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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复兴运动的背景及其优化

时间:2023-07-0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亦称“达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这是国际环境、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同年苏军入侵阿富汗激起全世界穆斯林捍卫伊斯兰教的决心,进一步激励了伊斯兰主义者的斗志,将全球伊斯兰教复兴运动推向高潮。[69]作为伊斯兰世界的一员,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复兴运动正是在中东、南亚伊斯兰教复兴运动的激励下兴起和发展的。而新兴起的学生运动认为马来人贫困是由于政府腐败造成的。

伊斯兰教复兴运动的背景及其优化

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亦称“达瓦”(dakwah),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这是国际环境、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国际环境看,近代以来伴随西方的殖民,西方的教育制度、经济制度、政治体制、法律制度全面引入伊斯兰社会,对穆斯林价值观生活方式产生巨大影响。但伊斯兰社会对西方文明的模仿并没有使其进入文明国家的行列,反而引发更多的政治危机(一党专政、军人专政、政府不稳)、经济危机(贫富分化、失业、城市贫民区)和社会危机(家庭不稳定、认同感丧失、宗教信念降低、犯罪增多等),尤其是在阿以冲突中阿拉伯国家一败再败,使穆斯林遭受强烈的挫败感,他们怀疑西方化能否使穆斯林国家富强,怀疑民族主义旗号能否打败以色列,他们重新从伊斯兰教寻找答案,于是“伊斯兰”成为一种选择(Islam is the solution)。他们认为,要再现伊斯兰教初期的辉煌,就要净化伊斯兰教,严格遵守《古兰经》和圣训,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伊斯兰教国家,于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东和南亚地区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勃兴。

伊斯兰教复兴运动的思想基础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亦称伊斯兰主义),主要思想家有哈桑 · 班纳、毛杜迪、赛义德 · 库特布和霍梅尼。[68]这些代表人物的思想虽有差别,但有以下共同点:(1)他们都认为伊斯兰教包罗一切,《古兰经》体现了安拉的意志,《古兰经》和圣训是穆斯林的行动指南和思想源泉;(2)他们都反对现实社会中的非伊斯兰,反对不公正、压迫和腐败,尤其反对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侵略、浸透和影响;(3)他们都主张以经训为指导,建立真正的伊斯兰社会。他们的主张对穆斯林产生很大影响,尤其是1979年伊朗霍梅尼革命胜利,伊朗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并向外“输出革命”。同年苏军入侵阿富汗激起全世界穆斯林捍卫伊斯兰教的决心,进一步激励了伊斯兰主义者的斗志,将全球伊斯兰教复兴运动推向高潮。尤其是霍梅尼革命胜利为其他国家穆斯林提供了一个榜样:穆斯林可以推翻一个暴虐的政府,可以建立以《古兰经》、圣训和沙里阿法为指导的国家,可以确立乌来玛的统治。全球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在20世纪80、90年代蓬勃发展,对穆斯林世界和国际政治产生巨大影响,美国学者亨廷顿指出:“忽视20世纪末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对东半球的政治影响,就等于忽视16世纪末新教改革对欧洲的政治影响。”[69](www.xing528.com)

作为伊斯兰世界的一员,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复兴运动正是在中东、南亚伊斯兰教复兴运动的激励下兴起和发展的。因为马来人也面临贫困和道德沦丧问题,伊斯兰主义者的主张为他们提供了观察和解决马来社会问题的钥匙,实际上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复兴运动的直接起因是“5 · 13”事件,各方人士在对族群冲突的原因进行检讨时存在不同看法,官方报告书认为是马来人处于贫困中,而非马来人不效忠马来西亚和不认同马来文化,最终引发族群冲突,所以政府开出的药方是修改宪法,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强化马来人特权,提高马来人的经济地位。而新兴起的学生运动认为马来人贫困是由于政府腐败造成的。学生领袖安瓦尔 · 伊卜拉欣(Anwar bin Ibrahim)指出:“领导人指责腐败,可他们自己却越来越富。他们谈论马来民族主义,但他们却与马来人疏远,而亲近西方……”[70]他们认为腐败和不公正是人造法律和西方模式的社会秩序固有的缺陷,只有执行沙里阿法才能解决这类问题,因为伊斯兰教“能解决人类存在的问题,创立一个真正公平的社会。”[71]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5 · 13”事件后成立的学生组织大多转向伊斯兰教,成为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复兴运动的基础,1969年成立的“马来西亚穆斯林学生运动”(Angkatan Belia Islam Malaysia,ABIM)就是他们的代表。

如果说国际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为马来西亚提供了思想武器并树立了榜样,“5 · 13”事件为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复兴运动提供了契机,那么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经济政策导致马来西亚政治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变化为伊斯兰教复兴运动提供了新动力。20世纪70年代是马来西亚现代化的起飞时期,80、90年代是现代化发展时期,马来西亚取得显著成果:经济发展较快、社会流动加速、教育普及程度提高、城市化程度提高等,但与现代化成就相伴而来的是贫富分化加剧、贪污腐化盛行、族群矛盾加剧、城市病等,马来人的传统和价值观受到挑战,他们感到迷茫。还有一些马来人不满贫富分化,不满灯红酒绿的腐朽生活,认为这都是西方化和世俗化的恶果,正如马来西亚伊斯兰主义者法兹诺(Fadzil Noor)指出的:“西方社会在政教分离后建构了物质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生活哲学,但如今却带来了道德沦丧,如性泛滥、酗酒毒品、赌博和艾滋病,正在吞噬欧洲的民族;虽然他们达到科技的进步,但这一切无助于社会和家庭的幸福与和谐。”[72]不少马来人转向伊斯兰教来寻求身份认同,解决现代化带来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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