家庭收入增长最快，与其他族群的收入差距在缩小，1970年华人家庭收入是马来人家庭收入的2.29倍，1984年下降到1.76倍，1995年为1.80倍。1970年印度人家庭收入是马来人家庭的1.73倍，1995年下降到1.33倍（表6-10）。从绝对数值来看，华人家庭收入仍然最高，印度人次之，马来人最低。但如果从购买力来看，马来人的钱更值钱，也就是购买力更强，因为新经济政策，马来人享有许多优惠，如购买住房，马来人可以享受5%—15%的折扣，他们还有更多的投资信托机会，^[87]所以马来人的“实际”家庭收入比表格中的数据要高些。

表6-10　马来西亚各族群家庭收入（1970—1995年）　（单位：林吉特/月）

数据来源：林勇：《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经济地位变化比较研究（1957—2005年）》，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3、232页。

从各族群贫困率来看，马来西亚在消除贫困方面卓有成效，尤其是减少马来人贫困方面取得较好成绩。1970年马来人贫困率高达65%，1990年下降到23%，1997年更下降到9%，同时，华人和印度人贫困率也大幅度下降（参见表6-11），但马来人贫困率下降幅度是最快的。东马贫困率高于西马，土著贫困率远远高于华人，1990年沙巴州贫困率高达34%，砂拉越为21%，西马是15%。1990年沙巴土著贫困率是41.2%，华人贫困率只有4%，同年砂拉越土著贫困率是28.5%，华人是4.4%。^[88](www.xing528.com)

表6-11　马来西亚各族群贫困率（1970—1997年） （%）

注：1970年数据为西马地区。
数据来源：林勇：《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经济地位变化比较研究（1957—2005年）》，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6、249页。

从各族群拥有股权来看，在新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促进下，马来西亚各族群拥有股金的数额大幅增加，从各族群所占公司股权比例来看，华人拥有有股权比例最高，1970年为27.2%，1990年增加到37.9%，1999年更增加到45.5%，马来人位居第二，1970年仅为2.4%，1990年增加到19.1%，印度人拥有股权始终最低，一直在1.5%以下，而外国人拥有股权呈下降趋势（参见表6-12）。但从各族群拥有股权的增长速度来看，则是马来人最快，1970—1988年马来人股权年均增长率为32.2%，华人是18.7%，印度人是18.3%，1991年实行新发展政策后，马来人股权增长率有所放缓，1991—1999年为12.3%，华人为10%，印度人为18%。^[89]

表6-12　马来西亚各族群公司股权分配　（单位：百万林吉特）

数据来源：（1）林勇：《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经济地位变化比较研究（1957—2005年）》，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5、276、279页。

综上所述，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和经济快速增长，马来西亚各族群的经济水平都有所提高，而马来人是提高最快的，不论是职业提升，还是收入提高、贫困率减少、股权增长，马来人的增长速度都高于其他族群。尽管就经济地位比较而言，华人仍居第一，印度人第二，马来人最低，但随着马来人的快速提升，三者的经济差距有所缩小，这有助于降低马来人的不满。

新经济政策在缩小族群差距上卓有成效。尽管该政策在初期确实抑制了华人经济能动性，但从整体发展来看，它在削弱华人经济地位方面的作用有限，尤其是没有打击华人大企业，后者与马来人组成“阿里巴巴”企业，取得新的扩张机会，华人经济仍然位居第一。更重要的是，新经济政策扶持马来人，缩小族群差距，有效降低了族群冲突的风险。加之此时正是马来西亚经济起飞和快速发展时期，华人经济能在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发展，族群关系与经济发展形成良性互动。“1997年的经济风暴以前，大约整十年的时间里，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都维持在8%左右，各族群都在经济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尝到了甜头，于是文化对峙的声音被经济发展的声音取代。20世纪90年代是建国以来各族群最少怨言的时代。马来西亚人显然了解到国家的稳定对各族群都有益，族群或其他文化敏感问题都以协商或低调的方式处理，而政府显然也以较为开明的态度对待族群和文化问题。”^[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