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促进马来西亚伊斯兰政治化倾向，伊斯兰进入政治并与政治的关系日益密切。
马来西亚独立以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伊斯兰教在马来西亚政治中不起任何作用。70年代随着马来西亚国内政治、族群关系的变化以及伊斯兰教复兴运动的兴起，伊斯兰教开始进入马来西亚政治，80年代随着马哈蒂尔上台和伊斯兰教复兴运动进入高潮，伊斯兰教与政治的关系日益密切，伊斯兰教成为政治合法性标志，而巫统与伊斯兰党竞争伊斯兰合法性，导致激烈的政治斗争。
伊斯兰党领导人攻击巫统是卡菲尔（Kafir）[81]，指责巫统缺乏伊斯兰精神、政治目标狭隘，其所倡导的马来民族主义是“阿沙比亚”（Assabiyah），即被先知穆罕默德所痛恨的部族主义、地方主义，违背了伊斯兰教“乌玛”理念。在伊斯兰党看来，民族主义是世俗化、西方化和非伊斯兰的代名词。哈迪阿旺在1983年一次讲演中发出这样咄咄逼人的宣言：“同胞们，你们要相信，我们反对巫统并不只是因为它是巫统，我们反对国阵并不只是因为它叫国阵。我们反对它是因为它保留了殖民地的宪法，保留了卡菲尔的法规，保存了蒙昧的法规。因此我们展开对抗他们的斗争。同胞们，你们要相信，我们对他们的斗争就是圣战（Jihad）。”[82]伊斯兰党攻击政府对伊斯兰教是“说得多，做得少”，政府的伊斯兰教项目是“装饰性的”、“零碎的”、“无结果的”，没有真正在马来西亚实施伊斯兰原则。[83] 而巫统和马哈蒂尔则攻击伊斯兰党是落后的、保守的、错误的、极端的政党，说该党用一千多年前的标准来看现代社会，无视人权、性别平等和知识发展。政府在1984年11月发表的白皮书《对穆斯林国家团结和国家的威胁》中，将伊斯兰党、极端组织、邪教组织等都列入从事颠覆活动之列，认为伊斯兰党鼓励人民推翻“民主选举的政府”，挑动穆斯林对政府的仇视，在穆斯林之间引起敌对和冲突，威胁到公众和国家安全。[84]
事实上，正是在巫统与伊斯兰党竞争谁是“真正的”伊斯兰政党的过程中，马来西亚伊斯兰教进入政治中心，伊斯兰政治化日益鲜明。
第二，马来人对伊斯兰认同大大提高，整个社会的伊斯兰氛围越来越浓。(www.xing528.com)
东南亚伊斯兰教在本土化过程中，加入了大量印度教和本地习俗，因而有许多非伊斯兰成份。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促使马来人认真学习《古兰经》和圣训，阅读现代伊斯兰主义思想家的学说，认识到什么是“蒙昧”，并以此为标准重新审视自己习以为常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从而“净化伊斯兰”。马来人在礼拜、食物、服装等方面严格遵守伊斯兰教的规定，还爱在讲话和文章中引用《古兰经》经文，显示自己认同达瓦运动。
第三，加深了族群和宗教间的隔离，引起非穆斯林的不安。
马来西亚各族群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族群间的隔离本来就存在。随着马来人伊斯兰意识日益提高，马来人对一切“非伊斯兰”的东西不再置之不理，他们不仅要将马来习俗中印度教和佛教的东西剔除，也因为饮食禁忌，不愿再与非穆斯林交往，一位华人老人感慨伊斯兰化使他与马来朋友的关系起了变化，“从前，我可以和马来朋友一起喝茶聊天，但现在有些人已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这些朋友越来越注重“可食用”（halal）食品，不再去华人咖啡馆。[85]
大部分华人对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党了解甚少，也漠不关心。1990年伊斯兰党夺得吉兰丹州的执政权并将伊斯兰教国理念付诸实施，[86]使华人社会对什么是伊斯兰教国有了具体认识，对《伊斯兰刑法》更是闻之色变。华人将《伊斯兰刑法》译为《断肢法》，这个译法非常不准确，但却反映了华人对该刑法的理解。华人坚决反对伊斯兰教国，也绝不支持伊斯兰党，而且对马来西亚伊斯兰政治化和可能建立神权政治感到深深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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