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 13”事件发生后，各族群的文化分歧也被认为是族群暴动的原因之一，因此文化整合和族群融合被提上议事日程。在当局看来，马来西亚的国家文化没有建构起来，非马来人缺乏对国家的认同。正如1969年7月新成立的国家团结局主席加沙里指出的：“有些团体坚称，他们对马来西亚的奉献是绝无二心的，但是我们该如何看待他们对这个国家的认同？毫无疑问的是这些非土著不应忽视，也不应不理会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他们不能够只是宣称他们效忠这个国家，然后就要我们毫无条件地接受他们。”[11]
为达到以国家文化促进族群整合和国族建构的目标，1971年8月16日全国文化大会（National Cultural Congress）在马来亚大学召开，会议指出马来西亚文化将以“土著居民”的文化为基础，国家文化的三大原则是：（1）马来西亚国家文化必须以土著文化为核心；（2）其他文化中合适及恰当的项目可被接受为国家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必须符合第一项及第三项原则；（3）伊斯兰教是塑造国家文化的重要部分。[12]
国家文化的核心是马来文化和伊斯兰教，重点是以一元文化代表多元文化。“马来精英显然认为，如果其他族群可以认同马来文化，就不会有族群纠纷，这和后来马来人常提及的一种语文、一种文化、一种民族是一脉相承的。”[13]国家文化三大原则获得政府的首肯，之后官方经常引述，并以此为指导方针，推动促进马来文化的措施，如加强对马来文化的研究，支持马来文化活动，同时打压非马来人文化，尤其是文化表演，如华人的舞狮表演。从本质上看，“国家文化政策更加显示国家建构是明确朝向马来民族而不是马来西亚国族迈进。”[14](www.xing528.com)
总之，20世纪70年代初，在对“5 · 13”事件的反思中，马来西亚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原则和政策，旨在消除贫困、缩小族群经济差别、进行国家文化整合、打造国族，最终目标是重组社会、加强国家认同。这些政策都是围绕巩固马来人特权进行的，目的是提高马来人经济能力、加强马来人政治控制力、以马来文化建构国家文化。面对这样的气氛，非马来人感到空前压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人士郭洙镇感叹：“在阴沉沉的五一三暗云下，我们踏入了一个前途茫然的70年代。”[15]马来西亚随后的历史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确定的大政方针下曲折发展，直到20世纪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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